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桥观星

优质历史领域创作者

1944年，延安，窑洞外黄土飞扬，美军观察组与中外记者团冲破重重封锁来到陕北，外界充斥着对敌后战场的误解与谣言。身为八路军参谋长的叶剑英，以《八路军七年来在华北抗战的概况》一文，向全世界昭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战壮举。
叶剑英元帅既亲历过华北前线的烽火硝烟，又长期统筹全军作战情报，他的大作《八路军七年来在华北抗战的概况》，于8月6日刊登在《解放日报》上，用七年铁一般的事实，向全世界揭开华北敌后战场的真实面貌。叶帅并非坐在后方纸上谈兵的参谋。全面抗战爆发之后，他作为八路军参谋长，奔走于国共谈判会场，同时始终紧盯华北每一处战场。忻口会战的炮火、根据地开辟的艰难、反扫荡斗争的惨烈，无数来自前线的电报、战报、伤员口述汇集到他手中。他见过平型关大捷之后军民欢欣鼓舞，也见证百团大战之后日军推行“三光政策”，根据地缩小、物资极度匮乏的艰难岁月。这篇文章不是书斋里的回忆录，是一名高级指挥员，集合七年千万军民的流血牺牲，写就的战场实录。文章没有一味渲染炮火轰鸣，却记下了平原大地上一项朴素却伟大的创造——冀中的道沟。文中写道：“道沟深六尺、宽五尺，刚好通牛车，沟外有胸墙，以便我军凭之作战，沟内每隔一里挖一圆形或弧形沟将积土堆在中间，既使敌人无法顺沟之纵深以行射击，而人马又可在此让路。1940年，河北平原已纵横皆是此种道沟……消灭了敌人快速部队的优点，迫其像步兵一样的与我们作战。” 读到这段文字，眼前仿佛浮现出华北平原百姓挥镐掘土的画面。没有高山险阻的冀中大平原，日军汽车、骑兵来去如风，我军缺少重武器，很难与之正面抗衡。千千万万普通老百姓拿起锄头，把坦荡平原改造为游击战场。一条条道沟纵横交错，军队借此隐蔽机动，百姓借此躲避扫荡。这便是人民战争最生动的模样，不是仅凭军队的浴血拼杀，而是军民一体，把脚下的土地化作反抗侵略者的工事。武器简陋，却依靠智慧与民心，抵消敌人装备上的巨大优势。叶剑英把这一看似微小的战术细节写入正式报告，恰恰说明，八路军的抗战根基，深深扎在普通民众之中。报告之中，一长串冰冷的统计数字，背后是无数鲜活生命的牺牲。文中记载：“七年中，我们和敌人进行了大小战斗74060次，平均每天与敌作战29次；共毙伤击毙和杀伤日伪军共计 96万余名，俘虏日伪军共计 28万余名，争取投诚反正的日伪军共计 10万余名，总计造成敌伪总损失计 136万余名……” 。日均二十九次战斗，意味着华北敌后几乎没有安宁之日。没有大城市的盛大会战，更多的是伏击、破袭、反扫荡，是日夜不休的周旋。很多战斗规模不大，却日复一日，持续整整七年。 1944年，抗战已进入第七个年头，正面战场遭遇豫湘桂战役的溃败，而华北敌后根据地熬过最黑暗的1941至1942年，已经开始局部反攻。叶剑英写下这篇文章，一方面向外宾、向全国陈述战绩，回击污蔑；另一方面也客观记录挫折。叶剑英没有回避根据地曾经收缩、部队减员的现实，将四个抗战阶段完整铺陈开来：从八路军开赴华北配合忻口作战，到敌后根据地遍地开花；从相持阶段粉碎日军治安肃正，到百团大战之后承受残酷扫荡，再到咬紧牙关渡过难关，逐步恢复力量。胜不夸大，败不遮掩，处处体现出一名共产党人实事求是的品格。敌后抗战，最艰难的不只是枪林弹雨，还有封锁、饥饿、疫病。日军修筑密密麻麻的碉堡、封锁沟，实行囚笼政策，妄图把抗日力量困死、饿死。但正如报告所写，敌后不仅仅只有打仗，更建立起五大抗日民主根据地，管辖人口五千余万，民兵达到158万。军队打仗，群众支前，减租减息、兴办教育，在战火之中重建社会秩序。侵略者想要摧毁这片国土，而敌后军民，一边抵抗杀戮，一边重建家园。这正是敌后战场不可磨灭的价值：不止是杀伤敌人，更是守住一方民心，保存民族复兴的火种。今天回望这段历史，我们很容易被宏大的战争叙事裹挟，却常常忽略：敌后游击战争，是在装备落后、补给匮乏、两面受敌的困境中坚持下来的。叶剑英这篇报告，既记录军队的浴血奋战，更看见人民的伟大力量。他用严谨的战报、实地观察的细节告诉世人，八路军之所以能够在华北屹立七年，并不靠什么神奇战术，靠的是军民同心。敌人可以焚毁村庄，却夺不走老百姓保家卫国的意志；可以摧毁城镇，却打不垮根植于群众之中的抗日根据地。致敬叶剑英元帅！

