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55年,授衔仪式结束后,晚上7点整,周恩来总理在怀仁堂后面的草坪上举办了庆功酒会,刚刚荣获军衔勋章的元帅和将军们出席,他们穿着海蓝色的礼服,佩戴金色勋章,在夜幕下的灯光照射中,显得是那样光彩动人。周恩来致完祝酒词后,大家举杯同饮,心情愉悦,来回走动,互相祝贺。

刘少奇看到被授予中将军衔的徐立清,便喊了他的名字,示意让他到自己身边,徐立清兴高采烈地走来,刘少奇说道:“你本应该授上将军衔!”字里行间,表达着对徐立清的认可。那么徐立清有着怎样的功勋本应该授予上将军衔呢?他又为何最终被授予中将军衔呢?

星光熠熠,战功显赫

徐立清19岁的时候参加了红军,在三十二师做战士,刚入伍就遇到了第二次反“会剿”的斗争,红军战士虽然竭力反抗,但无奈兵力悬殊,只能执行战略转移。敌人攻入苏区,对共产党员、红军家属实施了惨无人道的迫害,红三十二师首长忍无可忍,派出游击队返回金寨地区执行战斗任务,徐立清身在其中。

面对敌强我弱、敌众我寡,这场战斗无疑是充满危险的,但是游击队采用声东击西的战术,使得敌人不得安宁,徐立清在战争中不畏牺牲,敢打敢拼,立下了汗马功劳。在短短12天内,游击队消灭了100多个敌人,除掉10多个恶霸乡绅,凯旋回归后,师长周维炯表扬徐立清和他的战友:“你们这些穷苦出身的小同志,为民除害,为三十二师争了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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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红四方面军成立,徐立清被任命为红四军第十一师政治部组织科科长,在接下来的一场场战斗中,他表现出色,多次获得上级首长的表扬。但是第四次反“围剿”失利后,红四方面军不得不离开鄂豫皖根据地,面对反动派30万大军的围追堵截,一路凶险,形势严峻。

在此危难关头,徐立清临危受命,带领100多名干部组成“先锋队”,与敌人展开昏天黑地的搏斗,最终以牺牲30人的代价,成功杀出一条血路,帮助大部队成功突围。经此一役,徐立清杰出的军事才能得到展现,之后在创建川陕根据地中,他屡立奇功。

在徐立清身上,作战勇敢、临危不惧、舍己救人的精神,表现得淋漓尽致。1934年2月,在粉碎敌人“六路围攻”的战役中,徐立清冒着炮火在指挥所指挥作战,这时一颗炮弹袭来,战友受伤,徐立清不顾个人安危,背着战友迅速奔向安全地带,为了保护战友的生命,他不惜用自己的身体挡住子弹,最终被炮火震得昏迷。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得知徐立清的英雄事迹,号召全军向他学习。

1936年10月,遵照中央指示,红四方面军派出2.18万人组成西路军,进入河西走廊,打通国际线路,徐立清任总部卫生部政治委员兼总医院政治委员。在一场场战斗中,不少战士受了重伤,当时药品极缺,徐立清便亲自上山采药,四处寻找纱布。

面临缺粮少衣、天寒地冻的恶劣条件,西路军的征战十分惨烈,徐立清率领第二支队的工作人员,向西线行进,吸引敌人,帮助作战部队摆脱困局。途中,队伍被打散了,徐立清被敌人包围,关押进监狱,他已经做好牺牲的准备,高喊“红军万岁”“共产党万岁”,这份坚强的信念,时刻彰显着一名伟大无产阶级战士的光辉。

抗日战争爆发后,徐立清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在与日军的战斗中,他指挥部队在曲周安儿寨袭击敌军侧背,夜袭宁晋大杨庄之敌,给日军致命的打击,敌人被打得狼狈不堪。此战击毙日军近千人,烧毁汽车多辆,缴获大量武器弹药。

1943年,中央军委决定加强陕甘宁边区的防御力量,毛主席在提到旅领导候选人时,点名徐立清:“徐立清是四方面军的干部,拥护党中央,反对张国焘,有政治思想,时经过长期考验的优秀干部,没有‘山头思想’,是新四旅政委的合适人选。”1944年2月,新四旅成立了,旅长是王近山,政委是徐立清,政治部主任是黄振堂,不久,毛主席便接待了他们。

1946年,蒋介石公然撕毁和平协定,向解放区发动进攻,次年3月,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成立,这时,国民党胡宗南部大举进攻陕甘宁边区,形势十分严峻,西北野战军参加了苦战七个昼夜的延安保卫战。

