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鞍华的电影《黄金时代》中有一段萧红的自述：“我不能选择怎么生，怎么死，但我能决定怎么爱，怎么活。”

上世纪三十年代，萧红是中国文坛耀眼的新星。作为与张爱玲、丁玲齐名的才女，更是鲁迅先生最看重的女作家，她年少成名，写出了《生死场》、《呼兰河传》等脍炙人口的佳作。

然而，这样一位杰出女性，却一生穷困潦倒，最终客死他乡。

或许萧红的结局是凄苦的，可她的人生却绚烂无比。

她无法改变自己的出身和时代，但穷尽一生都在追寻爱与自由。

她自黑暗中挣扎而出，却从未哀叹个人命运，而是用那力透纸背的文字为尚在黑暗中的底层女性带来一束光。

让我们拨开时代的雾霭，去了解这位“三十年代文学洛神”。

萧红幼年丧母，父亲霸道专断，唯有祖父将她视若珍宝。

她的童年是和祖父在花园里度过的，祖孙二人一起铲地、拔草、捉蝴蝶……无论她提出多幼稚的问题，祖父都会耐心回答。玩累了，她就找一块阴凉地方，用祖父的草帽遮在脸上睡觉。

哈尔滨的萧红故居

12岁那年，父亲给她订下亲事。对方是一位汪姓少爷，祖上做过大官，在当地颇有名望。

年幼的她对婚姻没有概念，只是埋头读书，终于考入哈尔滨东省特别区区立第一女子中学，父亲不让她读，她就以绝食、出家相逼，父亲碍于面子，只好妥协。

萧红来到向往的中学，她写作、绘画、借阅书籍，内心充盈又自在。

萧红就读的哈尔滨东省特别区区立第一女子中学

十九岁时，祖父离世带走了她对家里最后一丝温情。随后，汪家送来聘礼要订婚，可汪恩甲吸食鸦片，是出名的纨绔子弟，萧红对其全无好感。

此时，表哥陆哲舜对她倾慕已久，鼓励她与自己前往北平读书。萧红渴望读书，对哈尔滨东省特别区区立第一女子中学也有好感，便与表哥前往北平。

父亲一怒之下与她断绝关系，陆家也以断掉生活费为由向二人施压。

京城米贵，居之不易。没多久，陆哲舜因为生活拮据向家里低头，萧红只好回到哈尔滨，弟弟劝她和父亲认错，她却说：

“那样的家我是不可能回去的，我不愿接受和我站在两极端父亲的豢养。”

走投无路的萧红只好去找前未婚夫汪恩甲，几经漂泊，这个曾经不顾一切逃离的男人成了她活下去的唯一希望。

他们在哈尔滨道外的东兴顺旅馆同居，七个月后，汪恩甲不知所踪，只给她留下了600元的巨额债务和腹中胎儿。

萧红被旅馆老板关在一间阴冷的杂物间，为求生路，她写信向《国际协报》求助。作家萧军给她送来些书刊，那天，他们聊了很久。她从自己的身世，讲到两度所托非人，再到如今被困旅馆。

萧军为她的悲苦命运而唏嘘，也为她的坚强不屈而感动，对她一见钟情。

萧军（中）和萧红（右）

正如萧军在《烛心》中所写：“我们进展得太迅速了，如风驰电掣般，由相识到相爱仅是两个夜间的过程罢了。”

然而萧军面对巨额债务有心无力，一筹莫展时，松花江爆发特大洪水，旅馆老板收拾东西逃了，萧红趁乱搭上一艘救生船，辗转与萧军会合。

获救不久，萧红诞下一名女婴。当时的她根本没有心力养育一个孩子，只好送人，自己和萧军离开。

和萧军同居后的萧红依然过着食不果腹的日子，为了维持生计，她开始写作，第一篇小说《王阿嫂的死》一经问世便发表在《国际协报》上，萧红由此开始了自己的写作生涯。

随后，萧红又写了《弃儿》、《进城》、《生死场》等作品，还与萧军合著文集《跋涉》，但随后他们被日军盯上，二人只好逃往青岛。

在青岛，他们继续创作，分别完成了《生死场》和《八月的乡村》，在朋友的鼓励下，萧军将这两部作品寄给鲁迅先生，希望得到指点。

鲁迅对萧红十分欣赏，帮忙批改《生死场》，并介绍她融入上海文学圈，结识了茅盾、聂绀弩等人。有了文坛领袖的推崇，萧红更是笔耕不辍。

然而，她和萧军的感情却出现了裂痕。

大男子主义的萧军因为萧红的声名鹊起而感到不安，而且两人本就性格不合：他喜欢温婉居家的主妇，而她是倔强要强的新女性；她喜欢温柔体贴的丈夫，而他是野性粗犷的侠客。

这期间，萧红从早到晚写作，还要承担繁重的家务，尽管曾经渴望有个家，可妻子这一身份，成了将她困在囚笼的枷锁。

失落之下，她选择逃避，只身前往日本，与萧军约定一年后各自拿出好作品。可离开后她又忍不住思念，三个月给萧军写了三十多封信，诉说着身在异乡的寂寞与惶恐。

但此刻萧军却出轨萧红的好友，在她回来后仍藕断丝连。自此，两人心存芥蒂，矛盾日盛，一次，萧军动手打了萧红一拳，萧红右眼青紫了很大一块。

萧红对此一再忍让，只是字里行间的失望让人心疼：“我没有家，连家乡都没有，更失去朋友，我只有一个他，而他却对我这般态度。”

