宋襄公之败——错误文化下在错误年代进行的一次错误称霸|周成王|宋国|宋襄公|齐国|齐桓公

一

公元前641年，齐桓公去世，天下群龙无首。齐国在齐桓公去世后，霸主地位不再，已走向没落；楚国刚刚崛起，强势介入中原事务，但却还未被中原诸侯认可。

齐桓公

在这个江湖权力真空期，宋国宋襄公敏感地意识到机会来了。既然天下诸侯无主，他何不趁机称霸，重振殷商雄风？宋襄公突然产生这种野心，并不是毫无来由。在齐桓公死后，在宋襄公强力主导之下，成功平定了齐国内乱，拥护齐孝公为齐国国君。一举安顿天下霸主之国的内乱，宋襄公的能力及宋国实力，都已让世人有目共睹，宋国的国际声望日渐隆厚。而这，就是宋襄公称霸天下最为重要的政治基础。所以，这一年宋襄公四处筹划举办“国际”大会，盛邀各国诸侯参与结盟，以定宋国盟主之位。

宋襄公

然而，在一次正式会盟之时，却出了点小小意外。

一个山东半岛的小国鄫国，看到宋襄公在策划会盟称霸，顿时觉着是救星要到了。弱小的鄫国，长期孤悬山东半岛，多年以来饱受东夷人欺压。上一代江湖霸主齐桓公在位时，就曾想替鄫国人出头，组织诸侯去打击东夷。但是由于齐国霸业衰落，诸侯国都不听命，齐桓公不得不在最后关头放弃了东征夷人的计划。此后不久，齐桓公就凄凉地饿死在床，齐国霸业陨落。鄫国，也就成了被中原诸侯遗忘的山东半岛“孤儿”，继续忍受着东夷人的肆意凌辱。

如今宋襄公宣称要继承齐桓公衣钵、称霸天下，鄫侯立刻就看到了得救的希望——鄫国人民的大救星终于到了！所以，一听说宋襄公要在曹国之南举行会盟，鄫国国君虽然没接到邀请函，却也兴致勃勃地往那赶，期待宋襄公能给鄫国主持公道。

可是，还没等到他赶到曹国，半路上就被人给截住了。

二

这可不因为是有人半路打劫，口吐抢劫秘诀“此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财”，劫持了鄫国国君。

鄫国国君此时出现，恰好触犯了宋襄公心中之恶。所以，宋襄公干脆让邾国人把鄫国国君给抓了起来！

俗话说，上门都是客。鄫国国君虽然没收到称霸大会的VIP会员卡，但人家主动前来捧场，鄫国和宋国又无冤无仇，再怎么也应该对人家稍微客气些。可是，宋襄公却丝毫不理待客之道，居然把客人当成了阶下囚——这过分了！

然而，凡事有果必有因。

宋襄公之所以要抓鄫国国君，却正是为了宋国的称霸大业。

一国想要称霸，就必须赢得各方势力的认同，让别人心甘情愿地叫“大哥”。而让别人甘愿称呼“大哥”的方法，却是多种多样。齐桓公称霸，是采取“胡萝卜+大棒”政策，不管服不服，先把他打服。宋襄公知道，要想称霸，宋国综合国力还是稍嫌不足，不能学齐桓公那个莽夫直接动粗。所以，宋襄公的策略就是，多方拉拢各方强大势力以为己用，借力打力，以实现“曲线”称霸。也就是说，宋襄公的称霸策略是，“求”着别人认同他的称霸。

东夷人，历史上与商人渊源深厚，实力强大，正是宋襄公重点拉拢对象。为了一个小小的鄫国，去得罪一个未来的强大盟友，这对宋襄公称霸是大大不利。齐桓公称霸，是依靠中原诸侯来打击戎狄异族；但宋襄公称霸，却是要依靠东夷人来助威！这种形势之下，鄫国国君还妄想宋襄公替鄫国出头、主持公道，真是太傻、太天真了。

宋襄公正发愁没机会与东夷人拉近关系，鄫国国君却偏偏上门来求他主持公道，这真是让宋襄公万分尴尬。万一隆重的国际大会进行过程中，鄫国国君开口要求打击东夷，宋襄公是该答应还是不答应？答应了，就得罪东夷人；不答应，又是胳膊肘往外扭，失去天下诸侯之心。