在攻打蟠龙镇的战役中,敌人南下迅速,逼近彭德怀的指挥所,徐立清为保证司令员的安全,亲自率领警卫连的战士,冒着敌人重重炮火,来到彭德怀身边。当彭德怀看到领队的人是徐立清,不由得大吃一惊,徐立清布置好兵力,掩护彭德怀离开,彭德怀说:“立清,我们一起走吧!”徐立清却坚持殿后。当彭德怀转移到安全地带,徐立清准备撤离时,指挥所遭到炮火袭击,徐立清差一点被炮弹击中。

胡宗南一七六旅装备精良,旅长李昆岗被誉为“四大金刚”之一,因此在起初的战斗中,我军进攻受阻,迟迟不能前进。关键时刻,徐立清向彭德怀献策,采取堑壕作业逼近敌工事,攻击部队编组轮番佯攻掩护,以消耗敌人的火力,彭德怀采纳建议,调整部署,果然奏效。此战,我军顺利拿下蟠龙镇东山、北山阵地,黄昏时发起总攻,“打进蟠龙镇,活捉李昆岗”的口号响彻云霄。

1949年4月,毛主席、朱德宣布进军全国的命令,5月20日,第六军军长罗元发、政委徐立清指挥部队攻破渭河防线,兵分三路进入西安城内,西安顺利解放;秋季,王震任司令员、徐立清任政委的第一兵团,7万余人浩浩荡荡行程3000公里,进驻新疆各地,新疆实现和平解放。

毛主席不要军衔,对徐立清震动很大

1955年2月8日,毛主席签发全国人大常委颁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宣布从1955年10月1日开始,实行军衔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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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否搞好这次评衔,事关军队的稳定和发展,因此这项工作,在罗荣桓的直接领导下进行,各方坚持毛主席“照顾方方面面,不搞山头主义,一碗水端平”的要求,对全军师级以上干部,自上而下,反复衡量,逐一研究,工作小组常常工作到深夜。

按照当时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的功勋,在初步制定的方案中,这这样的内容:毛泽东为大元帅;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为元帅;李先念、谭震林、邓子恢、张鼎丞为大将。但是毛主席看过这一个方案后,将自己的名字划掉了,表示将不参与军衔的评定,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见状,也纷纷表示不要军衔了。

中央领导人淡泊名利,不要军衔,这对于有资格授予上将军衔的徐立清影响很大,他再三思索,认为一个人不应该只考虑自己的待遇得失、名利地位,更应该立足人民,为人民多做贡献,于是暗暗下了决心,不要上将,选择中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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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徐立清给罗荣桓写了一份低授军衔的报告,并阐述了理由,罗荣桓不予理睬,几天后,徐立清看到自己的名字依然在上将的名单里,于是毫不犹疑地拿起笔划去,并在中将的名单中写下“徐立清”三个字。

罗荣桓亲自找到徐立清谈话,授衔的工作是中央军委决定的,而且正兵团职的干部一般都授予上将军衔,况且徐立清是做出巨大贡献的,但是这一理由未能改变徐立清的信念。在徐立清看来,要求低授衔是自己的遗愿,既然已经做了决定,就不能半途而废,于是再次给罗荣华寄去书信,信中写道:

此次授衔,我要求低授,这是因为我是主管授衔工作的副部长,更应该严格要求自己,为大家做出个好样子。要不然,我就不好去要求别人了。我出身于一个贫苦家庭,从小给地主家放牛,是党把我培养成一个革命军人,可我与党和人民的要求相比,所做出的成绩是微不足道的,授予我上将军衔,心里很不安。论德、才、资、功,授予中将我就已经感到十分荣耀了,再三恳求军委和总部领导能批准我的要求。

得知徐立清执意低授衔,彭德怀也来找他谈话,做他的思想工作。在徐立清之前,许光达曾找彭德怀,希望低授衔,由大将降为上将,彭德怀没有同意。在授衔的问题上,是由组织决定的,不是由个人决定的。徐立清虽然明白这一点,但始终没有改变自己的决定,为此,彭德怀又找了他两次,他依旧不为所动。

对于徐立清的为人,彭德怀是了解的,他向来言必行,行必果,毛主席知道后,也对徐立清淡泊名利的高尚品格表示认可,但即便如此,大家依旧没有同意他的请求。

后来这件事情反映到了周恩来那里,周恩来试图说服徐立清,没想到反而被徐立清说服了,周恩来同意了他的请求,决定授予其中将军衔。周恩来说:“主席说许光达是一面明镜,共产党人自身的明镜,我说徐立清也是一面明镜,是难得的一位好同志!”