二十四桥观星

优质历史领域创作者

清朝时，江州医生万君谟医术十分高明，远近前来求医的人接连不断。一位道士为感谢万君谟，让他取来一斗左右的泥土，对着泥土念过咒语，吩咐他在关键时刻使用。
万君谟总是尽心尽力为病人医治，一点也不计较人家有没有给报酬。遇到特别穷苦的病人，还把人接到自己家中照料，等病好了再送他回去。有一天，一个道士登门求诊。万君谟给他诊脉后说：“师父你胸腹之间郁结痞块，这个病从崇祯末年就落下了，吃上几十服药，就能痊愈。”道士说：“我从庐山来，治病期间来回奔波实在不便。”于是万君谟留道士在家医治，过了一个多月，道士的病果然好了。那时候流寇四处作乱，各地都害怕贼兵突然杀到，万君谟心里十分担忧。道士问他：“您有财力搬家躲避祸乱吗？”万君谟答道：“除了勉强糊口，我没有多余的钱财，也没有别的房屋田地可以安身，又能怎么办呢？” 道士临走的时候，叫万君谟取来一斗左右的泥土，对着泥土念过咒语，吩咐他收在功德堂里，早晚烧香供奉。万一贼兵突然来了，就舀一升左右这种土，撒在大门、后门四周，关好家门不要外出；只吃炒米，绝不生火做饭，估摸着贼兵退走之后再出门。道士离去之后，万君谟谨遵嘱咐，将那一斗被施过咒的泥土用木匣装好，安放在功德堂的供桌之下，每日早晚焚香祷告，不敢稍有懈怠。日子一天天过去，城外烽烟愈急，逃难的百姓扶老携幼涌进城内，哭号之声日夜不绝。城中大户纷纷收拾金银细软，争相逃往深山僻壤避难。亲友也来劝万君谟趁早出走，他叹了口气，指着堂中的木匣：“我一无余财，二无落脚之处，姑且听天由命吧。” 没过几日，烽火逼近城门，马蹄声、喊杀声震天动地。流寇破城而入，街巷之中一片狼藉。万君谟连忙取出一升泥土，细细撒在前后门的门槛、墙边，紧闭门窗，熄灭灶火，一家人蜷在屋内，只以事先备好的炒米充饥，不敢点灯，不敢出声。屋外贼兵往来奔走，挨家劫掠。好几伙匪徒来到万家门口，明明几步就到门前，却像是被一层浓雾阻隔，眼前白茫茫一片，看不清房屋门户，胡乱吆喝一阵，便转身走开。隔壁宅院被洗劫一空，唯有万家安安静静，如同隐在云雾之中。偶尔有胆大的邻居躲在墙角偷看，只见万家房屋上方雾气缭绕，朦朦胧胧，根本看不清院内情形，都以为是神仙护佑。一波贼兵刚退，溃败的官兵又接踵而至，同样四处抢掠。万君谟依旧依前法撒土闭户，不生火，不出门，一次次躲过劫难。匣子里的泥土一点点减少，每少一分，他心中便多一分忐忑，却也别无他法，只能咬牙苦熬。数年光阴就在惊恐与隐忍之中缓缓流逝。匣中最后一点泥土撒完那天，城外的号角渐渐平息，路上开始有行人走动，逃难的百姓慢慢归来。战乱终于结束，世道渐渐安定下来。万君谟打开家门，看见满街残破，心中百感交集。他始终感念那位庐山道士的救命之恩，想要寻访答谢，可再也没有见过道士的踪影。后来这件事在乡里代代相传，人人都说那一撮灵土，护得一户良善人家在兵祸之中安然无恙。备注：这则故事看似玄奇，以一撮灵土避兵祸，带有志怪传说的虚幻色彩，背后却藏着乱世的真实苦难。医者万君谟平日存心仁厚，不计酬劳，体恤贫病，善念在先，方得道人倾囊相授避祸之法。土能生云雾，实则是古人一种美好的寄愿：积善之人，危难之时自有天护。战乱之中百姓无力迁徙，束手待毙，这个故事既是对乱世流离的沉痛记录，也寄托着民间的朴素信念。可灵土终有耗尽之日，庇佑不能长久，真正能终结灾祸的，还是天下太平。

