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四方面军起源于“黄麻起义”，主要部队来源于鄂豫皖地区。红四方面军是仅次于中央红军的一支战略力量，发展最辉煌的时期，曾经达到8万多人。红四方面军先后发展成了红1军、红4军、红9军、红11军、红15军、红25军、红27军、红28军、红30军、红31军、红33军等部队。

鄂豫皖苏区最早的武装是1927年11月黄麻起义中组建的中国工农革命军鄂东军，起义失败后余部整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七军，全军仅72人。1928年7月工农革命军第七军改编为红十一军第三十一师，全师400余人，这是鄂豫皖第一支打出中国工农红军旗号的队伍；1929年5月，河南商南起义部队整编为红十一军第三十二师；1929年11月，安徽六安霍山起义，部队整编为红十一军第三十三师。三支部队共1500余人。

1930年3月底，分散活动的红11军的三个师合编为红一军，全军2300余人，8月，部队发展到5000余人。1931年1月，红一军与红十五军合编为红四军。1931年10月，从红四军抽调部分部队组建了红二十五军（辖73师）。1931年11月7日，红四方面军成立，全军4.5万余人。

鄂豫皖第四次反围剿失利后，1932年10月，红四方面率红十、红十一、红十二、红七十三师四个主力师西进川陕，留下红七十四、红七十五师及各独立部队坚持苏区。鄂豫皖省委于11月决定重建红25军，军长吴焕先，此时，徐海东任红七十四师师长。此后，为策应中央红军长征，红25军独自踏上了征途。

四方面军主力西进川陕边，创建了川陕苏区，部队得到了较大发展，于是，红10、红12、红11、红73师分别扩编为红4军、红9军、红30军、红31军，并将川东游击队整编为红33军。

追根溯源的话，红四方面军的几个主力军都是从最早的鄂豫皖红四军发展而来，而红十师是最早的部队，也是战斗力最强的部队。

红四军成立时，军长邝继勋，余笃三任政委，徐向前任参谋长，曹大骏任政治部主任。红十师师长倪志亮，辖28、29、30团，王宏坤任第30团团长；红十一师师长王树声，辖31、32、33团，31团政委张广才，李先念任33团政委；红十二师师长陈赓，辖34、36团，许世友任34团团长，徐海东任36团团长，团政委王新亭。此时，陈再道任红32团营长，不久后任31团团长、32团团长。

这个时候，王宏坤的堂兄王树声任师长，陈赓也是师长，而许世友、徐海东与王宏坤一样都是团长，李先念任团政治委员，而抗战时王宏坤的上级陈再道只是营长，不过很快就升为团长与他平级。

川陕苏区时，红四方面军编制序列为：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副总指挥王树声，参谋长倪志亮。

红四军军长王宏坤，政委周纯全（上将）；红九军军长何畏（下落不明），后孙玉清（牺牲），政委詹才芳（中将），副军长许世友（上将）；红三十军军长余天云（自杀），政治委员李先念，副军长程世才（后代理军长，中将）；红三十一军军长王树声（兼），政委张广才（少将）；红三十三军军长王维舟，政委杨克明（牺牲）。陈再道后入红军大学学习，1935年任红四军副军长，长征到陕北后任军长。

许世友和陈再道

现在很多人认为打仗最猛的是许世友，其实，红四方面军出过很多猛将，陈再道打仗就以猛著称，像何畏、余天云打仗都相当猛，而作为红四方面第一主力军的军长王宏坤更是号称红四方面军的白袍赵子龙。

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时，红四军改编为385旅，王宏坤任旅长，红三十一军改编为386旅，旅长陈赓，副旅长陈再道。而在鄂豫皖时王宏坤的师长、红四方面军参谋长倪志亮则担任129师参谋长。

