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初，一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部经济研究所工作的青年研究人员，在自己履历表中的个人自传里，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我学经济学算得是一件很偶然的事，一般青年都以读实科为有前途，但是我自念对数理兴趣不大，考实科有点怯，其他文科吧，那是“天才”的事，政治一向不感兴趣。想到父亲说过，华侨在海外的商业是经不起打击的。那么就去学经济吧。另外又添杂一点学者的念头。这点似受中国国文教师的影响。入学后，念经济的新生凡百多人，后来才听说有些目的在“混过四年大学”的同学，认为学经济轻松易过，所以选读经济。这倒有点使人惶然。以后养成一种心理，逢着人问我学什么时，只好含糊回答，似乎读经济是低能的人。

就是这一位既觉得自己没有足够的天才去读“文科” （这里指是的文史），又羞于承认自己读经济学的青年，后来成为了一位脚踏这两个学科边缘的中国经济史的专家。这位青年，就是中山大学明清经济史研究室的创建人汤明檖教授。当他写下段话的时候，大概还不会很清楚地自觉到，他的这种想法，铺开了自己后来的人生道路。这段自白，观照出一个学者的生命与灵魂，时代与环境的险恶多变，只是使得这条道路变得崎岖难行罢了。

（一）

汤明檖教授，1926年1月21日出生在越南堤岸一个华侨商人的家庭。他的父亲是广东新会人，本世纪初从家乡到越南堤岸，在一家经营谷米的企业打工，后来成为一家米号的经理，继而自设米号。1931年，他的父亲因为经营生意失败，加上健康不良，举家迁回广州。汤明檖1932年进入广州的岭南小学就读。小学毕业后，他回到越南，在一间法文学校和堤岸中山中学修读了一年。1939年西贡岭南分校开办，他成为西贡岭南分校的首届学生。1941年，由于日军征用西贡岭南分校的校舍，他转入香港岭南中学读高中，后再返回堤岸完成了中学的学业。1946年，他进入广州的岭南大学经济系，至1950年毕业。这一段从小学到大学都在“岭南”接受教育的经历，使汤明檖教授与岭南大学结下了终身的缘份。

创办于19世纪末的岭南大学，是美国传教士在南中国建立一套立足本土的近代教育体系的典范，她不仅仅是一间大学，实际上是一个从幼稚院、小学、中学到大学的学校系统。作为一间以基督精神治校的西式学校，岭南大学实施西方式教育，使学生得到西方文化熏陶；但是作为一间后来主要由中国人管理的学校，岭南大学没有简单照搬西方学校的机制，而是一直努力将西方教育移植到中国的土壤上，创造出一个能够适应中国社会的近代教育体系。这一特色造就了岭南大学的主要业绩和精神。就是这样一种精神的熏陶，把从小一直在岭南教育下成长起来的汤明檖，培养成为一位既扎根于中国文化沃土，又以开放的心态去接受西方文化，努力把西方学术文化与中国传统学术结合起来，推动中国学术现代化的教学。

汤明檖从岭南小学到岭南大学就学的期间，正值内乱外祸、战乱频繁的时代，在这样的环境下仍然能够受到良好的系统的教育，可以说是岭南学子的幸运。作为一个普通的学生，汤明檖在岭南大学读书时的情形，当然不会留下多少文字记录，但他在大学期间，深得两位著名教授的赏识，在当时的岭南大学为人所共知，至今仍常为岭南旧人所津津乐道。这两位教授，一个是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奠基人之一，以研究明代一条鞭法闻名海内外的梁方仲教授，另一位是被誉为“岭南才女”的冼玉清教授。两位教授的学问和风范，对汤明檖的人生道路影响至深。

1950年，汤明檖从岭南大学经济系毕业，时任岭南大学经济系主任的梁方仲教授，把他介绍到广州的“中国国际经济研究所”工作。之后，汤明檖先后在香港、北京和上海的不同部门担任职员和教员，从事经济资料的收集整理和经济学的教学。几年间频繁地转换了多个单位，看来这些工作对他来说并不合适。

