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和瑞宝

《天龙八部》中，段誉陪着王语嫣在宋朝悠哉游哉的游山玩水，结交江湖人士，金庸写出这样的情节，是因为默认宋朝跟大理邦交友善之故。其实，宋朝基于对唐朝在南诏吃的亏，对大理国猜忌重重，即便不得不购买滇马，也尽量减少跟大理国的交往，国主入境简直不可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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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峰听他口称“陛下”，而段誉点了点头，心中又是一奇，道：“三弟……你做了皇帝吗？”段誉黯然道：“先父不幸中道崩殂，皇伯父避位为僧，在天龙寺出家，命小弟接位。小弟无德无能，居此大位，实在惭愧得紧。”

萧峰惊道：“啊哟，伯父去世了？三弟！你是大理国一国之主，如何可以身入险境，为了我而干冒奇险？若有丝毫损伤，我……我……如何对得起大理全国军民？”

段誉嘻嘻一笑，说道：“大理乃僻处南疆的一个小国，这‘皇帝’二字，更是僭号。小弟胡里胡涂，望之不似人君，哪里有半点皇帝的味道？给人叫一声‘陛下’，实在是惭愧得紧。咱俩情逾骨肉，岂有大事遭厄，小弟不来与大哥同处患难之理？”

范骅道：“萧大王这次苦谏辽帝，劝止伐宋。敝国上下，无不同感大德。辽帝倘若取得大宋，第二步自然来取大理。敝国兵微将弱，如何挡得住契丹的精兵？萧大王救大宋便是救大理，大理纵然以倾国之力为大王效力，也是理所当然。”

——《天龙八部》

牺牲自己，守卫和平。萧大侠在雁门关辽军阵前自尽，是《天龙八部》的幕终高潮。

为了成就大哥的大义，也为了天下苍生，虚竹、段誉这两位好兄弟在最后关头前来援救，关键时刻制服辽帝，可谓贡献了不可或缺的力量。

三兄弟的最后一战

大宋的南诏PTSD

在原著中，段誉称自己作为国君前来帮忙，乃是因为大理国小，辽国南下灭宋，自然不能独善其身，这是唇亡齿寒的关系。

历史上，段誉的原型段和誉，对大宋朝也算是忠心不二的舔狗，屡屡跪求获得纳贡称臣的资格。

不过，倘若他真的大脑一热跑去宋辽边境为大哥助阵、阻击辽军，恐怕反会被雁门关的大宋守军当场击毙，然后和不幸自我牺牲的大哥一样，被当成击毙贼军首领的战功上报。

五代十国末期，宋军对待残余割据那是摧枯拉朽一路吊打，唯独来到大渡河边，留下“宋挥玉斧”的佳话，不再对大理国用兵。

一般认为，这是吸取“唐亡于黄巢，祸基于桂林”的教训，唐朝与南诏的恩怨间接引发了灭国悲剧，所以宋朝方面得出结论——既不要让大理国朝贡、也不要进犯大理国，如此老死不相往来便可即无恩将仇报、也无怨生仇恨，安享太平。

好不容易平息了黄巢造出来的乱世

大宋朝当然没有理由再栽在下一个黄巢身上

否则将是万民之祸

《元史》记载，宋徽宗以大理国互市之事问及黎州知州宇文常，后者便予以反对。《续资治通鉴》同样有绍兴六年翰林学士朱震提出“鉴唐之祸”，令大渡河以南“欲寇不能、欲臣不得”为“御戎上策”、反对宋和大理马贸易的记载。

可见，宋人笔下的大理国，往往流露出南诏军国主义扩张带来的PTSD。乃至《宋史》《容斋随笔》等文献中，常将大理国与南诏混为一谈，哪怕大理国的行政区划调整了几轮，宋人仍旧以唐时旧名指称大理治下属地。

平心而论，宋朝的这番担忧不无道理，从结果上看，宋理双方至始至终确实没有爆发冲突，这种“欲寇不能、欲臣不得”的“御戎上策”似乎起到了效果。

宋朝对大理进行贸易战

终宋一朝，北方民族诸国始终是朝廷的心腹大患，而产马地的丧失与宋朝自身马政的失败，加剧了不利的态势。

而大理国恰恰是南方唯一的优质马产地。与常人印象中滇马矮小的印象相反，据范成大《桂海虞衡志》载“大理马为西南番之最”。高大的大理马主要产自西番与越赕，即今天的滇西北与腾冲。而滇东、贵州等地的马相对矮小，与如今的滇马类似。

来自滇西的优质战马

让大理国能够垄断战略级资源并训练大量精锐骑兵

这只来自凉山火葬墓的陶俑

生动地刻画出大理国战马高大雄壮的形象

大理马这一战略级物资的存在，将大大影响宋理间的关系。

《宋史》记载，北宋时，大理在黎州等地一年便可卖出五千匹左右的马。为此，宋朝尽可能少采购南方战马，而多采购北方战马，只有受制于战事才会增加黎州等地的马贸易，以此削弱大理国的收入，出现了《大理买马记》中出尔反尔的拒收情况。

在靖康之变后，宋朝失去了西北番邦的马源，也不可能再向辽、夏进口，大理成了马市上的垄断巨头，限制购马的防范就进一步加剧。

宋朝有意放任羁縻州与小部落做大

作为缓冲地带

根据《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岭外代答》《容斋随笔》等记载，大理一年可在川、广两地各售马五千匹，时价“银四十两”，即可推测其因“限购”“制裁”每年遭受损失40万两白银，远超南宋对金岁币——可想而知，如果宋朝不这么做，大理国便会因出售战马这一战略物资崛起成为超级大国。