倪志亮在红军时期很有名，但由于后来任红四方面军参谋长，129师参谋长，虽然职务高，但是未能直接带兵打仗。解放战争时期，倪志亮被调往东北，担任过嫩江军区司令员等职，不过他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东北军事政治大学工作。解放后倪志亮又担任驻朝鲜大使，也未有机会指挥部队作战。由于缺乏后期的战功，55年授衔时仅为中将。

改编八路军时的六个旅长，卢冬生如果不是在45年殉职，凭参与创建湘西苏区的根底，以及留苏的背景，解放战争时当有可能指挥大兵团作战，有代表性，有战功，很有可能评大将；陈光虽然因为一些问题而结局让人唏嘘，但是他在解放战争时仅是东野副参谋长，战功有所缺失，但授上将没问题；359旅旅长陈伯钧，虽然资历很老，1930年时就是军长，但是在抗战时期大部分时间都在办教育，很早就脱离了作战部队，解放战争时期在东北也没打多少仗，缺少过硬的战功，最后也只是上将。

红军时的徐海东

两位大将，陈赓有资历，红军时期、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战功杠杠滴，他指挥的第四兵团歼敌数位居全军之冠；徐海东虽然在1940年后就因伤病离开第一线，但是率红25军独自长征，巩固了陕甘革命根据地，给中央找到了落脚点，成为了一支战略力量，功劳太大了，如不是过早去养病，甚至有可能评元帅。

可以看出，授衔时不仅要有代表性，还要考虑资历，尤其注重战功。王宏坤与倪志亮、陈伯钧不同，一直在作战部队带兵打仗，也有高光时刻，不过他的人生历程堪称“高开低走”，最终授上将也是其历史贡献的客观反映。

王宏坤军事生涯的巅峰期，是在1933年川陕苏区反六路围攻，时任红四军军长的他，和政委周纯全配合，率领红四军歼敌过万，为战役全胜立下大功。一举奠定了红四军在四方面军中的老大地位。

优秀战将有三个特点。一、能打恶仗，硬仗。二，能打关键仗、扭转或发展战局之仗。三、上天保佑之人。在此之前，王宏坤完全具备上述三点。

王宏坤脾气直率，而且性情高傲，和同事之间的个人关系不太好。他曾当众大骂红九军军长何畏是土匪，和政委周纯全也是矛盾不断，甚至和无人不怕的陈昌浩也曾发生激烈争吵。所谓性格决定命运，长征开始后王宏坤就被调总部给倪志亮当副参谋长，军长先后由许世友和陈再道接任。这时候，第三点开始有点问题了。

红四方面军到陕北后的珍贵影像

抗日战场是战将们大显身手的舞台，但385旅却被一分为二。由红十师改编的769团在陈锡联带领下开赴抗日前线，首战夜袭阳明堡，此后一仗接着一仗，打成了著名的百将团，而陈锡联可说是四方面军进步最快的战将，解放战争时任纵队司令员、兵团司令员。而王宏坤则和旅部及770团留守陇东，负责把守陕甘宁边区，责任很大，任务很光荣，但远离了抗日前线。

八路军东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

此后，王宏坤以没文化为由，申请去抗大学习并得到批准，又离开了老部队。抗大毕业后，王宏坤遇到他人生中一个重要的机遇。

当时，组织上想派王宏坤重返大别山，利用他在鄂东地区的威望开创根据地。但王宏坤认为自己文化水平不高，不足以独立领导一个根据地，因此没有前往。组织上尊重他的意愿，将他派往冀南军区，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委宋任穷，他担任副司令员。鄂豫皖时期的营长成了团长的上级。

抗战时期，很多将领独自率领一支小部队深入敌后，克服各种困难，打开了一片天地，建立了一块根据地。比如人称娃娃司令的萧华率部东进，比如带着200人扛着6挺转盘机枪创建了新四军四师的彭雪枫。就比如王宏坤去的冀南军区，起先也是宋任穷率领两个骑兵连初创，打开局面后陈再道再率部队予以巩固。当然，做得最好的就是聂帅带着2300人的部队和700名干部创建的最大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晋察冀。