幸运的是，汤明檖毕业以后，梁方仲教授仍一直关注着这位学生。1956年，随着一连串的政治运动的暂时平息，中共中央发生出《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强调要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的力量，提出要改善知识分子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当时的中山大学很快就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贯彻这一指示，其中一条就是为著名的专家学者配备助手。在1953年院系调整之后由岭南大学经济系转到了中山大学历史系的梁方仲教授，在挑选助手的时候，很自然想到了自己所赏识的学生汤明檖。于是梁方仲教授把在上海工作的汤明檖召回广州，在中山大学历史系担任自己的助手。回到了梁方仲教授身边，对于一向对政治不感兴趣，很早存有做学者之念的汤明檖来说，无疑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位置。从此，他开始了跟随梁方仲教授从事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学术生涯。

梁方仲与助手汤明檖

（二）

1950年代中期的中国历史学界，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批判运动之后，已经确立了一种带有强烈政治色彩的研究规范的正统地位。一生深信政治只能解决一时的问题，只有学术才有永久生命的梁方仲教授，虽然很早就为运用西方社会科学方法开创中国的现代史学努力探索，但在学术越来越政治化的大潮下，他没有随波逐流，而是一头埋进了编辑《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的研究中。回到梁方仲教授身边担任专职助手的汤明檖，在中山大学最初几年，也全力投入了协助梁方仲教授编辑《统计》的工作，从这里开始了他的中国经济史研究。

历来从事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学者，都对由于传统历史文献缺乏具有比较确定性的经济资料造成的研究困难有着切肤之感。把历代具有比较完备和系统记载的户口、田地和田赋数字收集起来，用近代方法加以整理研究，是中国经济史研究立足本土而又迈向科学化的一项基础性的工作。早在1935年，梁方仲教授在从事明代田赋史研究的时候，已经编成了《明代户口、田地及田赋统计》，《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开始编纂的。这部后来被誉为建国以后中国历史学界最重要的研究成果之一的巨著，从1956年开始编著，1962年完成书稿，到1980年重新整理出版，汤明檖都参与了编纂的全过程。他在梁方仲教授的指导下，出入于图书馆，埋首于浩瀚典籍，仅靠一只算盘，从分散凌乱的资料中，搜剔抄录，排比校勘，统计分析，编制成为表格，把分散在传统典籍中的数字整理得整整有条，使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数字，以及相关制度和社会经济状况一目了然呈现在人们面前。这是梁方仲教授一生最重要的学术成就之一，其中渗透着汤明檖教授的大量心血。后人或者会在这部著作中找到一些数据的舛误，但正是这些舛误，令我们想象出，在没有复印设备，全靠人工抄录；没有计算机，只靠算盘；甚至没有经费到外地核对早期手抄笔记资料的条件下，汤明檖付出的努力是多么巨大。

担任梁方仲教授的专职助手和在梁方仲教授身边协助编撰这部《统计》，使汤明檖不但得以在学问上直接亲聆梁方仲教授的教诲，也有机会阅读了大量的正史、专史、政书、地方志、文集、笔记、考古报告以及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使他形成了对中国古代经济史的一种具有通识的见解，从而为他后来独立从事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当时，中国的历史学界配合着种种政治运动，掀起了一阵阵热闹的声浪，但梁方仲教授认定，只有坐在冷板凳上做出来的严谨扎实的研究成果，才有长久的生命力。作为梁方仲教授的学生和助手的汤明檖亦深受老师的影响，专心协助梁方仲教授编撰《统计》。