为了强化“限购”“制裁”的效果，宋朝还扶持宋、理之间的自杞、罗殿等小国，故意让后者当中间商赚差价，宁愿被其敲竹杠，也一定要瓜分掉大理国单方面的贸易收入。根据《论邕州化外诸国》记载，自杞因此从小部落成为小富国。

伴随着战略物资的不均衡，宋、理双方在军事力量方面也存在不对称态势，这又加剧了宋朝对大理国的不安全感。

由于北方强敌牵制，宋军有二分之三以上均被部署于防范北方。根据《宋史》记载，北宋时期川广等地的禁厢军总数不到五万。

根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鹤林集》记载，南宋时四川最盛时守军十五万、骑兵一万三千，最弱时守军三万、马匹八千，广西仅五六千人。而这些兵力不仅仅用于防范假想敌大理国，还得抵挡真正的威胁——金人南下与越军北上。

而《越史通鉴》中记载大理国曾在进攻越南的战争中出动了二十万人。此数或许略有夸大，但即便缩水到两万，这也只是拨出去的兵力，大理国的常备总兵力不太可能少于十万，否则越南方面不会在大理国此战惨败后不予反击。

加上大理国并不缺乏战马，从一年售出马一万的数量来看，其自留数量只会更多不会更少，组织数万人的骑兵不在话下。

大理国虽小

但在局部地区保有相对的军事优势

段誉被宋朝折腾得冷了心

当然，大理国周边也有缅甸蒲甘王朝与大越两个对自己虎视眈眈的强敌。但即便如此，宋朝仍有理由相信大理国能抽出五万左右的兵力进犯南境，而能够抽调的川、广守军未必多于此数，骑兵则尤其欠缺。因此，宋朝打起了以夷制夷的主意。

《宋史》载“又以邕管戍兵不能千人，左右江峒丁十余万，每恃以为藩蔽……欲制大理，当自邕管始”，为了能抗衡大理国随时可能拉出来的“二十万”兵力，宋朝在广西一带征溪峒峒丁作为补充，其数量或在十几到二十万，这些峒丁配合宋朝的正规军，人数上足以与大理国相当，甚至还略有优势。

播州豪强杨氏也是宋军重点扶持的势力。鉴于他们自唐时已经充当抵挡南诏的重要盟友，无论如何值得信赖。而因从事马贸易中间商而发家致富的自杞、罗殿等小国，以及被宋朝纳入羁縻体系的各州，同样可以起到缓冲作用。

强悍的越南始终威胁着宋朝与大理国南境

甚至，宋朝还积极拉拢对自己并不忠诚的越南。如在1014年大理国派二十万兵进犯越南之后，宋朝欣然接受了越南上缴的战利品，以此为后者站台，令大理国失去了增兵报复的理由——

讽刺的是，南方唯一严重损害宋朝恰恰是越南，在越军对宋边境烧杀抢掠后，反是大理国境内的土酋为罹难的边民料理后事。

与之相对，在越南、占城乃至三佛齐都接受了宋朝几轮册封，大理国除“舔狗”段和誉侥幸获得宋徽宗“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空、上柱国、云南节度使、大理王”之封，鲜有进贡受封的成功案例——

而这仅有的成果，如前文所述，也在靖康之变后因态势变化而不复存在，《传灯录》对此称“誉年事已高，渐渐与宋疏”，其实反是宋朝方面因形势有变而“变心”。

宋朝防范大理的后果

宋朝这番操作带来了表面和平外的一系列意外后果：

大理国以东存在播州、罗殿、越南等大小强邻，原属大理国盟友三十七部之一徙莫祗部更是摇身一变成了自杞国，带了个坏头，如元初《创建中庆路大成庙碑记》所述，当时的形势是“酋领星碎，相为雄长，干戈日寻，民坠涂炭”。

南面虽然有咄咄逼人的缅甸蒲甘朝，以及同样从属部摇身便来的景陇金殿国，但根据《泐史》记载，后者与大理国关系尚可，甚至多次在大理国的支持下向今老挝、越南北部一带扩张，因此反而能成为大理国与缅甸蒲甘朝之间的有力缓冲。

综合考虑，大理国不得不将防御重点落在东线，手握重权的相国高氏家族封地便在这一带。而后，就出现了蒙古军自薄弱的西境而来发动降维打击，一路从丽江打到昆明、一举击败段氏高氏的军事奇迹。

不过，也正由于大理国内外土酋林立，蒙古军在尝到“斩首”成功的甜头后，不得不付出损失八成兵力的惨痛代价才能勉强征服云贵全境，进而实现借道攻宋的“斡腹之谋”。

宋朝对大理国的防范

间接促成了蒙古的“斡腹之谋”

这其中，还有一件与越南犯境同样滑稽的事——大理国护军高禾在丽江阻击蒙古军时阵亡，一年后宋朝方面才予以吊唁，并且从未做出任何协防举动，可见其对大理国的防范到了何种程度。

在《天龙八部》中，雁门关守军见三兄弟与诸豪杰率领的众人“穿着奇形怪状的衣饰，不类中土人士”，便只许其中宋人入关，不准其余通行，已经算是格外开恩。

倘若按照现实历史加以推演，段誉真带随从去前方阻击辽军，大概率会被宋军视为图谋不轨而击毙于阵前，随后上表报功：

余亲率部下将士，血战数日，力敌辽军十余万……格毙辽国大将南院大王萧峰，杀伤辽军数千，辽主耶律洪基不逞而退，峰义弟南诏酋段和誉亡于乱军中。

参考文献：

赵永忠.试论宋朝对大理国的人性假定.大理学院院报,2011年第9期第10卷

李魏巍.宋朝对大理不对称制衡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20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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