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然“西坡醉”

了然“西坡醉”

张建成

在于曲阳当地的民俗传统，从前号称有“两大杠子”，一是说话儿“山杠子”，一是喝酒“枣儿杠子”。

首先，曲阳人说的“山杠子”话儿，零声调的音节特别多，尤其是句尾大致80%以上是零声调，因此显得“干涩、直白、生硬”，缺色彩，不水灵，既不柔、又不韧，也就光是个脆，更不用再说抑扬顿挫的节奏感了。说快了像吵架，说慢了零零瓣瓣基本上就散了骨头架子。当地人听惯了，感觉不出来，一旦跟外界交流，难免人家就不舒服。

比如“我跟你说说”这个只有5个音节的短语，要用曲阳土话说出来，基本上都是零声调，可不就等于是完全“不着调”了？相对于毗邻的唐县方言，同样是这句话，人家说出来就好听多，具体表现大致为“wǒgéiníshuǒshuó”，抑扬顿挫非常明显；换做定州方言基本为“wōgēinishuōshuō”，所有五个音节除了其中的“你”，差不多都是阴平声调，舒缓和气，也挺好听。

尤其让外界感觉不适的是，当有人问曲阳人是什么地方的时候，一般会回答“曲阳咧，咋儿敛？”。本来有“曲阳咧”三个字就够了，可他偏偏还绑定一个“咋儿敛”，给人留下一副斗鸡儿形象。倒是现在好多了，基本没人再这么说了。

且唐县和定州方言都可以说慢点儿，以更确切地显示其语言特色，然而，曲阳方言则完全没法体现这种效果。不过，曲阳方言也并非一无是处，比方在“吐字清晰，不拖泥带水”方面则颇具优势。

其次，曲阳乡下从前多有种枣树的习惯，尤其是北部山区，漫山遍野一大半儿都是枣树，相应的收获枣儿（红枣）也自然就多。因为没有像样的路径，用不上交通工具，就连匹配的装置也不是背筐，就是扁担加箩筐；路途上尽多的大坑小窝、蹭蹬坎坷，连独轮车也难以行走。用当地人的话说，枣儿又不长腿，很难走出山去。简直那时候上趟县城，比着现在上趟广州，甚至出趟国都费劲。因此，不管是丰年欠年，枣儿打多打少，基本上也只能在当地变着法儿地消耗。

一则是，把枣儿当干果直接食用，或与其它食品做辅料食用，如蒸枣儿干粮、蒸年糕、做黏饭、搅豆泥儿等等。其中除了直接吃、吃多了难免会令人厌食，再加断不了蒸顿子枣儿干粮外，其它几种饭食，并不是平常老百姓们随便能享受得起的。

如“年糕”只有在每年的年节前蒸那么一次；“黏饭”说字儿话叫“腊八粥”，也只是在“腊八”（农历腊月初八）那一天才能吃到；“豆泥儿”差不多就相当于现在的高级小点心了。尤其它不像年糕和腊八粥那样有节气（节日）限定，一般人家一生也难得吃上几次。它是用白豆或绿豆，跟枣儿都煮熟的条件下搅拌成泥状的食物，甜绵糯软，非常好吃。

另外，利用豆泥儿做馅儿蒸豆包也是一种吃法儿。

只是以上所说的用法尽管不少，但其用量却非常有限。

再则就是，把枣儿直接碾成面，吃枣面，辣卟叽儿的甜，也是一种非常不错的美食。不过，直接喃（吞）着吃的很少，因为很容易卡嗓子，多半是掺水或米汤做成糊糊吃，或做成一定的形状，一口一口地咬着吃。

其中枣儿碾面的条件非常苛刻，唯其在严寒的冬天才能实施。首先用一个叫“铳子”的简单工具双手配合将枣核去掉，然后放在适宜的地方冻透，接着先在碾子上碾压（俗称“闯”）一遍，以“闯”脱枣皮儿，继而在火炕上熥干，以至第二次上碾子碾成粉末，最终成为食品。单凭“枣面”制作起来这个繁琐劲儿，可想而知，更且也消耗不了多少。

其中的“铳子”，一般用一段8#铅丝（φ4mm铁丝）自己制作，首先砸扁一端，卷曲成一个小圆圈儿（不必全圆），孔径4mm以下；然后将另一端弯折为易于操作的手柄即可。使用时，把铳子从枣儿一端推进，致使枣核从另一端挤出。

其余剩下的基本就是烧酒了，一般收获的枣儿有八成以上用于酿酒，并非人们乐于此道，实在是受限于运输和长期储存等条件，不得不采取的无奈之举。因为枣儿酿成酒以后，既可以即销，也颇耐长期储存。