1955年初，在由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引起的关于《红楼梦》的讨论之中，邓拓发表了《论<红楼梦>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意义》一文（《人民日报》1955年1月9日），重新引起了对在三四十年代已经被一些历史家提出过的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大讨论。由于在这场讨论中表现出来的一些以教条主义的夸夸其谈取代严谨的实证分析的学风，与梁方仲教授一贯提倡的学术风格相左，所以，尽管梁方仲教授是明代经济史的权威学者，但他对这场讨论始终保持着当时少有的冷静。

然而，作为一位长期以15世纪以后中国社会经济的转变为研究对象的学者，梁方仲教授一直十分关注着这场讨论。1956年，邓拓发表《从万历到乾隆——关于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一个论证》一文（《历史研究》 1956年第10期），邓拓的这篇文章，以在北京西山门头沟矿发现的一百多件乾隆末年以前的契约、帐单、家谱等文书为依据，讨论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清代中期以前北方地区的煤矿生产中发展的情况。这篇论文，一方面由于是“根据实地调查所搜集的大批契约文书等等第一手资料，再与史籍互相印证，进行分析，作出结论”，在当时的讨论中实属上佳之作；但另一方面，这篇论文在研究方法上仍不能摆脱当时弥漫在学界的那种欠缺严谨的风气，典型地反映出了当时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研究中存在的一些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因此，这篇论文的发表马上引起了梁方仲教授和他的学生的重视。在梁方仲教授的指导下，汤明檖和当时跟随梁先生学习明清经济史的李龙潜、张维熊一起，用了一段较长的时间对这篇论文进行了认真的钻研，对邓拓文章所用的材料进行仔细的研究分析，同时查核了一些相关文献，在此基础上，他们撰写了《对邓拓同志<从万历到乾隆>一文的商榷和补充——并试论处理和运用实地调查材料的方法》一文，发表在《历史研究》1958年第一期。

在五六十年代资本主义萌芽研究的众多讨论中，这是别具匠意的一篇文章。当时讨论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文章，大多纠缠在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的定义以及发生的时间、雇佣劳动的性质、所谓原始积累的意义之类争辩，虽然也从大量的野史笔记方志中挖掘出不少重要的资料，但这些只言片语的资料，常常只是被套入一些抽象的概念中加以随意解释的佐料。和这些讨论不同，汤明檖等人的这篇文章，在首先肯定了邓拓先生把史籍研究和实地调查相结合的方法代表了一种新的方向的同时，指出了邓拓先生的研究存在一些严重的弊病，从而提出了他们对于资本主义萌芽研究的一些基本的方法和研究规范的主张。这些主张主要包括：

第一，必须重视王朝的基本的典籍。研究具体的社会经济现象，不可以忽视政府和民间经济组织的关系，不可以忽视国家制度和政治政策的影响；

第二，研究历史上的经济问题，必须经过周密地对比全部材料，找出他们的规律性，搞清楚一些概念本来的意义，弄清具体的经济关系的真相；

第三，对于文献资料，必须弄清原文的意义，尤其是对于文书中所用的名词术语，必须多方钻研，以求得其正确的解释。

这些主张看起来不过是很显浅的道理，但恰恰是多年来资本主义萌芽研究所欠缺的。汤明檖等人当年在梁方仲教授指导下写成的这一论文，表达了一种实证的分析性的研究取向。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在后来越来越步入歧途，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许多研究者舍弃了这种取向、违背了一些基本的学术规范的结果。而汤明檖等人在当时发表的这一论文，反映了梁方仲教授和他的学生们在资本主义萌芽研究中的学术主张，这种主张在当时虽然似乎是一种不和谐的声音，但在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学术史上，留下了一种对学术规范的执着。如果当时的政治的学术环境，能够给梁方仲教授和他的学生提供更好的条件，让这种研究的取向能够进一步贯彻在他们所从事的研究中，相信一定会有更多的成果。