二十四桥观星

优质历史领域创作者

陈诚抗战回忆录（22）豫西会战检讨:这样的部队，还希望它能够打胜仗，岂不是做梦？
七月二十二日至八月四日，我曾在西坪及西安，召集师长与师政治部主任以上将领，以及后勤人员，分别举行作战检讨会两次，对于此次豫西会战之失败，得到很多坦白的供述，诸如：一、事前疏于防范：敌军进犯之前，我方本已获得情报，但除疏散在洛机关外，对于准备应战方面，殊欠积极。且认系敌军故意发出谣言攻势，以威胁我军行动者。一度封锁之河口，竟又复行开放。二、兵站腐败：长官部成立抢购委员会，以兵站总监部汽车至河岸抢购敌区之物资，以致战事发生，兵站无法对部队适时补给粮弹。又兵站总监部所属各仓库，平时均将军粮贷放农民，坐收利息，更有盗卖军粮者，故对部队军粮欠发甚巨。又所发军粮均为小麦，军队多以战斗兵磨麦，自不无影响战力之处。甚至有许多部队直接就食于民间，造成军民关系之恶化。又兵站征用民间交通工具甚多，但大部用于为商人包运货物，或为部队走私货物。三、部队斗志低落：敌军蠢动之初，仅用数百人，后渐增至千人，我军均不战自溃。敌见我毫无斗志，始集中抽调大部队，连犯我密县、汜水、新郑、许昌等地。时豫北陷区及敌军新占领地点，防务空虚，我自孟津河防至汜水密县一带有六、七个军之多，竟皆袖手旁观，不予出击，以坐待敌人之各个击破。四、指挥不统一，命令难贯彻：一战区长官部及汤副长官部之指挥不能统一，影响作战甚大。许昌失守后，敌主力迂回洛阳，并已迫近龙门，我统帅部命汤副长官及各军会师洛阳，均未遵行，致敌得合围洛阳，并分兵直捣我长官部所在地。蒋长官与汤副长官指挥机构难安喘息，致无判断指示之时间，因而部队各自行动，造成崩溃不可收拾局面。五、长官部形同瘫痪：长官部移动时凌乱不堪言状。电务员二十余人，因不能追随行动而失散。电话机失落甚多，又因密本遗落，及无线电台与各部队波长呼号错误，以致失却联络，无法指挥。而兵站总监部于转进时，科长以上职员多擅自后移，致前方兵站业务无人负责。举此为例，均足见长官部之形同瘫痪。六、上下经营商业：长官部在洛阳开设面粉厂，并利用陇海路营运煤斤图利。汤副长官为自筹经费自谋供应计，在界首成立物资调节处（后改民生公司），变相征收税款；在漯河开设中华烟厂；在界首开设三一酒精厂；在嵩县开设造纸厂；在镇平开设三一纺织厂；在鲁山开设煤厂，其经营范围之大，可以想见。本意未始不善，但结果则完全成了假公济私的组织。长官部既然如此，部队纷纷效尤，遂一发不可收拾。各级干部差不多都成了官商不分的人物。一个个腰缠累累，穷奢极欲，而士兵之苦自苦，于是官兵生活不能打成一片。要这样官兵组织成的部队发扬斗志，又如何可能？七、军纪废弛已极：河南民间早就有“宁愿敌军烧杀，不愿国军驻扎”的口号，虽不免过甚其词，但军队纪律的败坏，实在也是无容为讳的事实。汤副长官不能以身作则，又个性太强，上行下效，往往相率蒙蔽，不敢举发。伊川、嵩县、登封，八十五军骚扰极惨。十三军之于密县、禹城，预八师之于卢氏，四十军之于木洞沟亦复如是。长官部特务团随长官部行动，亦到处鸡犬不留。军民之间俨如仇敌，战事进行中，军队不能获得民众协助，自属当然。而各地身任乡镇保甲长或自卫队长等之土劣恶霸，且有乘机劫杀零星部队及予以缴械之事。八、将帅不和，互信不立：汤副长官对于部下军师长，除少数外，极少信任。部队仍有地方、中央之别。许多北方部队装备较差，均以杂牌部队自居，无法和衷共济。九、部队普遍吃空：部队兵员缺额极多，以战前而论，洛阳市上之食粮，半数以上为由部队售出者。即此可见一斑。十、军队政工，有名无实；各部队政治部，平日既不能宣传组训，战时又不能与部队同进退，且多有干涉地方行政，假名营私情事。由检讨而知的缺失尚不止此，此不过其荦荦大者而已。这样的部队，还希望它能够打胜仗，岂不是做梦？我所接的第一战区，就是如此这般的一个局面，真是百孔千疮，不可救药。然而既来之则安之，一切只有尽其在我地去做，有无成就，不暇计也。上述种种弊端，随着敌军的窜扰，无形中消失了不少，譬如走私货物，经营商业等是。也有随着长官部改组而改进了的，如指挥不统一一节，我到任后，即没有发生过。胡宗南之忠贞负责及其不与政客官僚同流合污，可称上选。毛病在讳莫如深，不喜与人接近，因此成了西北有名的神秘人物——不仅为地方父老所不了解，就连中央也觉得他不易驾驭。汤恩伯之忠贞努力亦无问题，唯欢喜排场，个性太强，不易接受别人意见。他和蒋铭三（鼎文）一正一副，蒋遇事不免延诿，汤则独断独行，说做就做，两个人各行其是，互不参商。我奉命之初，好多人都存心看笑话，觉得陈某人怎能和胡宗南、汤恩伯相处。殊不知人之相交，贵相知心。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只要其心无他，其余都好商量。……