同样由于地域闭塞，从前人们以喝枣儿酒为主流，因为新酿出来的酒特别“干、辣、呛”，以致卡嗓子有股子“杠”劲儿，故而俗称“枣儿杠子”。除非颇胜酒力的人，一般人喝到嘴里，首先得冒开了“烟儿”，那种干辣干辣的感觉，不仅呛得鼻子难受，而且会立马让你泪流满面。一旦到了嗓子里，基本上就成了一个小火球，再咽到肚子里就更像是一座小火焰山儿了。光光的大火苗子虽然肉眼看不见，却不妨碍你内心里感觉出来得那种火烤火燎的火辣劲儿！同时，也更且掩饰不了反映到你脸上、全身皮肤上的那种红彤彤的火焰气氛！

估计也正因为如此，酒精度太高，有害身体健康，所以现在的枣儿酒才越来越被人们疏远，不得不在酒席上退居为少数党。

不过，相对于酒瘾大的人，枣儿杠子依然还是他们心目中的尤物。他们说其它的酒喝不上劲儿，除非枣儿杠子过不了瘾！当然了，其中那股子因为甜过了头，从而有点儿辣的枣儿味儿，难免也起着重要作用。

从前乡下老百姓，在于物理指标方面没什么数字概念，比如酒水，不像现在所有的瓶装酒都标注确切的酒精度，让人一看便知。那时酒的好歹，讲究的是“吃水多少”，以“原花酒”为基准，酒精度大致是52°的样子。即便如此，相对于现在人们的饮酒习惯，一般也都嫌它太“铳”。反倒从前人们却只视其为达标及格，以下档次的叫“过花儿清”，属于等外品不入流，基本无人问津。

原花酒以上的酒才够档次，分别有“吃一分水的”、“吃二分水的”和“吃三分水的”，其酒精度依次为57°、62°和 67°。

枣儿酒与其它酒一样，储藏的时间越长品质越好。多年的陈酿口感绵甜醇厚，并且还带了几分香味儿，尤其也就不再那么“铳”了。只是后劲也大为增长，更得悠着点儿喝。万万莫信什么刘玲一醉三年不醒的瞎说，真要信了，估计你可就当真千年也醒不了了。

从前灵山镇西部的许多村子都有大片的枣树，也多有酿酒的作坊（俗称“缸坊”），尤其以西坡村为最，地处辖区西部边缘，地土较宽，虽然能种庄稼的地不多，但其山坡码面适宜枣树生长的地方却不少，以上世纪中后期为最，大致有10万多棵枣树。

西坡村的缸坊也最为出名，烧酒的历史可追溯到清朝中期，民国时期以杨平章（绰号三老平）烧的枣儿酒为代表，叫“西坡醉”。至今他的后代们还都怀揣着他传下来的独门绝技。

要说“西坡醉”这个名字的来历，却也非同凡响呢！据说是当年东北王张作霖坐北京，当中华民国海陆军大元帅的时候，亲自给起的。

常听老辈人说，民国时期曲阳地面儿曾经过过奉军，乃是张作霖的兵，跟山西军阀阎锡山的兵打仗的时候的事儿。有一个当官儿的带着一队人马，路过曲阳北部灵山一带，夜晚露宿在了西坡村外。马夫见马草不够了，就到村子里买来些干草（谷秸），用铡刀铡了喂马。

结果到了第二天早晨，所有的马都躺在地上不能行动了，可不就怀疑起来有人在草料里下了毒。经过一番调查，却是这些马都醉酒了，蹊跷的很，到底怎么回事儿？

原来，杨平章的酒坊连场格院儿兼带是一个打谷场，秋收以后打过谷子，很长时间都把干草围拢在打谷场一边儿。不仅是他，当地许多的人们都是这个习惯。

赶上酒坊里前两天在打谷场上晾酒糟，差不多快干的时候，忽然刮起来一个大旋风，把酒糟抄起来弄的到处都是，自然那些干草上也落下不少。以至那天晚上奉军马夫过来买马草，就被买走了。也并不是马夫没闻出来干草上带酒味儿，只是他万万没料到竟有那么大劲儿，会把他们的军马给醉倒。

情况弄清楚了，但马匹醉着怎么也是个走不了，其中那个领头当官儿的就带着一个手下过来找杨平章，说：“好家伙！你这酒糟好大的大劲儿，把俺们的军马都给醉倒了……”

要说军官的话语也还平和，只是说到这儿却没了下音儿，就把杨平章给吓坏了。心想，这不分明是来找茬儿的吗？到底会把我怎样？要是说赔，得赔多少？咱这一个土老百姓，跟一帮兵痞子们又不能较劲儿……想来想去，能有什么好法儿？还不就是到哪儿说哪儿，怎么也只能自认肚里疼，任凭他说什么算什么吧！