脱离大部队和上级的帮助，去新区开创根据地，带领的部队不多，面临的危险和困难可想而知。这个时候最考验指挥员独立自主解决问题的能力，考验将领的开拓精神和能力，在这一方面，出身于一方面军的将领的表现明显亮眼。

左起：粟裕、黄克诚、谭政、萧劲光、王树声

四方面军之前有很多能力很强的将领，比如红十一军军长吴光浩党代表戴克敏，比如红一军军长许继慎政委曹大骏，比如红十五军军长蔡申熙政委陈奇，比如红四军军长旷继勋政委余笃三，等等。但是，由于张国焘的嫉恨，一大批有思想有能力的将领被排挤被杀害。像上述开创了鄂豫皖苏区的将领，除了蔡申熙是在战斗中牺牲外，其他均被张国焘杀害。

张国焘实行家长制，他要的是绝对听话的人。由于张国焘推行肃反扩大化，导致四方面军将领大多文化水平不高，虽然作战绝对勇猛，但是缺少独立自主的开拓能力。

陈奇烈士

1938年在前线组建了新385旅，旅长陈锡联，副旅长王乃贵。看过《刘伯承元帅》的都知道，刘帅和邓政委曾经着力培养王乃贵，让他带部队组成王乃贵支队，他虽然个人作战勇敢，也很努力开展工作，但是由于文化水平不高，迟迟打不开局面。到了49年大进军时刚刚当上师长，55年少将。

假如当初王宏坤能够回到鄂东拉起一支队伍，开创一块根据地，那他将成为一名独当一面的重要人物。

一个鲜明的对比是，鄂豫皖时期、川陕时期与他平级的红三十军政委李先念，抗大毕业后从营长干起（因上面的干预，很快即提到团级、旅级），1939年带着160余人的新四军游击大队南下鄂豫边，打开了局面，创建了新四军第五师和中原解放区，成为一个独立战略区的首长。从这一刻起，两人明显拉开了差距。

不过也不能苛求王宏坤，李先念能力超强，是整个红四方面军发展最高的。

在冀南根据地，王宏坤发挥出擅打游击战的长处，率领八路军多次进行反扫荡、反顽作战，虽然没有震动全国的重大胜利，但根据地和部队也在残酷的战斗中得到了生存和发展。

敌后战场的作战，由于日军据有绝对的火力和机动性优势，我军大多是以团营一级甚至更小的连排级单位独立活动，组织几个团的协同作战难度大，次数不多。而红军时期王宏坤最厉害的就是组织营团级的突击战，可谓得心应手。

抗战胜利后，成立晋冀鲁豫军区，王宏坤担任第二副司令员，他在晋冀鲁豫解放区的地位仅次于刘、邓、薄等几位首长，高于参谋长李达等人。

解放战争是真正检验军事干部能力的时候，不少老资格的将领因为无法适应从游击战向正规战的转变而落伍。反之，则有一批资历浅的后起之秀脱颖而出。

原红三十军军长程世才去东北后担任的是三纵司令员，但是他明显不适应大规模正规战运动战，三纵表现不好。最后，之前的老下级韩先楚以四纵副司令员的身份指挥三纵作战，在接替担任三纵司令员后，率领三纵打出了旋风部队的赫赫威名。解放战争中进步最快的将领当推韩先楚，美军情报部门准备的资料，彭总第一，其次就是韩先楚。55年韩先楚授上将，他资历虽然不深，但战功加分。

为了适应正规战，我军组成野战纵队，太行军区先后组建了四个野战纵队，分别是三、六、八、九纵队。其中，最先组建的第三、第六纵队都是由老八路的主力部队组成，战斗力强，为野战军主力，后组建的王新亭的第八纵队在徐向前司令员的指挥下主要参加的是解放山西的战斗，而小弟第九纵队就是打了上甘岭的第15军。