在这篇文章发表以后不久，随着政治环境的变化，学术风气也越来越恶化。一阵阵有形和无形的压力，使得梁方仲教授和汤明檖等人难以自主地从事正常的学术研究。和同代人一样，当汤明檖教授迈入正可以在学术研究领域施展才华的壮年时代，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耗费了他们的时间和精神，压抑了他们的学术创造力。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在自己本人也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汤明檖被作为有特务嫌疑的人列入了被审查的对象之列。在学校停课，下放“五七干校”的情况下，所有的学术活动都停下来了。这位一直存有一点做学者的念头的人，在刚迈进学者门槛的时候，却一度失去了做学者的权利！

然而，汤明檖并没有从此放弃了对学术的追求。当大学恢复招生，教师们从干校返回校园之后，虽然大学的教学和研究秩序仍然处于很不正常的状态，但至少可以有一点时间回到书桌了。这时的汤明檖坚信中国终归还是需要学术的，相信只有扎实的学问才是学者安身立命之本。1975年初，当时正是“评法批儒”一类伪史学泛滥的年代，汤明檖就多次告诫本文作者之一说，中国最终还是需要学术的，只有多读书，才是求学的正途。在这个时期，他没有参与当时史学界喧嚣的种种讨论，在被大批判、政治学习、“开门办学”、体力劳动等等耗费了大量时间的空隙中，埋首点读《明史》《宋史》等基本史藉。这个时期的汤明檖，没有什么“研究成果”，却在一点点地加深着自己做学者的功底。

（三）

“文化大革命”结束，为中国的学术带来了一个新的春天，也为知识分子带来了新的希望。这时已经过了知天命之年的汤明檖，似乎也更清楚地领悟到了自己的学术使命。当史学界热衷在所谓拨乱反正的“翻案史学”的时候，汤明檖把继承和发扬梁方仲先生倡导的学术研究道路和学风作为自己的使命。他恢复了由梁方仲教授开设的中国经济史专门课，招收明清经济史研究生，传授梁方仲教授的学术思想、治学方法和优良学风，撰文介绍梁方仲教授的学术成就，重新整理校对在“文革”前已经排出校样的《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的书稿，整理梁方仲教授遗稿发表，召回梁方仲教授的学生，编辑出版《梁方仲教授经济史论文集》。总之，把梁方仲教授所开创的学术传统继承下去并发扬光大，成为汤明檖在学术上最大的愿望，他为履行这个使命竭尽心力。

与此同时，汤明檖也开始整理自己在“文革”前的研究成果，出版了《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一书，发表了《从户籍看中国封建制下的小农》、《元代田制户籍赋役略论》等论文。这些论著虽然基本上是以他在60年代从事中国经济史教学和研究的心得为基础的成果，但其中包含了许多在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具有创新性的见解。因而一发表，即得到中国经济史学界同行的好评。

1982年由中州书画社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是汤明檖以60年代在中山大学讲授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讲义为基础编著的，该书早在正式出版之前，已经被一些大专院校选定作为中国经济史的教材。这部著作综述了从先秦到南北朝时期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全貌和各个时期的基本经济问题，着重说明了中国封建制度的建立和发展的过程。这本写成于60年代的著作，虽必不可免地使用的是当时通行的语言和视角，但作者对所讨论的问题，不但充分吸收了当时的研究成果，而且力图对一些当时讨论的重大问题提出自己独到的理解。例如，该书一方面承认战国时期封建经济制度已经确立，但同时又把公元2—6世纪社会经济关系的变化理解为封建化的过程，农民对封建主的封建依附关系是在汉魏以后逐渐形成和深化的。又如对于西晋的占田课田制，他认为占田制的目的在于“驱民归农”，使农民重新附着于土地之上；而课田制则一方面含有课税的意义，同时含有课督耕作的用意，具有迫使农民非耕种一定数量土地不可的作用。占田课田制和户调式是一整套互相联系的土地赋税制度。这种从封建王朝的户籍、土地、赋税制度的内在联系，揭示这套制度对于确立封建统治秩序意义的观点，在汤明檖后来发表的《从户籍制度看中国封建制下的小农》一文得到进一步阐发。该书出版后，获得学界的好评，获广东省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