却道对方见他哆哆打颤的样子，心中难免好笑，即便故意拖延时间，摆出一副不怒自威的架势，待了好一会儿，这才接上话茬儿。先是“嘿嘿”一乐，然后说：“想必你酿的酒也错不了，有藏着的陈年老酒吗？拿出来咱过过瘾。妈来个巴子的，这些天可让闫老西儿把老子折腾得够呛！也就他兔崽子跑得快，算了，也该回去跟张大帅交差了。”

杨平章见他这么说，感觉这人儿还行，即便带着点儿匪气儿，却也是对准阎锡山的，对他并没有恶意，这才把吊到嗓子眼儿里去的心，往下放了放。尤其是跟他一要酒喝，更且证明问题不大，却也不敢怠慢，转身出去，待不大一会儿，抱来一坛子10年陈酿。

同时，那个军官也支派手下，去他们的临时伙房里弄来一些下酒菜。酒菜齐活以后，两人一人屁股底下垫一块砖头，从而推杯换盏起来。

不过，也就两杯刚过，军官且说：“酒是好酒，只是你这朋友还没交心，肯定还留了一手。”根据他说的话儿，应该是个懂酒的行家，“你是不是还有好酒没拿出来？”

要是开始由他这么一诈，肯定又得把杨平章吓走三分魂儿，不过，现在已经是两杯酒到了肚里，并且也有了约杯碰盏的交际，以至也壮了些胆子，回答道：“老总说的是，既然话说到这个份儿上了，我就豁出来把家底儿全掏给你。这么着，我领着你到我的酒窖里去，任凭你看上哪坛带走哪坛，就是全都带上也行！要不，咱立马过去？”他一边说着，一边早站起身来。

杨平章这一仗义倒弄得那军官不好意思了，伸出手来示意让他先坐下，从而解释道：“不管外头怎么说，其实俺这帮人总归是正规军，不能随便要老百姓的东西。即便是要，也得照价付钱。”

正待杨平章再要说什么，门外进来一个人，且欲言又止。军官一看是他手下的司务长，骂骂咧咧道：“你小子也真是个猫儿鼻子，老子不过才喝了两杯，就把你引过来了。找块砖头坐吧。”

“高营长，我就不坐了，我过来是跟您说，咱们那些马差不多都醒了，大家都等着您的命令，到底该怎么办呢。听说您在这儿喝酒，谁也不敢过来报告，也就我仗着您日常里宽看我一眼，才过来给您报告；再加我也算是到了老家了，想过来看看老乡，说两句家乡活儿。实在我老家里也没有至近的亲人了，好歹找个老乡唠两句，也是多年没听老家里的山杠子话儿了，说起来还挺想它的，这就壮着胆子来了。”

杨平章听他说出这等话儿来，尤其那山杠子味儿还不失地道，便问：“这位长官，你是……”

“我是韩家村的，从小跟着父母去了赵各庄，仰仗父亲下煤井过生活，长大以后就入了张大帅的队伍。”

常言道：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只是还没说上几句话，高营长便崛的一下儿站起身来，说：“既然马醒了，先过去看看再说。”

杨平章见二位立马要走，说什么也拦不住，赶紧拾掇起杯盏碗筷，接着去酒窖里搬出来仅有的两坛子撂了30年的老酒，追到他们的临时宿营地，却见他们早已打好了行囊即将要出发了。于是，急切里趁到高营长跟前，说：“眼下也就这两坛子撂了30年的陈酒了，老总先带上，日后需要了我尽力孝敬。”

高营长感觉盛情难却，吩咐司务长如数付钱，杨平章说什么也不要。如此这般，司务长就出主意让他去跟高营长说：“眼下这点儿这钱儿就别提了，捎带想请老总帮忙捎个话儿，要是能请张大帅给这酒起个名儿，就好了。”

高营长一边上马，一边说：“这事儿得看看再说，我尽力吧。”

时间不久，司务长特地为这事儿回了趟老家，转告杨平章说：“张大帅说，你的酒确实好，当真给你起了个名儿，写在这个纸条儿上了。”司务长随即把一小卷纸递给他，展开一看，上头写着“西坡醉”三个大字，还在后头盖着一个红印章。

故事说到这儿，大概人们肯定都想知道那个纸条现在的去向。可惜的是，转眼张大帅就失了势，在退居东北的时候坐火车被炸死了，杨平章的家人得到消息，自然也就不方便再提这档子事儿了。

不过，杨平章本人却一直把那个纸条儿当宝贝藏着，压在他炕头儿讫的箱底儿里，直到他去世以后，到底是怎么个下落，谁也就说不清了。

要说可惜归可惜，那个小纸条确实丢了；却道就事论事，也实属不幸中的万幸，若非如今灵山镇组织人员搞民俗文化调查，在采访中挖出来一点儿线索，日子再一多，老辈人儿难免忘了往下传，或者年轻人儿光顾了玩儿快手、刷抖音，不着心待意地听，还不得彻底丢了曾经有过的这档子名人故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