二十四桥观星

优质历史领域创作者

清朝时，泰州人王弼在延安一带行医。巫师王万里带着侄子王尚贤，在龙沙摆摊算卦。王弼受不了王万里说话狂妄无礼，当众驳斥他。王万里怀恨在心，打算驱使鬼怪来恐吓王弼。
一天夜里王弼正独坐屋内，忽然听见窗外传来悲凉的哭嚎声。他推开门向外张望，空旷的庭院里月色明朗，却什么人影都没有。第二天，那哭声又在他家门口啼哭喊冤。王弼便对着空气祷告说：“难道是我用药害死了你吗？倘若不是，我定会替你洗刷冤屈。” 鬼魂开口说道：“我见过许许多多的人，唯独老先生可以托付心事，所以前来向您哭诉，并没有别的恶意。您要是真愿意为我申冤，请找来十个人作为证人。” 王弼照鬼魂所说，邀来十位乡邻。鬼魂讲道：“我本是周家的女儿，家住大同丰州黑河边上。父亲名叫周和卿，母亲张氏。我出生的月份地支为庚，所以小名唤作月西。我十六岁那年，母亲生了病，父亲请来王万里占卜吉凶，就此和他相识。母亲过世后的第一百零五天，父亲在白天躺着歇息，兄长上山砍柴还没有回家。我闲来无事走到院墙背阴处，王万里突然把我掳到柳树林中，将我的双手反绑在树上。他先割下我的头发，用彩色丝线缠裹起来，接着剖开我的胸膛，掏出心脏肝脏，还有眼睛、舌头、耳朵、鼻子、指甲、手指等等物件，碾成药丸，装进葫芦里面。又扎了纸人，念动咒语拘禁我，把我当成奴仆使唤。我做事稍有停顿，他就拿针扎我，痛楚难以言说。前几日他在您这里受了羞辱，便差遣我前来加害于您，我心中实在不忍心下手。老先生倘若怜悯我，不让我在黄泉之下含冤，我发誓要拜您做义父。在座诸位千万不要把这件事泄露出去，一旦泄密，灾祸便会降临。” 说完，哭声越发悲切。王弼连同那十个人全都流下眼泪，记下了月西诉说的全部冤情，一一签上姓名，悄悄把状词递送到县衙。县官审问之后，鬼魂所说和供词完全吻合，立刻抓捕王万里叔侄二人严加审讯。二人一开始还抵赖拒不认罪，月西的鬼魂出面和他对质，反复争辩，言辞悲苦，又请求官员搜查他随身行囊。差役搜出符箓、印章、法尺、长针、短钉等法器，王万里这才俯首认罪。王万里供称：我是庐陵人，四处游荡卖弄巫术，走到兴元的时候遇见一位刘道士。道士传授给我采生害人的邪术，情形大致和月西讲的一样。起初我并不相信这套法术。刘道士从布袋里拿出一块五色绸缎，里面包着一团弹丸大小的头发，指着头发对我说：“这是咸宁的李延奴，已经被我收服。