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游击队长方姑得知自己被叛徒出卖，转移不及，日军宪兵正在铜锣湾逐户搜查，不抓获她，敌人不会罢休。方姑不想坐以待毙。

方姑于1921年出生在广东顺德，在香港长大，以小学教师为业。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香港同胞同仇敌忾，捣毁日本人商店，母亲冯芝带着方姑姊妹为之助威。

1937年，方姑参加香港学生赈济会，并成为团长。由于她工作出色又主意多，于1938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4年3月18日，方姑的母亲冯芝，在渡海送情报时被日军宪兵逮捕，在狱中坚贞不屈，牺牲殉国。

方姑率游击队居无定所、来去无踪，有时她是身穿白缎旗袍的富家少奶，有时又成了头戴大斗铰身穿黑布衣裤的客家女。

方姑和游击队千方百计刺探日军情报，炸毁铁路桥梁，破坏日军军工生产，处决汉奸，成为日军的心腹之患，敌人数度搜捕方姑，却始终找不到她的踪迹。

1945年8月13日上午，香港日军宪兵部，突然紧急集合。值日官站出来讲话：今天抓获了三名游击队员，他们招供，头目方姑正在香港岛上。一个小时后出发，抓捕方姑。

站在队伍里的有一名中共地下党李荣全，他抓紧这一小时的间隙，冒生命危险将消息传递给了地下党。

方姑此刻在铜锣湾，正在部署一项偷运武器的行动，却突然得知游击队已被叛徒出卖的消息，她果断指挥市区中队分头转移。

方姑自己晚了一步，待向外冲时，宪兵警察已封锁各条大道，严密检查过往行人，并逐户搜查。她知道，不抓获自己，日军不会罢休。

方姑不想坐以待毙，她穿上几件破旧衣服，用油污抹布在衣服

上蹭了蹭，把衣衫和裤脚撕破几处，随后，又抓起烟灰在脸上抹了一把，又用衣角揩来揩去，露出一副脏兮兮的脸来。

方姑拿起一只破旧竹篮，往篮

子里放了两件旧衣服，把自己的左轮手枪藏在下面，上面又放了几块孩子的尿布，又拿起一只搪瓷碗，往里盛了一些剩饭菜，一并放入竹篮。

方姑成了一个衣衫褴褛、沿街乞讨的难民，她拎起竹篮，走出大门。

铜锣湾街口，守着十几名宪兵和警察，这里是他们搜捕的重点地段。

方姑一边观察一边慢慢地走了过来。这时，有一辆黄包车拉着一位太太过来，旁边又有几个显然是早上过来市区出售柴草蔬菜的郊区农民，现在正要赶回家去。方姑跟在这些人身边，一起来到路口，他们全被宪兵拦住检查。

黄包车上下来一位四五十岁的胖女人，宪兵围住她看了又看，说了些什么，就放行了。那几个农民嚷嚷着快放他们走，方姑和他们靠在一起，手摁在竹篮上朝宪兵靠近。

日军宪兵严密地检查着，看到这个蓬头垢面、脏兮兮的乞丐在一旁碍事，厌恶地挥挥手，一个警察过来把方姑赶开，训斥她道：“快走开，别在这里捣乱。”

方姑依然不紧不慢地通过岗哨，不慌不忙地朝前走去。她回头一看，发现已经超出了岗哨的视线，就加快脚步，迅速跑开。

此时，方姑并没有完全脱离危险，她必须尽快离开香港岛。

在地下党帮助下，方姑找到一条小船，于8月14日凌晨在槟榔湾上岸，一踏上码头，同志们欢呼着迎上来。

8月15日，方姑组织中队全体人员围坐在山坳里的草地上，讲到母亲和张咏贤被捕遇害的经过，她的声音哽咽。

过后，方姑舒了一口气说：“但这次我们紧急行动，及时撤出市区。我们战胜了日本鬼子，我们是不屈的中国人！”

忽然，嘹亮的军号声响彻云霄。不是一支号音，是大队部的几名号手集体吹奏，号声在天空回荡。接着又响起了对空射击的枪炮声，大队部的多名通讯员，各人手举一支临时制作的彩色小旗，分别向四面八方迅速跑去，一路跑一路大声宣告：“小日本投降了！小日本投降了！”

周围村庄，锣鼓喧天。这天是1945年8月15日。

8月16日，方姑回到香港，她独自一人来到香港最高的扯旗山上母亲的墓前，她向母亲报告胜利的消息。她匍匐在墓前，犹如投身母亲的怀抱。

抗战胜利后，港九独立大队随东江纵队北撤山东烟台，编入华东野战军。由于人员总数有一定限额，方姑和大多数队员仍然留在香港，方姑以方兰的名字，在香港以小学教师为职业，担任中国共产党香港大屿山区委书记，从事地下党活动。

1948年，中国共产党党组织调方兰到广东工作，从此离开香港。新中国成立后，方兰历任广东省妇联秘书长、副主任、主任，中国共产党广东省顾问委员会委员。

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方兰和原港九大队、市区中队的老战友们，集体赴港。她徘徊在烈士碑园，听到了母亲的声音：“我是中国人啦！”

1998年5月，抗战老兵方兰于广州去世，享年77岁。致敬抗战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