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簪花习俗虽然已不那么盛行，但是从陈洪绶、仇英流传下来的作品中，我们也能窥探得到，当时一部分官宦、雅士，还是很喜欢簪花的。簪花不仅仅是一种习俗，久而久之地演变成一种审美文化形态。

文人士大夫大多具有官员和学者两重身份，他们既渴望在官场得到升迁，也追求品行高洁和清新典雅的审美旨趣。因而，文人士大夫在顺境时，用簪花表现自己的人生得意；逆境时，用簪花来宣泄牢骚愤懑。如北宋词人黄庭坚被贬后，“醉里簪花倒著冠”，用歪戴帽子斜插花表达不满；南宋陆游诗中的“纱帽簪花舞，盆池弄水嬉”，暗含着英雄末路、无奈自嘲的意味。

“四相簪花”故事影响久远

北宋沈括《梦溪笔谈·补笔谈》曾记录了这样一个故事，说的是在北宋庆历五年（1045年），韩琦在扬州做太守时，他的后花园中有一枝芍药有四岔，每岔都开了一朵花，并且花瓣上下都是红色，中间围着一圈金黄蕊，当地人称之为金缠腰或者金带围。这种花不仅美丽少见，而且相传此花一开，城中就要有人官至宰相。当时，同在大理寺供职的王安石、王珪两个人正好在扬州，韩琦便盛情邀请他们一起观赏此花。因为此花开了四朵，韩琦想再邀请一人观看，于是邀请州黔辖诸司使前来，但他正好身体不舒服，没来看花，于是韩琦就请路过扬州的陈升之参加。赏花饮酒后，韩琦剪下这四朵花，在他们每人头上簪了一朵。巧合的是，参加赏花的这四个人竟都先后做了宰相。

“四相簪花”因其故事的传奇性，古代读书人提起的时候，无不心向往之，更加大了传播力度，因而也成为画家笔下时常创作的题材。如明代画家仇英、清代画家黄慎都做过此题材的画作，至于清末时的任薰、李墅等人，他们创作此题材，大概可以认为是当时的国画创作喜用历史典故的一种体现。值得一提的是，清代的黄慎对“四相簪花”这一典故创作过多幅画作，或为册页，或为立轴，尤其是对“四相”之一韩琦颇多关注。在留存的一幅《广陵花瑞图》中，韩琦衣着华丽，面露微笑，正在将芍药花簪于冠上。他的身旁站着两位女性，一人拿酒壶，一人拿酒樽，烘托出了簪花饮酒的情趣氛围。画中人物衣纹线条顿挫分明，潇洒有致。人物分布的紧密与背景的空疏形成对比，产生了很强的视觉效果，形象更加传神。

至于为何黄慎要多次对这一题材进行描绘，大概是因为这个历史典故的主角韩琦是在扬州做的太守，考虑到当地人对这一典故的认可与接受程度，再加上黄慎多年寓居扬州要卖画为生的现实需求，所以他不断地图绘这一题材，也是在情理之中。

陈洪绶笔下的高士爱簪花

明末画家陈洪绶早年致力于谋取功名，然而他的科举路途相当坎坷。对功名利禄的渴望，在陈洪绶的笔下可见一二，比如他早期最爱画的题材是“晋爵图”。后来因无法施展抱负，明亡后，陈洪绶选择出家为僧。在陈洪绶后期的作品中，高士们常常是簪花曳杖，不拘于形象。如《策杖展卷图》《簪花曳杖图》中，高士们老态龙钟，头上却也簪花，压抑中却也自带风华。

陈洪绶的《升庵簪花图》记录的是明代文学家杨慎之事。杨慎，号升庵，仕途显达，家族显赫，在明嘉靖三年（1524年）“议大礼”事件中，他两次上疏进谏，使得明世宗震怒，遂被贬，至死都未被赦免召回。在被流放时，杨慎醉酒后以白粉涂面，髻上插花，乐女跟随其后，招摇过市。在这幅《升庵簪花图》中，杨慎双目圆睁，头微微上扬，身穿宽大衣袍，他的头上插着几朵牵牛花、野菊花，看起来像是醉了，又或是根本就没醉。在其身后还有一棵满是窟窿眼的枯树，象征着主人公虽然饱经风霜，但依然在顽强地活着。陈洪绶画杨慎，又何尝不是在画他自己。画中的杨慎黯然神伤，神态沉郁，行为怪异，既体现出了画作主人公，也彰显了陈洪绶倔强不羁的风度和气质。

《阮修沽酒图》是陈洪绶借西晋名士阮修来表达自己高古幽深情怀的一幅作品。画中的阮修，一手拎着酒器，一手握着拐杖，杖头挂着铜钱和花果。他一脸傲慢，在其右侧耳边插着花，花瓣层层叠叠，十分惹眼。至于陈洪绶为何要画阮修，大概率是因为阮修是个“怪人”。阮修性情孤傲，在街上遇到俗人时，会躲着他们走。跟朋友见面后，阮修开口说话的次数也不多，可谓“相对无言，唯欣然耳。”阮修有点闲钱，就在杖头挂着，到卖酒的铺子里，由着性子喝酒。画作主人公放荡不羁，冷艳高华，也正是陈洪绶人生的写照。

陈洪绶的另一幅作品《三星图》，描绘的是福禄寿三星，其中两人拄着拐杖，其余一人手持梅枝。在身形最为高大的老者身头上，簪着一枝梅花，别有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