当晋冀鲁豫野战军成立6纵时，司令员正是王宏坤，副司令员则是王近山。王近山是猛将，很会打仗，王宏坤非常大度地推荐让王近山来当司令员，自己则回到军区主持日常工作，好让刘司令员和邓政委将主要精力放在指挥野战军作战。

不久，为适应形势的发展，我军又组建了几支新的野战纵队，王宏坤担任了由冀南军区部队为主新组建的第十纵队司令员，而就在10纵司令员这一岗位上，王宏坤遭遇了平生最大的败仗——柳林之战。

参考阅读：柳林中伏，挺进大别山最惨烈的一仗，牺牲2000，被俘1800人

柳林之战的具体过程可以参看我上面的那篇文章，在此不再累述。

作为挺进大别山的二梯队，王宏坤很好地完成了为刘邓大军运送物资补充给养的任务，将伤愈归队的战士和起义部队改造好的战士安全地送到大别山，安全地护送了根据地建设亟需的干部队，在敌军大兵压境的险恶环境下创建和坚持了中原军区的二级军区桐柏军区并任司令员，这个功劳是肯定的。

但是在突破京汉铁路时，虽然有敌军提前预判我军行动路线、指挥正确且反应迅速、提前设伏、集中了数倍于我的兵力前后夹击，以及我军通讯联络落后，行动迟缓，十纵又是从地方部队升级而来组建的新部队，战斗力不强，各部队之间未能相互有力配合接应，又带有无战斗力的庞大的干部队和民工队伍，等等客观原因，虽然发现中伏后王宏坤沉着果断，很快下定作战决心，选择了正确的方向突击，率前卫部队硬生生从敌军包围圈中杀开一条血路......但是作为最高指挥员，王宏坤未能统筹全局，未能很好地掌握部队，使得后卫部队失去了指挥加重了混乱，误入合围圈遭受较大损失。在蒋军重兵围攻下，纵队卫生部大部被俘，担任掩护的89团只有少部分人突围成功，团长王顺如受伤被俘，下落不明。

在解放战争中，解放军一次损失一个团的战斗是极为罕见的。

如果硬要吹毛求疵的话，也只能说在生死攸关的关键时刻，王宏坤过于相信老经验，未能总揽全局。而指挥这样一支规模庞大且建制复杂的部队，对他来说也是第一次。

进入桐柏山区后，王宏坤组建了桐柏军区，牵制了大量蒋军。在敌军重兵围困和围剿下，坚持桐柏根据地相当艰难，推荐看看电影《小花》，其中的插曲《绒花》并不是《芳华》独创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有一部很有名的长篇小说《桐柏英雄》，不妨看看，了解前辈的艰难。

随着战争形势的好转，我军发起了著名的襄樊战役，王宏坤担任战役总指挥，统一指挥中野6纵、桐柏军区和陕南军区的部队。襄樊战役打得十分漂亮，活捉了康泽，战果丰硕。但现在人们记住的却是6纵司令员王近山，很多人误以为襄樊战役是王近山指挥的，在各种记录襄樊战役的文章中，王宏坤往往是被遗忘的那一个。这也许是与六七十年代的经历有关，为防止踩雷，被刻意选择遗忘了。

从襄樊战役可以看出，王宏坤此时已具备了指挥大兵团作战的能力。但是此时我军通过战争涌现出的战将很多，战争很快又结束，王宏坤失去了进一步展示自己能力的机会。

王宏坤上将（左）和王树声大将（右）

1955年授衔，大将的序列中自然要有红四方面军的代表。从战功来说，许世友、陈锡联、韩先楚更为突出，但从资历和历史职务来讲，李先念、王树声、周纯全、倪志亮更高。王宏坤的历史职务要高于许世友、陈锡联、韩先楚，但战功明显不及，从资历和战功统一考量，均无法代表红四方面军。周、倪二人背负的历史包袱太重，后期无多少战功，也被排除。李先念要资历有资历，要功绩有功绩，本是最佳人选，但是解放后进入地方工作，未参加授衔。最终入选大将的，也就只能是王宏坤的堂兄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王树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