《从户籍制度看中国封建制下的小农》一文发表在1982年。这篇论文虽然比较简略，但提出几个论题，都是当时史学界没有给予足够重视，但对于研究传统中国社会经济关系有极为重要意义的问题。他在该文指出，历代王朝推行的户籍制度对当时的社会经济结构有着巨大的影响，这种户籍稳固了地方基层组织的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把编户束缚在一定区域的土地上，以便于王朝征兵、征税和征发役。他同时还特别强调要重视户籍制度与封建等级身份制的关系，不能离开赋税制度来谈土地占有关系。宋以后户籍土地赋税之间关系的变化是当时社会经济变动的反映。在他看来，户籍的束缚和土地占有、赋役征发之间的关系，是历代封建秩序的基础，对这些制度及其关系做过细的研究，是探明中国传统社会经济构的必要的步骤。这些观点，很明显受到了梁方仲的学术观点的影响，是汤明檖多年跟随梁方仲教授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的心得。

当时，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气候下，中国经济史研究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但是，无论是研究的课题上，还是在研究的方法都面临着开拓和创新的迫切需要。汤明檖教授清醒地意识到，虽然课题要拓展，方法要创新，当时最重要的是恢复和发扬在50年代以前中国经济史研究的优良学风，把已经被破坏了的学术规范重新建立起来。因此，他没有卷入到当时种种时髦的研究课题的讨论，而是把更多的精力放到经济史学科建设的基础性工作上面。他除了上面提到的整理出版梁方仲教授遗作，重建中国经济史课程等工作以外，还积极参加了由陈绍闻教授主编的《中国古代经济文选》的选编审定工作，后来他又接受了武汉大学彭雨新教授的邀请，与彭雨新教授合作主持国家教委指定教材《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的编写（本书由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

他积极参与了中国经济史学科发展规划的制定和中国经济史学会的创建工作，在中国经济史学会成立时，他被选为理事并兼任古代经济史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他以自己的威望，把梁方仲教授的一些学生和其他在广东的从事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学者凝聚在一起，成立了广东明清经济史研究会，并担任会长，同时又在中山大学组建了明清经济史研究室。在国家设立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以后，他又出面主持了第一批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项目之一的“明清广东社会经济形态研究”。在他的带领下，广东的中国经济研究继承了梁方仲教授开创的传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成为在国内外都有相当影响的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科的研究重镇之一。在中国经济史学建设和发展的事业上，汤明檖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四）

1983年6月—1984年6月，汤明檖教授应法国巴黎第七大学邀请，到该校担任东亚语言文化学系的客座教授，主讲“中国文史专题”和“十至十七世纪中国经济史”两门课程，并参加指导一名博士研究生的博士论文《郑芝龙研究》的写作。在法国期间，他还应荷兰莱顿汉学研究院的邀请，到荷兰做了短期访问和学术交流。在欧洲讲学期间，汤明檖教授除了以自己渊博的学识赢得了法国同行的好评之以外，还与欧洲的汉学家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和交流。

法国，是西方汉学研究的重镇，而法国的史学，更由于年鉴学派的成就，长期以来领导着世界历史学发展的潮流。在法国的一年，汤明檖与法国著名汉学家的密切接触，使他直接了解到了西方学术发展的最新趋势。这对于一位对世界具有开放心态，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而与世界学术隔绝了30年的中国学者来说，其冲击之强烈是不难想见的。