为避免尴尬，宋襄公干脆让邾国先把鄫国国君给抓起来了。

但盟会进行过程中，宋襄公突然间灵光一闪，想到了一条讨好东夷人的妙计！鄫国国君虽然是个尴尬事，但是也可以利用他来巧妙地化解这一尴尬。

宋国是殷商之后，有频繁祭祀的文化传统。宋襄公顺势宣布，要祭祀次睢的土地神。祭祀土地神，以殷商传统，祭品当然不能不丰厚。宋襄公所用的祭品，赫然就是送上门来的倒霉蛋——鄫国国君。

三

用人牲祭祀，是殷商一族上千年以来的传统，世界各国人民都必须得尊重，不得随意指手画脚。羞辱鄫国，就是向东夷人示好，又可献媚于神仙，这真是一举多得！

殷商是一个以神为本的神权统治时代，商王对每天发生的大小事务都需征询上帝和祖先神的意见，决定何去何从。《礼记·丧记》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神而后礼。”以此为基础，商人发展出残酷而复杂的祭祀文化，让天下人深受其害。商朝祭祀遗风，也传到了现代——现代人祭祖，杀鱼、杀鸡、杀鸭、杀猪都是必需的。

但问题在于，此时已是周人天下！

周人在周文王时，就大力变革这种疯狂杀牲的祭祀文化，推崇禴祭。“祭祀之盛，莫盛休德”，德行才是最好的祭品，祭祖有禴祭就已经足够了。实力上，周国是“西伯”；在外交上，周国又多是“以德服人”，深得人心；在祭祀时，姬昌却多用禴祭，少杀人，少杀牲。对比商王朝冷血而残酷的祭祀，周人的祭祀文化已出现了革命性突破。天下人对于西伯姬昌的“仁义”，好感度从此大大增加，民心慢慢地就向西北这偏远一隅倾斜了。（《商周文化比较研究o第四章商周文化比较研究》）

后来周人取商而代之，人们对周人祭祀文化心悦诚服，不得不承认“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实受其福”。三国经学家王弼解释说，“牛，祭之盛者也；禴，祭之薄者也。……祭祀之盛，莫盛休德。故沼沚之毛，蘋蘩之菜，可羞于鬼神；故‘黍稷非馨，明德惟馨’。是以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实受其福也。”

四

周人文化熏陶之下，听说宋襄公居然要用人祭祀，他的庶兄公子目夷就急坏了，立刻前往阻止：“……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谁飨之？……”

子目夷

宋国在周王国下生存了几百年，殷商公族之人也彻底转变观念，认为“民”才是“神”的主人，可见在周代，祭祀文化已发生彻底转变。在西方，直到15世纪末，都还处在黑暗中世纪时代。在那时，神权独尊，宗教势力笼罩欧洲大陆，主宰着百姓的生杀大权。两千多年前的中国，古人就已明确提出“民为神之主”的观点，否认神权独尊，这是让全体中国人都足以自豪的、人类文明史上的一次巨大进步！

传说在被囚羑里期间，姬昌潜心研究，撰写出了千古名著《易经》，正式提出了“天命无常”的“革命思想”，全面否定了商人“有命在天”、君权神授观念。天下人都被商人“有命在天”洗脑多年，思想上已经多年不敢反抗商人。现在周人创造出一个全新的理论，告诉大家，大家放心地跟着我们一块闹革命吧，商王室如此残暴，“老天”不会始终眷顾商人，到了某天“天命”一定会眷顾我们！所以，《易经》不但是周人特色祭祀、占卜理论集大成者，还是周人“革”商王朝“命”的指导思想，是周人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商周文化比较研究·第三章商周思想文化比较研究》王晖著）

革命思想

从“神权独尊”到“以民为本”，周人也不是一步“革命”到位，而是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从周文王到周成王之前，这时期主要是继承殷礼，提出了天命易变思想；第二阶段是从周成王到西周中期，这一时期周人制礼作乐，并形成了尊天、敬德、保民的天人合一观；第三阶段是从西周晚期到春秋战国，开始对天产生怀疑、质问，并形成轻神重民、以民为本的观念。（《商周文化比较研究·第三章商周思想文化比较研究》王晖著）

“革命”思想是在“革命”实践中产生，并逐步发展成系统化的理论；思想上升到理论层次后，才能更好地指导“革命”实践。

因此，如果说商代中国是神权独尊的“黑暗中世纪”，周代中国则已进入民神并重、以民为本的文明新时代。虽然，周人也认可神的存在，但周人对于神的态度却是“尊礼尚施，事鬼神而远之。”（《礼记·丧记》）

在“以民为本”的文化氛围中，还要强行复兴殷商的“神权独尊”——所以说，宋襄公是错误文化下在错误年代进行的一次错误争霸，失败当然是板上钉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