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零年四月，俄罗斯联邦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重新制定了一项反寄生虫法，增加了对付故意失业的条文。会选择重新制定“反寄生虫法”，是为了应对此前苏联部长会议当中的相关指示。

二月二十三日之时，苏共部长会议发布了一条名为“关于加强同逃避社会有益劳动并过反社会的寄生生活者斗争的措施”的联合指示，命令苏联各加盟共和国部长会议对符合本条例规定的人强制分配工作。

在俄罗斯开始行动以前，乌兹别克最高苏维埃也发布了一条法令，内容便是：18至59岁男子全劳动力以及18至55岁女子全劳动力，其工作不超过四个月的人属于寄生虫，而寄生虫就不会享有国家的任何一项福利。那么，苏联为何会专门在全国范围内出台如此严厉的“反寄生虫法”呢？

自六十年代以来，苏联工人的劳动生产率便在不断地下降，更是有很多的青年工人消极怠工甚至是故意要求被开除。

二战结束后，苏联的劳动生产率便出现了下降的趋势：1951到1960年，工业劳动生产率的年平均增长速度是7.4% ，1961到1970年下降至5.2%，1971年到1980年又下降至4.5%。越来越多的苏联青年人都选择“躺平”。这是为什么呢？

首先，苏联各个行业“人浮于事”的现象十分严重，苏联为了能够保证“充分就业”，不仅加大了基础建设的投入，而且基本上每一家工厂都出现了“人浮于事”的情况。

像是六十年代的时候，欧洲企业为苏联设计了6个化工厂，其辅助工人按照最开始的规划是91人，但是苏联则是依照规划的5倍去招人，总的录取了430人。后面的工厂也是层层加码，最终6个化工厂辅助工人的数量达到了732人，是原先计划的八倍之多。但如此多人的工作效率反倒还落后于欧洲同类型化工厂91个辅助工人效率。

原因便是招收到的工人当中，有很多都是领导干部们的关系户，不论干不干活，或者干的怎么样，他们还是照样领工资，极大地挫伤了原本积极认真干活的工人们的工作积极性，所以那些认真的工人也逐渐变得消极怠工了。

其次，苏联为了能够充分保障就业，保留了大量体力劳动岗位。按照苏联相关部门的统计，一九七四年的时候，苏联全国有4500万工人从事技术含量不高的手工劳动，仅仅从事重运输以及仓库工作的工人便达到了1360万人，其中百分之八十是纯手工劳动。一九七二年的建筑业当中，使用机械以及机器进行工作的工人就只有整个建筑工人的34.2%。

这些体力劳动岗位对于青年人来讲没有多大的吸引力，且还有很多的岗位都是为了保证能够“充分就业”而保留的，有的工种的工资待遇甚至连失业金也比不上，所以便使得那时候很多的苏联年轻人即便是去领失业金，也不想要去工作。

最后，苏联社会固化严重，福利待遇都是上级说了算。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叶开始，苏联社会固化极其严重，就以工人的待遇为例，青年工人待遇、中年工人待遇还有老年工人待遇都不一样。苏联的住房纯粹凭借工龄进行分配，能够分到怎样的房子就看工厂领导；即便青年工人是业务骨干，只要其工龄还不够，那边只能住职工宿舍。整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苏联有五百万到七百万的青年工人住在职工宿舍。不过要是工厂领导批准了，那么青年工人也能够重新分配住房。这同样极大地挫伤了工人们的工作积极性。

因此，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时候，苏联社会上消极怠工跟故意失业的青年人数在不断增加，随后出现了一种苏联特有的现象：一方面消极怠工、故意失业工人数量增多使得苏联各行业都出现了“劳动力短缺”的现象；另一方面则是苏联各行业“人浮于事”、“叠床架屋”的现象又不断加深。就这般陷入了恶性循环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