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1日，香港《南华早报》发表了荷兰奈因罗德大学国际经济学教授埃贝斯的文章，埃贝斯在这篇文章中提出的主要观点是，西方必须适应世界上九大主要新兴大国的整体崛起。埃贝斯认为，除了金砖五国之外，还有另外四个新兴市场大国需要重视，分别是印尼、土耳其、韩国以及墨西哥。埃贝斯认为，这九个大国在国土面积、人口规模、经济总量与发展潜力层面合起来产生的庞大影响力对西方世界而言，既是威胁也是机遇。按照埃贝斯的观点，西方国家必须放弃自己过去的傲慢，与这些国家打交道实现合作共赢，只有这样西方才能够保持自己的影响力，才能在合作中赢得共赢的机遇。

埃贝斯这篇文章表达的观点值得认同，埃贝斯认为，随着九个新兴市场大国的崛起，代表着经济力量的崛起，对于全球经济政治秩序而言，是深刻变化的主要动力。用中国人的话加以概述则是，世界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而且在今年这一百年变局加快调整的趋势更加明显。从这一角度而言，尤其是在此次G20领导人峰会上，传统的G7集团已经失去了风采，原因恰恰在于经济问题，因此埃贝斯这篇文章的观点值得认同，当经济基础发生变动时，一切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也应该随之而变。

第一， 经济基础的变动。经济基础变动的最直接体现在于，美国等西方国家在全球经济总量当中的占比变化，尽管目前美国等西方国家即美国、欧盟与日本，在全球经济总量中的占比依然占据主导地位，但这种主导性只是相对的主导性。毕竟仅中国一国便占有17%的比重，这已经让美国等西方国家感受到强大的压力，也感受到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大国整体崛起的威力。从这一角度而言，九个新兴市场大国的崛起也就意味着，这些国家国内所蕴含的经济总量以及由此向世界投送的经济力量正在发挥效益，并不断通过全球化被扩散出来。由此产生的效果便是，原来被美国等西方国家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经济板块，已经开始出现裂缝并重新分化组合，这也就意味着，原来美国等西方国家占有绝对主导地位的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关系，必然也会发生变动。

第二，埃贝斯这篇文章的另一角度便是权力关系的变动，简而言之，所谓权力关系的变动可以用中国对美国说的那句话进行概括。在中美安克雷奇会谈中，杨洁篪主任直接对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中国将美国想得太好了，美国不要以实力地位与中国对话。实际上，这就是所谓的权力关系，这也就意味着，以中国为代表的九个新兴市场大国崛起后，必要要争夺自己的话语权。在原先美国等西方国家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经济社会与全球化布局中，美国等西方国家在供应链与产业链上占据生产力与产业链的中高端。包括中国在内的几个新兴市场国家还处于低端阶段，要接受西方国家的标准，也就意味着必须按照西方国家的规则办事，而按照西方国家的规则办事，也就意味着彼此的关系不平等。

因此，当经济基础得到提升后，当兜里的钱更加充实后，新兴市场国家才能够有底气告诉美国等西方国家，如今该是双方谈平等之时。当一个人、一个国家因为经济基础发展而有了这种自觉的意愿后，这种权力关系便会应运而生，这也是埃贝斯做出相关表述的原因，正如埃贝斯所言，西方国家要倾听新兴市场国家的声音，要适应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虽然目前西方国家仍然比较富裕，但以中国为代表的九个新兴市场国家也开始摆脱贫穷，不断充实自己的腰包，当自己的钱袋子鼓起来之时，自然而然会要求平等的权力，因此，从权力关系的角度而言，西方国家也必须适应新兴市场国家的整体崛起。

第三，正是因为经济基础与权力关系发生变化，随后便涉及整体性问题，世界格局也必须发生变化。美国动辄打着“维护美国主导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旗号，企图通过自己的霸权对其他国家发号施令，但谁都很清楚，美国主导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实际上就是美国国内法向国外的延伸。这也就意味着，所谓的“美国主导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一切要以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利益为核心，要以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行为作为根本准则。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等西方国家以外的非西方世界，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实际上根本没有相关话语权，也没有对根本规则的制定权。

在经济基础与权力关系发生变动之时，当新兴市场国家呈现出整体崛起趋势时，必然会要求改变目前不公正、不公平的国际秩序。因此，埃贝斯表示，西方国家必须适应新兴市场国家，埃贝斯很清楚，如果美国等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规则受到来自新兴市场国家整体挑战时，最终一定会被新兴力量抛弃，届时西方想要参与新国际秩序与规则的制定将悔之晚矣。因此，埃贝斯发表这篇文章，一方面呼吁西方国家要适应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另一方面也提醒西方国家，在塑造新的国际秩序与规则时，西方国家应保持主动，通过自己的内部调整、实施改革以及一定的权力让渡，才能够保住西方国家的权力。

第四，从文明形态的变动而言，西方国家也必须适应新兴市场国家的整体崛起，除金砖五国之外再加上土耳其、印尼、韩国、墨西哥，这九个代表世界主要新兴力量的新兴市场国家，每个国家都有自己悠久的历史与传统。中国与俄罗斯当然不用说，即使是历史已经中断的印度，如今也不断通过书写历史，企图将现代印度与古印度连接起来，印度行动的目的实际上就是要证明，印度也是历史延绵不息的文明古国。

这九个新兴市场国家，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传统与文明，而且每个国家都能够代表某一地区或区域的主要文明形态，虽然这九个主要国家代表的文明形态有所重合，比如中国与韩国，但仍存在很大区别。在这种情况下，不同文明形态如何才能够实现和平共处、共同发展，成为必须提出的新问题。从目前情况而言，这九个主要的新兴市场国家已经找到相处之道，即尊重多元主义、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这也就是中国提倡的构建全人类命运共同体，既要站在本国的利益思考本国的发展与未来，维护本国的国家利益，但同时也要站在全人类的高度，站在80亿人口的大局上思考国家与世界的关系。

毕竟全球化发展至今，没有一个国家可以闭关锁国或离开其他国家单独发展，对于九个新兴市场国家而言更是如此。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将带来权力关系变化，最终会引发世界格局的变化，人类也会在未来的发展中形成新的文明形态，会缔造出基于80亿人口共同利益的新文明形态。这一新文明形态的核心内涵便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也可以用“君子和而不同”加以概括，各国各自发展共同繁荣。面对这种新文明形态的形成，西方国家过去奉行的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也一定会被历史抛弃、遗弃。正是因为看到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崛起，将代表文明发展的未来，埃贝斯才发出了这种呼声，提醒西方国家必须正视并迅速适应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