你拿出七十五万贯钱，我就让他听候你的差遣。”王万里满心欢喜地答应下来。刘道士踏禹步焚烧符箓祝告，半空中传来李延奴的声音：“师父吩咐我去往哪里？”刘道士说：“你去跟随王先生，他虽修习旁门，待你不会太过苛待。” 王万里按约定交付钱财，把全套邪术都学了过来。后来他途经房州，结识了邝姓术士，彼此志趣相合，又收服了耿顽童，同样收作奴仆，付出钱财和当初一样。刘道士告诫王万里一辈子不许吃牛肉、狗肉。时日一久他忘掉禁令，吃了烤牛心，这件害人的勾当才败露。案子定案，王万里死在了牢狱之中。月西也失声痛哭。哭过之后，她一件件问询家中琐事，慰问父亲，就如同活着的时候一般。官吏整理好全部卷宗，上报府衙，将要处置王尚贤。当初王弼从县衙告状归来，亲朋好友备下酒菜向他庆贺。忽然耳边传来哭泣之声。王弼开口询问是谁，鬼魂说道：“我们是耿顽童与李延奴。月西的冤屈已经得以昭雪，老先生难道就不可怜我们两个人吗？” 王弼十分为难。耿顽童又说道：“月西已经和您结成父女，难道我们就不算您的儿女吗？为何待人厚薄差别这么大！”王弼无可奈何，再一次前往县衙递交状纸。官府传唤耿顽童的父亲耿德宝、李延奴的父亲李福保到案，两名鬼魂诉说的身世全都得到验证。从此三个鬼魂留在王弼家中，白天跟着他四处走动，夜里陪着王弼歇息。看不见形体，说话的声音却清清楚楚。王弼从容问道：“家门应当有门神把守，你们是怎么进来的？”月西答道：“没有什么阻碍，只是看见门上悬挂着画像而已。” 王弼又问：“我烧纸钱祭拜你们，可行吗？”鬼魂回答：“纸钱没有用处。”王弼再问：“你们身死之后魂魄能够长久留在人世吗？”鬼魂说：“寿数和气数耗尽，魂魄就会消散。” 耿顽童擅长歌唱，每当王弼饮酒，他就唱起汉山东调祝他安康。王弼把酒洒在地上祭奠他，耿顽童好似喝醉了，说起话来颠三倒四。月西格外聪慧狡黠，时常和王弼的孩子们说笑打趣，言语诙谐有趣。王家子弟有时争辩不过，就朝着传出声音的位置挥拳击打。月西放声大笑：“鬼魂没有形体，兄长何必如此举动，只显得你不够明智罢了。” 这样过了整整八个月，三个鬼魂的声响便彻底消失，再也没有动静。【短评】此案骇人听闻，王万里习得采生邪术，买卖亡魂为仆，只因破了食禁终致败亡。月西遭害却不肯盲从作恶，借王弼洗雪沉冤。李延奴、耿顽童随之得昭雪。三魂寄于王家半载有余，气尽而散。可见邪术难长久，凡人一点仁心，便能渡化枉死之魂。

