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无尤：“诗无达诂”不是好话|儒家|春秋繁露|王夫之|董仲舒|诗经|诗词

作者：与无尤

“诗无达诂”似乎成了某些人对诗词不求甚解的万能挡箭牌，表面看这句话挺有学问，但实际上这并不是一句好话。所谓诗无达诂，说白了就是没底线、没原则、没标准，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如果人人都以这样的态度对待诗词，那不就乱套了吗。

“诗无达诂”这句话出自董仲舒的《春秋繁露》第五卷《精华》。“达诂”的意思通达古义，也就是确切的训诂或解释。相应的，“诗无达诂”的意思是无法确切地解释《诗经》的含义，这里的“诗”是特指《诗经》的。

要想搞清楚诗无达诂的真正含义，首先要搞清楚《春秋繁露》是一本什么书。《春秋繁露》是董仲舒对《春秋公羊传》中的大一统思想的进一步形而上，是董仲舒为封建皇帝的集权统治设计的理论依据，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君权神授”、“天人合一”、“三纲五常”三套思想。董仲舒通过《春秋繁露》对以孔子和孟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进行了大规模地扭曲和改造，让儒家思想带有了强烈的宗教色彩，“儒教”的说法就源于董仲舒的这套思想。在董仲舒的理论中，天相当于儒教的教主，皇帝相当于基督教中的耶稣这么个角色，皇帝是天的代言人，皇帝的统治权是上天授予的，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从此以后，皇帝就被称为“天子”了。诗无达诂就是为这套理论服务的。

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认为《诗经》是很早以前的作品，现在的人们无法通达《诗经》的真正含义，所以只能通过读者的需要去解读《诗经》，其实说白了，就是你需要《诗经》中的诗具有什么样的含义就解释成什么样。董仲舒等于是把《诗经》彻头彻尾地政治工具化了。所以董仲舒的诗无达诂最开始是受到学者们的强烈批判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后来部分学者开始赞同并继承董仲舒的说法，并把诗无达诂漫延到了所有诗词，如王夫之在《姜斋诗话·诗译》中说的“作者用一致之思，读者各以其情而自得”，谭献在《复堂词话》中说的“所谓作者未必然,读者何必不然”都是诗无达诂精神的继承。

由于读者个人的文化水平不同，人生经历及当时的心境不同，对诗词作品的解读必定是不一样的，也就是“一千个读者心中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我们也没有必要要求大家必须遵守某一个标准答案。其实“泛化误解”也是一种创作，是对诗词作品含义的再丰富。但是，作者在创作一首诗词作品时，必定是有一个明确的初始主旨思想的，是有一个明确的初始情感述求的，无论读者的解读怎样变化多端，都必须基于作者的初始主旨思想来展开，而不能够漫无边际地胡言乱语，也就是说，读者可以结合自己的实际需要去解读诗词，但决不能没有原则、没有底线。比如岳飞的《满江红》，大家都知道这是一首充满了正气的激情昂扬的爱国词作，但如果你非要说因为词中有“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这样的句子，所以岳飞是一个吃人肉喝人血的恶魔，非要说这首词太残暴，应该被禁止，说你这是诗无达诂，那你的解读就超越底线了，就是错误的，因为任何人都知道那两句话只是一种仇恨的表达，是爱国情绪的表达，而不代表残暴。

姑且不论对错，至少王夫之、谭献那些古人，他们说诗无达诂是有自己的理论思想的，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但今天很多人说诗无达诂其实就是把这句话当成了一块挡箭牌，甚至当做了一块遮羞布，因为他们是真的读不懂诗词，又不愿意下功夫去研究，只能用诗无达诂来掩盖自己的无知和懒惰，这是很不可取的。

正确的做法是：大家在解读诗词时，首先要搞清楚作者初始的思想情感述求，虽然这很困难，但结合作者的人生经历、创作背景、价值观等因素，是可以最大限度地靠近作者的初始述求的，所以才需要“研究”诗词嘛。在这个大前提下，再结合自己的需要灵活解读。在解读诗词时，最好把“诗无达诂”这句话忘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