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涿鹿之战以后，华夏、东夷两大集团加速了融合，在一些地区，分属两大部族集团的先民居地犬牙交错，文化互相影响，日益变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了。公元前4000多年时，分别代表华夏、东夷两集团的“仰韶人”、“大汶口人”体质特征有一定差别，分属同一种系的两个古代不同“族群”，到了公元前3000年，在河南陕县庙底沟发现的这时(庙底沟二期文化)居民体质特征和上述两个“族群”都有了密切关系，应是这种融合的结果。

而正是这种融合，加速了河南及其邻近地区的文化发展，较早地进入了龙山文化时代。传说中与华夏、东夷两集团关系都很密切的颛顼，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这一时期有颛顼与共工争为帝的战争，时间大约在距今4500多年前。

一、颛顼——继修黄帝之功的古帝

颛顼属华夏集团，传说他是黄帝的后裔，华夏集团的主要成员有虞氏和夏后氏都认为他们的远祖是黄帝，近祖是颛顼，因而在他们的祀典中“黄帝而祖颛顼”，对这两位古帝举行最降重的祭祀。《史记·五帝本纪》总结颛顼的功绩是能“养材以任地，载时以象天，依鬼神以制义，治气以教化，絜诚以祭祀”，就是说他能敬鬼神、制尊卑、理四时五行之气，教化万民，以致“动静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属”，即四方皆平，前来归服。

这些颂扬之辞尽管有夸张成份，但可见颛顼和黄帝一样，他的声威和影响早已超出自己氏族部落和部落联合体。

黄帝是创造部落联合体的最高军事首长的代表，他开创了集审判权、祭祀权、军事指挥权于一身的先例，颛顼也是一身而三任的人物，他法施于民、教化百姓，无疑是掌握审判权的酋长；能交通鬼神，主持祭祀，显然是宗教主；又传说他生于若水，“首戴干戈”，则是握有军权的象征。

颛顼的时代晚于黄帝，社会也发生了很大变化，黄帝时犹存母权制遗风，涿鹿之战中女神(魃、玄女)起过极重要的作用。颛顼时，父权制则进一步确立，传说“帝颛顼之法，妇人不辟男子于路者，拂于四达之衢”，就是说对于在路上不回避男子的妇人，都是身上带有妖祟的，要在十字路口让巫师对她作法、示众，这就从宗教礼仪方面规定了男尊女卑。

同时为了适应新的形势，颛顼还进行了宗教改革，即所谓“绝地天通”。在古代社会最初只有两性的自然分工，随着原始宗教的产生，出现了巫觋，但不是专职的，那时人人能通神，家家有巫史，这是和范围狭小的氏族制度相适应的。但当社会组织已形成范围较大的部落联合体时，若人人都能通神，传达神的意志，必然要影响联合体的统一意志，统一行动。

颛顼的改革是断绝人神交通之通道，改造了氏族制度的机关，除了联合体最高首领一身三任，是最高宗教首领外，使大巫“重”任“南正”，司人神交通，会集群神命令，传达下方；又设“火正”，任命“黎”司其职，管理地上的群巫及万民，使宗教事业由少数人垄断，此后逐渐蜕变为统治阶级的工具。

但在当时，这是历史的进步，“南正”，“火正”之职，后来演化成阶级社会的“宗伯”、“司徒”等官职，少数人专门掌管宗教祭祀，还促进了对日月星辰的观测，为天文历算的出现奠定基础。总之，颛顼的改革是继黄帝之后又将历史的发展向文明推进了一大步，因此被尊为能修黄帝之功的古帝。

颛顼属华夏集团，又与东夷集团有密切联系，传说颛顼之父昌意为“黄帝之嫡，以德劣降居若水为诸侯”，若水之地不详。还有传说“东海之外大壑，少昊之国，少昊孺颛顼于此”，知颛顼之先世或因权力斗争，或因触犯习惯法，被迫离开祖居之地，到了东方，颛顼生于少昊之地，在少昊文化哺育下长大，曾被推选为军事领袖之一，“佐少昊”并“平九黎之乱”。

这个九黎已经不是蚩尤的九个亲属部落了，而是泛指夷人的一些部落。所谓“九夷之乱”，应是英雄时代常发生的争雄战争。文献记载颛顼之墟称帝丘，在今河南濮阳，那里长久以来有传说中的颛顼城，濮阳距离传说中的蚩尤冢、肩髀冢以及“少昊之墟”曲阜都不远，正好解释他与东夷、华夏两集团关系密切的原因。濮阳又属于华夏集团活动范围，仰韶文化先民长期在那里生息，6000年前已有一座用大小围沟防护的大型聚落，还出土了“中华第一龙”——用蚌壳堆塑的大型龙、虎置于一壮年男子尸骨两侧。

4000多年前，再度繁荣，又形成一座很大的聚落，它印证了中华大地对龙的崇拜出现很早，黄帝召应龙助战和颛顼都帝丘的传说反映了真实历史的影子，也说明颛顼在少昊之地初露头角以后，又回到祖居之地建功立业了。

颛顼之所以能成为集三权于一身、英名远播的古帝，乃是和对共工战争的胜利分不开的。

二、颛顼、共工之战

约在距今4500年前，颛顼与共工进行了一场大战。关于这场战争，文献上有两种说法：一说“颛顼尝与共工争矣”，“共工为水害，故颛顼诛之”；再一种说法是“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知战争的起因与水患有关，实质上却是一场“争为帝”的战争。