二十四桥观星

优质历史领域创作者

陈诚抗战回忆录（20）民国二十八年（一九三九）春，敌军登陆海南岛。十一月十五日，敌酋安藤利吉率陆海空军十余万众潜渡海峡，从钦州湾登陆，进犯我桂南重镇之南宁，桂南会战即由此开始。
桂南会战前后历时一年有余，大小战斗凡经二百余次，桂南半壁十余县均曾遭敌蹂躏，可见此一会战规模之大。桂南会战大致可以分成四个时期：一、敌军钦州湾登陆至进陷南宁（时间自二十八年（一九三九）十一月十五日至同年十二月十七日）。二、我军对南宁之反攻（包括昆仑关战斗）（时间自二十八年（一九三九）十二月十八日至二十九年（一九四〇）三月二十五日）。三、桂南对阵（时间自二十九年（一九四〇）三月二十六日至同年十月十二日）。四、最后反攻（时间自二十九年（一九四〇）十月十三日至同年十一月三十日）。第一时期，因我军兵力分散，集合需时，无法阻敌前进，故敌军于十一月十五日登陆，仅二日，钦州、防城即均告失陷。二十一日敌进迫邕江南岸，二十四日，我军被迫向高峰隘转移，南宁亦即不守。第二时期，我军反攻南宁，由十二月十八日开始；十九日，猛袭昆仑关，西窜龙州等地之敌急回援南宁；越数日，昆仑关敌军全陷我军包围之中。二十八年（一九三九）除夕，卒将此历史有名之雄关克复，歼敌近万，造成我攻坚之光辉纪录。第三时期，我敌略成对峙状态者历两月余。敌为固守南宁及邕钦路（即南宁至钦县），筑工事、开道路、建营舍，整补休养，以为长久盘踞之计。同时加强伪组织，企图以华制华，以战养战。我方虽不时出击，予敌以甚大之不安与损害，但亦无大进展。六月中旬，欧战盟军失利，巴黎陷落，法方向德求和，国际情势为之一变。日寇将向越南染指，乃为势所必然。六月十六日，邕江南岸之敌果沿邕龙路（即南宁至龙州）大举西犯，我虽有备，然以兵力薄弱，未能收效。六月二十四日，明江失陷；七月二日，敌进据龙州。凭祥、镇南关亦相继失陷。敌侵略越南之企图，遂得实现。第四时期，我分四路大举反攻：第一路攻龙州；第二路截击邕龙路；第三路袭取高峰隘及邕宾路，会攻南宁；第四路截击邕钦路沿线。十月十三日，我先开始反攻龙州，其他各路亦继续采取行动。敌因感受压迫，无法支持，乃于十月二十五日起，桂南各地敌军分别向钦州及越南撤退。我军于二十八日收复龙州，三十日克复南宁，十一月十三日克复钦县，三十日又将盘踞镇南关之百余残敌驱入越境。桂南失土至此完全光复，桂南会战亦告结束。我以政治部部长身份参加过桂南会战，不过来去匆匆，未能始终其事，仅在会战中之第二时期，驻桂时间较多耳。 …… 我是十二月二十八日到达韶关的，协同当局调度一切，尚称顺手。捷音传出，举国欢腾，各方慰劳者踵至，我得躬逢其盛，倒是值得兴奋的一件事。窜犯粤北之敌军所受的打击相当的大，五十四军已进据翁源，仍向前追击中，我此来的任务已可告一段落。元月七日，委员长飞抵桂林，我也有亟待离粤西上之必要。九日晚离韶，经衡阳转往桂林。十二日晨谒见委员长，奉面谕要我兼任桂林行营主任，负责指挥，而调健生（白崇禧）回桂林主持东南全局。我力陈不能担任名义，只宜从旁协助，始作罢论。委员长当日返渝。十三日，再赴迁江与健生等商当前军事。时邕钦道上，敌正大量增援，而我军尚未集中完毕，深恐逐次接战、消耗实力，乃建议三案……经讨论后，决定作战原则仍以攻克南宁为目的，指导要领大略以前述第三案为依归，并定于一月底集中完毕，二月初开始行动。 ……到后未久，即发觉部署有欠妥当处，当时有五个军全部用于包围八塘之敌，新到部队亦逐次加入高峰隘、思圩方面（均在邕江北岸），因此各高级指挥官几无控置一兵，可作机动使用。尤以邕江南岸，兵力薄弱，无法阻敌之增援与补给，最为失着。因此极力主张抽调两个军机动使用，并注意南岸敌军活动。大家虽均以为然，终以顾虑太多，无断然实行之决心，遂使南岸敌军迂回增援，得以乘瑕抵隙冲入宾阳。宾阳既失，我前后方联络中断，昆仑关及武鸣亦因之相继不守。这一来不但反攻南宁计划成为泡影，且把宾阳、武鸣一并失陷，可谓偷鸡不成蚀把米矣。当我发觉部署欠妥，而又无法挽救时，心中焦灼，莫可名状。时李任潮（济深）亦在迁江，他见我眼球突出，奇瘦骇人，疑我神经失常，屡以为问。我很难过地说：“眼看数十万生灵将被蹂躏于敌骑铁蹄之下，安能无动于衷！” 宾阳是二月二日下午四时失守的，当即决定健生（白崇禧）先回柳州主持，第四战区长官部指挥所向大圩后撤，我则与张向华、林蔚文移驻北泗圩第五军军部指挥。是夕通宵未眠。十日，奉令召集桂南作战检讨会，会后发表此次作战失败处分名单：白健生以督率不力降级；我以指导无方降级；徐庭瑶以优柔寡断，未能挽回危局，总司令部番号撤销，该总司令撤职查办；叶肇以抗命避战，贻误大局撤职交军法审判。就责任来说，我于此役没有过失；但就抗战前途言，由此得严明赏罚，树立纪纲，我纵受再大一点的处分，也是心安理得的。