从法国回到中山大学之后，汤明檖对中国经济史研究与世界学术发展已经严重脱节的状况感触极深。这种感触令他后来的学术追求发生了一些重大的变化。

本来，他的《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一书只出版了南北朝以前的部分，隋唐以后的部分，“文革”前也已经写出了初稿。虽然“文革”中唐宋部分的稿子散失无存，但他仍然打算在一两年内补写出来。但从法国回来以后，他痛感自己原来的体例和内容已经不适应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最新发展。他不只一次对我们说，如果不能像谢和耐的《中国文化史》那样去写中国经济史，那还不如不写。但是要写出那样的经济通史，我们还需要在许多领域做深入的具体的研究。因此他暂时搁置了《中国古代经济史》（下册）的写作。对于原来和武汉大学彭雨新教授合作主持编写的《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教材（原来商定汤明檖主持编写宋代至清代分册），由于属于教委指定编写的教材，他虽然明白这是一项非完成不可的任务，但他也多次向参与教材编写的人员表达了他的意见，觉得目前的研究水平还不具备编好这一教材条件，只能就目前的能力先把教材编写出来。

在这同时，他积极支持和鼓励他的学生在经济史研究中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加强与海外学术界的交流和合作。在他的支持和鼓励下，中山大学明清经济史研究室与美国、日本、香港、英国等地的学者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在汤明檖教授去世后，美国耶鲁大学人类学东亚研究委员会主席萧凤霞教授在唁函中深情地回顾了汤明檖对促进这种合作作出的贡献。她写道：

80年代在学术上是令人振奋的十年。不管是中国还是西方，学术研究的结构和思想都有了空前的变化。当时汤教授正从法国归来，我们谈话的主题，正是欧洲史学和人类学研究的新方向。我们的学术思想交融之时，正值学术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当时全世界的历史学已经历了从重视政治史到重视经济史和社会史的转变过程，文化的意义在历史运动中的角色日益受到重视；与此同时，人类学也摆脱了共时性的结构主义和功能主义的分析模式，转而关心在日常生活中不断重现的文化意义，这种新的研究规范的核心，在于历史感。

汤教授、科大卫博士和我接受的都是社会科学的训练，但人文学科的最新趋势仍自然而然地成为我们讨论的核心。我最感激的是，汤教授让我们了解到，对中国历史的实证性研究中跨学科的趋势，可以如何为新的学术领域作出贡献。他对陈寅恪教授工作的深刻理解，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陈寅恪教授在很久以前提出的思想，时至今日，仍然对我们产生学术上的冲击。

最重要的是，汤教授的学术活动，表达了一种将中国和西方学术传统的精华融合为一种新的综合的坚定信念。只有以一种开放的心态去理解和欣赏‘他人’，才会有真诚的、积极的批评，他信守这一学术原则，孜孜不倦地将国际学术界充满活力的思想介绍给中国，从而也使中国以本着自身的立场把自己介绍给世界。

受西方史学发展多学科化趋势的影响，汤明檖在晚年对经济史研究发展方向的认识有更进一步深化。他越来越明确的意识到，写经济史，需要从整体性来把握一个时代。他过去也十分强调在经济史研究中不能脱离当时的政治和社会环境去解释经济现象，晚年的时候，他更强调必须重视经济活动的文化背景和文化意义，他曾向他的学生表示，他希望把自己的兴趣更多地转到文化的研究上。他晚年关于经济史研究的主要主张，除了在平时的谈话中有很多发挥之外，在他为李龙潜《明清经济史》和陈春声《市场经济与社会变迁》两书所写的序言中精炼扼要地表述了出来。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他鼓励和支持他的学生与海外的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合作，在一些小的社区开展田野研究，努力探求建立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整体性历史理解的新途径。但他同时也一再提醒，在探索这种研究途径的时候，历史学者切不可忽视对王朝典章制度的了解，不可以忽视对基本的史籍的研读，对基层社会经济关系的研究，应该结合国家典章制度和具体的政治运作才可以得到真切的把握。田野调查，既是我们发掘新材料的途径，更重要的是通过田野经验获得从文献中解读历史和社会的能力。在他的支持和指导下，中山大学历史系的明清经济史研究室在80年代中期以后，在和海外学者和人类学者合作和对话方面取得了初步的成果。