由于在历史上颛顼是一位英名远播、能修黄帝之功的古帝，所以共工与颛顼争为帝之说流传极广，不过仔细考察战争背景，颛顼与共工争为帝的记载更符合历史的原貌。

因为当颛顼登上历史舞台之时，共工氏早已是一个煊赫的古族了。共工氏居共，以共水得名，其地即今河南辉县。早有研究者指出，黄河在上游时水势尚小，流经山间或受黄土高原紧束，不能成大患，流至豫东，落到平原上，又受纳了洛、沁、淇、共等支流，奔腾冲击，常成大患。共(辉县)在古黄河从西转向东北流的北岸，属于河患多发地区，世代居于此的共工族是一个世代与水作斗争，并积累了一定治水经验的古族。

据文献记载，“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日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为社”。这都说明共工氏与水的关系密切，并因治水有一定成绩而享有威望。“伯九有”，意味着他在一个地域广阔的部落联盟或联合体中居于重要地位，其中一任领袖由于“能平九土”的重大功绩被后世祀为后土—-社神。

古文献中还记载了共工氏的衰亡，即“昔有共工自贤，自以无臣，久空大官，下官交乱，民无所附”，所以后来周代统治者总结历史兴亡教训时，将其归纳为“久空重位者危”。总之，早在与颛顼发生大战以前共工氏首领已居于一个金字塔式权力机构的顶端了。

由于当时社会生产力还很低，治水的方法很原始，主要用“堕高堙庳”的办法，当气候比较干燥、水患不大时，铲高垫低法尚能起一定的作用，但随着距今4700~4000年间气候波动时期的到来，由于水患增多、增大，旧法已难以奏效了，更兼共工氏领袖人物抛弃氏族民主制度，集权于一身，自以为是，拘守旧法，不能有效防治水患，导致内部矛盾及与其他部落矛盾激化，这就是文献所载共工氏“壅防百川、堕高埋庫，以害天下，皇天弗福，庶民弗助，祸乱并兴”，也是颛顼与共工战争的历史大背景之一。

另一方面，颛顼之地——帝丘即今河南濮阳，在古黄河东岸，与在河西的共(辉县)直线距离不足200公里，却靠近下游，古黄河自辉县折向东北流，经今浚县、滑县东向直冲濮阳，再折向北流，所以帝丘也是易受水患的地方，而且共工氏治水屡屡失误，首先受殃及的便是帝丘，所以随着水患增多，与上游共工氏的矛盾日益加深。

不仅如此，作为成年后才回到祖居之地的颛顼，要树立自己的威信必须有战功，因为这是崇尚武力的时代，而共工氏正处于天时人事交互震荡，内外矛盾日趋尖锐，开始走向衰落之时，因此颛顼发动了与共工“争为帝”的争雄战争。

战争进行得十分激烈，据文献记载，共工“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矣”。自视很高、目空一切的共工氏首领面对颛顼挑战十分恼怒，很可能是不顾一切地利用治水积累的经验，借洪水反击颛顼，有研究者认为，文献记载“共工振荡洪水，以薄空桑”的“空桑”，就是《吕氏春秋·古乐篇》所说的颛顼“实处空桑”之地，在帝丘西南，所以上述记载反映了共工曾利用洪水冲淹黄河故道西南的空桑沃野。

呼风唤雨、希望启动自然力为自己助阵，已经出现在黄帝时的战争中，但那时还只是巫术和幻想，而共工氏已积累了高地铲平、低地垫高、防障河水、决开积水等所谓“堕山”、“崇薮”、“防川”、“窦泽”等治水经验，完全有能力以邻为壑，引水冲淹空桑，却造成了始料不及的严重后果，给后世留下“天倾西北”，“地不满东南”，这种天塌地陷的记忆。

尽管如此，共工氏仍未能赢得胜利，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共工氏制造水患长期受到历史的谴责，并且留下这样的历史教训“古之长民者不堕山、不崇薮、不防川、不窦泽……昔共工弃此道也……堕高堙庳，以害天下……祸乱并兴，共工用灭”，虽然对于共工当时的作法只有模糊的记忆，总结得也并不准确，但对利用洪水“以害天下”的谴责态度则是很明确的。

这是一场“争为帝”的战争，而且颛顼、共工分别为黄帝、炎帝的后裔，属于同一个部族集团，所以战争的结局也略如黄帝、炎帝的阪泉之战，胜负双方都留在同一个部落联合体中。只不过颛顼取代了共工“伯九有”的地位，更被尊为“帝颛琐”，共工则“伯而不王”，但仍长期活跃在历史舞台上。

如尧时在议事会上讨论继任者人选，驩兜曾提议“共工旁聚布功，可用”，被尧否决。还传说“尧欲传天下于舜”，共工反对说“孰以天下而传之于匹夫乎”，尧不听，“举兵而诛”，至禹仍有“伐共工”的记载。可见在尧舜禹时代，共工氏作为一个煊赫古族之后，一直都居于氏族贵族的行列，参与了一系列的权位之争。

所以，有研究者认为颛顼与共工的战争可谓黄炎之争的余绪。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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