二十四桥观星

优质历史领域创作者

一九三八年暮春，三万日军兵分九路，以分进合击的战术向着晋东南压来，身为一二九师副师长的徐向前跟随部队辗转于山岭沟壑之间，亲历了这场险象环生的反围攻作战。
多年之后，徐向前元帅写下《粉碎日军对晋东南的九路围攻》一文，以亲历者冷静平实的笔触复盘整场战役。徐向前在文中细数太行山根据地建设的四项要务：改造基层抗日政权、扩建地方游击武装、以游击战积小胜为大胜、在复杂局面下维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短短数月，农救会、自卫队遍布乡野，零散的农民、工人、爱国青年拿起武器，各处游击支队相继成立。徐向前记录下一段往事，刘伯承、邓小平与他一同赴榆社劝说汤恩伯部留守山西共御强敌，最终没能留住这支队伍，汤恩伯依旧率部撤往河南。 “几百万人发动起来了，游击队、自卫队、抗日民主政权以及工会、农会、青年救国会、妇女救国会等群众组织在各地如雨后春笋般地生长起来。巍巍的太行山上，抗日运动风起云涌，到处都是埋葬日军的坟墓。” 这一段文字朴素厚重，点明了反围攻能够取胜最根本的根基。没有千千万万民众站在抗日阵营之中，再精妙的战术都没有施展的空间。敌军九路大军压境，危机骤然降临。朱德、彭德怀在小东岭召集将领会议，定下作战原则：敌人尚未收拢合围之时以内线作战牵制各路敌军，集中兵力寻机歼其一路；倘若敌军完成收拢，则跳出包围圈，在外围袭扰敌人侧后，依旧奉行各个击破的思路。战争初期，各路敌军向前推进，战局错综复杂。有的敌军遭到友军顽强阻击，有的被游击支队不断袭扰迟滞，也有部分敌军几乎没有受到阻拦长驱直入。战场局势瞬息万变，一二九师原本计划在涉县、武安之间设伏，又因敌情突变奉命向西移动，寻找新的战机。徐向前跟随师部不断转移，穿行在太行山崎岖山路，等待可以扭转全局的战机。长乐村一战，成为粉碎九路围攻的转折点。武乡城内燃起大火，日军劫掠之后向东撤退，战机悄然出现。刘伯承和徐向前抓住机会，下令部队沿浊漳河两岸衔尾追击。他这样记述战场上惊心动魄的一幕：“遂令两团相对突击，将敌拦腰斩断。敌之辎重人马被压制在长乐村以西之型村、李庄、白草延、马庄一线的一个狭窄的河滩隘路上，无法展开。在我两侧部队猛烈地攻击下，敌人丧魂落魄，欲战无力，欲逃不能，人马尸首和辎重遍布河滩。” 河谷之中厮杀震天，被截断的日军进退两难。战事推进至正午，千余名已经越过长乐村的敌军折返救援，双方反复争夺阵地，冲锋七八次方才稳住阵线。辽县方向赶来的增援敌军接踵而至，战况愈发凶险。令人惋惜的是，近在蟠龙的国民党第三军并未实施阻击，眼睁睁看着援军奔赴长乐村。徐向前客观记下这桩憾事：“这次战斗若得到曾万钟第三军的很好配合，将苦米地旅团歼灭是无疑的。未将该旅团全歼，是最可惜的一件事。” 统一战线之下步调不一的短板，在这一刻暴露无遗。我军弹药损耗严重，为规避无谓牺牲，主力只能撤出战场。这场胜利裹挟着沉重的代价，七七二团团长叶成焕身负重伤，两天后牺牲。一位骁勇善战、忠厚可靠的指挥员永远长眠在了太行山下。纵然战后收到蒋介石发来的嘉奖电报，贻误战机的友军却没有受到任何处置，这也让我们看清了抗战初期复杂的博弈格局。长乐村惨败之后，其余各路进攻的日军无心恋战，陆续向后撤退。八路军各部乘胜追击，接连收复十八座县城，三万敌军的九路围攻彻底瓦解。徐向前从三个维度总结这场战役带来的改变。军事层面，根据地的版图稳固下来，太行山成为了开展游击战争稳固的大本营；民心层面，日寇烧杀抢掠的暴行警醒了晋东南百姓，民众主动空舍清野，传递情报、转运伤员，军民紧紧相依；根据地建设层面，此战也检验了过往的工作。部分地区曾经为避免摩擦，收回我方派出的工作人员，当地武装在战事当中难以发挥作用，坚持党的领导的区域，游击队伍大放异彩。由此得出结论，根据地建设必须坚守独立自主的原则，丝毫的退让动摇都会造成损失。徐向前元帅以亲历者的身份，既记述胜仗的荣光，也写下协作落空的遗憾、牺牲带来的悲痛、工作失误的反思。这份不回避缺憾的实录，让这段历史变得真实厚重。