（五）

在中山大学和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界，汤明檖素以严谨治学著称。他不但继承了梁方仲教授的学术思想，更继承了梁方仲教授的优良学风。在他点读过的史籍中，留下了许多批注，其中有印证其他史籍互校，也用同书的不同部分进行互校，可见他研读史籍之认真。他对历史上有争议的种种问题，从不妄置臧否，而是努力去探明有关的范畴、概念、术语的真正涵义，以及相关的历史真相。他主张经济史研究要发掘新材料，拓宽视野，用新方法去研究新课题，但这些研究，必须建立在扎实的文献考释功力基础之上。他把梁方仲教授的学风概括为“严谨、求实、探微、创新”，他推崇梁方仲教授“小题大做”的研究风格。他不但自己身体力行，而且言传身教，为他的学生和同事作出了表率，为中山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研究继承和发扬由老一辈史学家开创的良好学风作出了贡献。

正如与他共事多年的姜伯勤教授所说：

七十年代末，历史系古代史研究面临着八大教授相继去世的严峻局 面。汤老师承前启后，他的严格的治学精神，遂成为我们中间保持前辈优良学风的一个象征。从而帮助我们这支研究中国古代史的队伍，越过了一个最为艰难的时期。

汤明檖对学生和同事都极为谦和宽容，但是他严谨治学的风范和他对学术规范的固执，对于他的学生和同事来说，就像无形的尺规，“能否过得了汤老师那一关”，成为他的学生心中的一个准绳。虽然他从来不为难学生，但他以自己的坐言起行，令学生领悟到学术规范的威严。

他对学生的培养，注重因材施教，既根据各个学生的长处，鼓励他们从事不同风格、不同课题的研究，又能够针对各个学生的缺陷，帮助他们避免或改善，使学生能够扬长避短，在学术研究上走上正途。

作为从小就和岭南大学、中山大学结下不解之缘的汤明檖，对这两所大学怀有深深的情怀。他与岭南大学的校友保持紧密的联系，总是希望岭南大学的优良传统能够在中山大学得到发扬。在1991年退休去加拿大探亲以后，他仍然依恋着中山大学的学术环境，一再表示，一旦困扰在身的疾病得到有效治疗之后，就会回中山大学继续自己的学术生涯。可惜他的这些愿望没有能够实现，正当他准备做完二次心脏手术后就回国的时候，无情的病魔却在1992年11月21日过早地夺去了他的生命。一年之后，他的家人把他的骨灰专程送回广州安葬，完成了他临终前希望长眠岭南的遗愿。

汤明檖为我们留下最重要的遗产，是他作为一个学者的人格力量。他光明磊落，正直真诚，尊师重道，敬业尽职，谦虚谨慎，胸怀若谷，无论对人还是对世界都具有一种开放的心态，他信守原则，但又总是表现出一种正直的宽容。他一生朴实淡雅，品味高尚，不与时逐，不为己谋。作为他的学生，我们几个清楚地记得，他为自己而向我们提出过的唯一的，也是最后的一次要求，就是希望在病愈回国后，能够“分配”一些工作给他。呜呼！恨天公无眼，生者之志未竟，幸人间有情，逝者长已矣，而后来者不息！

1989年，汤明檖教授曾专门用宣纸抄录了苏东坡《红梅》诗，用镜框镶起，挂在客厅。特意选择这首诗，似乎是因为这些诗句引起了他的共鸣，表达了一个即将退休的学者回首前尘时的内心感受。在这里，我们特以此诗来结束本文，也许可以作为汤明檖教授一生心路历程的一个写照，亦借以表达我们对老师的深深的追思——

怕愁贪睡独开迟，自恐冰容不入时，

故作小红桃杏色，尚余孤瘦雪霜姿。

寒心未肯随春态，酒晕无端上玉肌。

诗老不知梅格在，更看绿叶与青枝。

（收入《汤明檖文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06—3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