随着战局的发展，他们四处逃亡。到了临汾，萧军让萧红撤离，自己留下打游击。分开的时间里，萧红冷静考虑了这段关系，面对渐行渐远的恋人，她终于决定放手。

重逢后，她对萧军说：“我们永远分开吧。”

造化弄人，和萧军在一起时，萧红怀着汪恩甲的孩子，和萧军分开时，她又怀上萧军的孩子。南下的过程中，她再次孤苦无依。

逃亡路上，萧红遇到了温柔细腻的端木蕻良，两人日久生情，在汉口举办了婚礼。

婚礼上，萧红当众说：“我和端木蕻良没有什么罗曼蒂克的恋爱历史，是我在决定与三郎（萧军笔名）永远分开的时候发现了他。我对他没有什么过高的希求，只是想过正常老百姓式的夫妻生活。”

萧红与端木蕻良

若是和平年代，这个愿望太过平常。可那是1938年，日军已经全面侵华，他们只好在武汉、重庆、香港之间颠沛流离。

富家公子出身的端木没有太强的生活能力，身怀六甲的萧红只能不停地借住朋友家。甚至在萧红生孩子时，他都未能陪在身边，几天后，孩子夭折。

丧子之痛加上内心的孤寂，使萧红一度抑郁，好在写作给了她寄托，她一口气写下四个短篇，情绪慢慢好了起来，重新回到端木身边，照顾他的饮食起居。

端木的同事靳以曾回忆：“端木全是艺术家风度，中午十二点起床，吃过饭再睡一大觉。在炎阳下东奔西跑的是萧红，烧饭做衣是萧红，因为端木没起床饿肚子等候的也是萧红。”

战争打到重庆，两人避居香港。动荡的时局，陌生的环境，使萧红再次陷入忧郁，并患上肺结核。端木不会照顾人，加上工作繁忙，很少去医院看萧红。

端木的态度让萧红很没有安全感。在《端木与萧红》中讲述了一件往事，萧红住院期间，曾让护士在台风之夜打来电话，告诉端木“萧红病危”，端木因为担心，顶着12级台风前往萧红入住的玛丽医院，结果虚惊一场。

长期的患得患失不仅让萧红十分痛苦，也让端木心力交瘁，他请萧红弟弟的同学骆宾基来照顾妻子，但他不明白的是，萧红最需要的是他作为丈夫的陪伴。

时代的不幸熄灭了萧红对爱情的期待，却无法熄灭她对写作的热情，她坚持拿起笔，将目光跳出自己的命运，去关注底层女性的艰辛。

她描写女性的家庭地位：“母亲不是穷人，也不是老人，也不是孩子，怎么也怕起父亲来呢？我到邻家去看，邻家的女人也怕男人。我到舅家去，舅母也怕舅父。”

《呼兰河传》中，她写一个12岁的团圆媳妇，被婆家殴打重伤，周围人却说她是狐仙附体，人们换着花样跳大神，给她尝试各种偏方，用滚烫的开水淋在她身上，最终将她折磨致死。

在文风上，萧红和鲁迅一脉相承，他们透过宏大的时代背景，体察到乱世中那卑微如蝼蚁的众生，竭力唤醒国人麻木的精神。

临终前，萧红对端木蕻良说过这样一番话：

“如果你今后在街上看见一个孤苦无靠的要饭人，你的口袋里要是还有多余的铜板，就扔给他两个。 不要想给他又有什么用，想那个干什么。他也是一个人，也是父母所生，爹妈所养。他向你伸手了，你就给他，有用没用，不是你管的。凡事对自己没多大损失，对别人还有点好处，就应该去做。 我们活在这个世界，没什么获得，我们不想得到这个世界的好处，我们只做一个给予者就够了。”

她自己淋过雨，所以总想着为别人撑伞。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萧红写下：“我将与碧水蓝天永处，留下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不甘，不甘！”

可让她不甘的，又岂止这半部红楼？更是那千千万万个尚在泥潭中挣扎的底层女性。

汤唯说：“萧红的文字有一种最纯洁的灵魂。”

鲁迅对萧红的文风尤其欣赏，评价她的作品“力透纸背”，有“越轨的笔致”。

这些年，她被万千文艺界大腕称赞，许鞍华更是以一部电影《黄金时代》来纪念她。

只可惜，她没有遇到自己的“黄金时代”。

萧红曾说：“你知道吗？我是个女性。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不错，我要飞，但同时觉得……我会掉下来。”

萧红的女性意识领先于她所处的时代。她敏锐地发现造成女性生存困境的更为深层的原因就是男尊女卑的社会关系以及封建伦理道德。

她用短暂的31年生命让更多女性看到，即使尘埃里的花，骨子里仍有一股挣脱的欲望。

或许这就是我们今天仍要读萧红的原因——她来过人间，留下爱与希望。

▌参考资料：

萧红《呼兰河传》

萧红《我的野心，是做一个自由的人》

季红真《萧红大传》

吴玲《萧红传：爱过恨过，不枉此生》

靳以《怀念萧红》

钟耀群《端木与萧红》

电影《黄金时代》（导演:许鞍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