1955年9月27日晚,授衔结束后的宴会上,徐立清端着酒杯,和其他将军一起举杯畅饮,高谈阔论,忽然听到刘少奇叫自己的名字,连忙走了过去,只听刘少奇说:“你本应该授上将军衔!”徐立清说:“您本该授元帅不是也没要嘛,您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

授衔工作在当时受到了全军的关注,有一个少将,认为自己的军衔低了,竟然闹起了情绪,哭起了鼻子,还说要将肩章挂到狗尾巴上,毛主席得知这种现象,风趣地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授衔时!”相比之下,向徐立清这样主动降衔的,实在很难得。

徐立清是一个好同志

1950年10月,徐立清刚满40岁,乌黑秀发,英俊潇洒,但是来到军委总部工作后,短短五年的时间,身体明显消瘦,头发也白了,他在工作中太过认真,好多次晕倒在岗位之上,从1955年下半年开始,便不得不住院接受治疗。

一时之间,徐立清不能亲自看文件,需要秘书代为朗读,他为自己有病而不能工作感到深深的不安,当赖传珠来医院看望他时,他诚恳地说:“请转告罗荣桓部长,我的身体很差,建议物色一位年轻的同志接替我的工作。”后来罗荣桓亲自前来看望徐立清,徐立清借此机会再次表达自己的想法,罗荣桓对徐立清主动“让位”的精神深感敬佩,但他再三劝解,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安心养病,而不是考虑工作。

1956年1月,在职干部出现了较大的缺额,于是开始大胆启用新人,但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了“提拔不当”“德不配位”的情况,徐立清是任免工作的直接领导,但他此刻在医院养病无法工作,对发生这样的事情自责不已,于是多次请求出院,均遭到医生的拒绝。徐立清又给中央军委写信,表示希望免去自己总干部部副部长职务,启用新人,中央军委开会讨论后,一致认为,徐立清的主张不予采纳。

1960年12月,徐立清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主持全军干部的选拔和培养。手握重权,但徐立清从不滥用职权,他在工作中始终坚持“大公无私、公道正派”的原则,对“拉帮结派、任人唯亲”的做法深恶痛绝。

在当年组建总干部部时,徐立清就从各个方面军、野战军中抽调骨干人员,而不是提携昔日下属,搞“小山头”主义,他认为只有这样,才有利于全军的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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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徐立清还十分重视年轻干部的培养,他常说,要想尽快适应建设现代化的军队,年轻干部和知识分子是必不可少的,这从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当时存在的“资历排辈”“论军龄”的陋习现象。在徐立清的正义领导下,一大批优秀的年轻干部得到成长,有的去了其他部队学习,有的出国深造。

徐立清以他谦逊、温和、平等待人的工作作风,影响着身边的每一个人,大家也都愿意接近他,无论是年轻的干部,还是有资历的干部,都愿意与他交心谈话。无论时间、地点、职务高低,只要有人来找,徐立清都会热情款待,有的时候因工作原因不在家,他便让秘书留下来做接待和记录。

徐立清坚持从实际出发,深入基层,了解全军干部的队伍情况,熟悉领导干部的优点、特长,所以在向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汇报工作时,他总是“张口就来”,根本不需要翻越笔记本,因此说徐立清是“活字典”一点都不为过。徐立清严于律己的工作作风得到了大家的广泛认可,也能真正做到知人善任,选择优良骨干。

1980年,对越边境战役之后,徐立清作为成都军区的政委,随同前线部队邹本珊师长下一线连队慰问战士,当时,徐立清血压高压200,低压100,在此情况下,随时都有发病的危险,但是他完全不顾个人安危,心心念念的是连队官兵和军队建设。

徐立清说:“邹师长,我们要多下去听听战士的意见和建议,万万不要插话,让基层官兵大胆地把真心话掏出来,我们才知道下面的难,也才知道在上面该怎么办。”

只有下到一线,才能发现实际存在的问题。譬如,有战士反映生活疾苦,伙食差,徐立清果断召开会议,加强部队生活管理,提高后勤保障,“伙食能当半个指导员”,生活条件改善后的战士们更加积极地投入到训练之中了。在此期间,徐立清还发现不少团职干部老龄化、待遇低,这是特殊的历史原因造成的,徐立清当即向中央军委汇报。后来,这些问题得以解决,每每谈到此事,老同志们纷纷表示:感谢党,感谢徐立清。

1983年1月6日,徐立清于北京病逝,享年73岁。在遗体告别仪式上,邓小平向徐立清的遗体深深三鞠躬,然后拉着党秀玉的手说:“立清是我的老部下、老战友,他是一个好同志!”

徐立清优良的工作作风也影响着他的家人。妻子党秀玉随他南征北战、出生入死,但他从未关心妻子的职务问题,而是立下规定:家里任何人不允许提个人待遇方面的问题。徐立清去世后,党秀玉退掉了自己的房子,还将公家给配的一辆小汽车交公。

徐立清以自己的高风亮节,赢得所有人的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