二十四桥观星

优质历史领域创作者

陈诚抗战回忆录（19）长沙会战，前后有三次之多，可见在第二期抗战中，长沙战略地位的重要性，实在超乎各地区之上，否则敌人不会至再至三地吃败仗，而仍然必欲得之而甘心也。
…… 第一次长沙会战虽是二十八年（一九三九）九十月间发动的，但在发动以前四五个月，我军在“有以待之”方面，已经开始着手。……此外，还有一件在战事爆发四五个月以前即已开始准备的工作，就是破坏道路。…… 是年九月，敌犯长沙企图已经暴露，我军自应依照预定计划行事，不想这时统帅部却发生了极原则性的争议。白健生（崇禧）以次几位参谋本部人员，均不主张坚守。委员长因为众议如此，亦即勉从其议。其时我以在渝时多，九战区司令长官职务均由副长官薛伯陵（岳）代理，渠则反对轻易放弃阵地，抗辩甚力。九月中旬，敌军分三路进犯，一路由赣北西进，一路由鄂南南窜，一路则在湘北猛攻新墙河北正面，另以一部在洞庭湖东岸登陆，以为策应。赣北、鄂南两路敌，均被我军击败，唯湘北一路强渡新墙河成功，与洞庭湖东岸登陆之敌得收夹击我军之效。 …… 伯陵深信士气甚盛，可以一战，并谓除极少数部队失去联络外，余均英勇任战。既然如此，我乃一面商之于健生，令伯陵反攻；一面将伯陵决心及当时情况报告委员长，请准因时因地制宜。十月二日，获准下令反攻，对深入之寇予以猛烈侧击，当地民众自动协助国军作战者亦极踊跃，敌遂狼狈北窜。至十月六日，完全恢复战前之原态势，各路敌军死伤计四万余人，俘获亦伙。此次敌军使用兵力约在十万人以上。事前敌以西尾寿造为对华派遣军总司令、板垣征四郎为参谋长，扬言攻略西安、宜昌、长沙、衡阳、北海，完成其所谓“板垣战线”，以求解决“中国事件”，不料这一梦想，才开始就破灭了。第二次长沙会战，敌军集结赣鄂兵力，亦达十万之众，由阿南惟畿指挥，于九月六日起开始蠢动。敌为掩护其主力之集中及展开，先以一部向我大雪山（岳阳东南）根据地攻击，经我军痛击，迄未得逞。九月七日，敌一部与海军配合，向洞庭湖营田以西各地活动，以保障其主力之右翼，其主力则越新墙河南犯。我守军杨森军团，予以猛烈截击后，以一部与敌保持接触，主力则转移至杨林街、关王桥向敌侧深入袭击。十九日，敌窜抵汨罗江北岸，由浯口、新市、归义等地渡河，我军节节抵抗，敌竟长驱南下。第一次长沙会战后，我即调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所遗第九战区司令长官改由薛伯陵（岳）升任。第二次长沙会战之际，我正在恩施第六战区司令长官任内。六、九两战区壤地相接，互为唇齿。九月中旬，新墙河以南战事方酣，我因向统帅部建议：五、六两战区应乘此机会，主动反攻宜昌，以为湘北策应。 …… 九月二十六日，敌军分路窜至捞刀河畔，以一部由渡头市向长沙东南迂回，又以一部由春华山迂回长沙之东，主力则从正面直扑长沙，企图加以包围。二十七日，敌伞兵一部窜入长沙城内，时我援军已先后赶至战场，乃将敌层层包围，予以猛击。是日宜昌方面，我军已开始进攻；江浙皖方面，我军亦向当面之敌采取行动。敌顾此失彼，无法转用兵力，长沙地区被围之敌，后路已被我军切断，恐慌万状，至十月三日，乃突围北窜。我追击部队衔尾追击，并沿途截击，毙伤敌甚众。十月八日，北窜敌渡过新墙河，始又恢复以前原态势。第二次长沙会战至此亦暂告结束。三十年（一九四一）十二月，敌既挑起太平洋大战，为牵制我军策应盟军在广东、香港方面之作战，乃又对长沙作第三次之进犯。敌此次集合兵力共约七万余人，于十二月二十四日起，在新墙河东西各约十余公里之间，分八路渡河南犯。（图二八）我军仍依在长沙外围决战之目的，除留一部与敌作正面周旋外，主力即向关王桥东南地区转移，并协同由平江到达杨林街附近地区之我军，向西南侧击南下之敌。三十一日，敌军窜抵捞刀河、浏阳河中间地区，以一部向浏阳河畔之金潭渡、仙人市推进；其主力则向右旋回，于三十一年（一九四二）一月一日起，向长沙猛扑。我守城部队沉着应战，同时我岳麓山炮兵适时以火力支援，予敌重创。至四日，我阵地屹立无恙，而敌军攻势已挫。我乃以十个军之兵力，分路向敌实行总反攻。敌伤亡甚巨，乃于四日夜开始向东北突围。我军沿途截击，敌遗尸遍野，狼狈不堪。其留置之掩护部队，亦大部被歼。至十五日夜，新墙河以南之残敌一一肃清，一切又恢复战役前原状。 ……长沙三捷，是抗战中的奇迹。我之所以胜，敌之所以败，先后如出一辙，谓非奇迹而何？委员长事前之战略指示，可谓算无遗策矣。彻底破坏道路办法关系成败亦巨，因为敌人的优势装备在交通阻塞的情形之下无法运用，以致敌我在装备方面已无显著差别。装备既然拉平，在地利人和方面，敌则处于绝对劣势，如此我三胜，敌三败，不亦宜乎？

二十四桥观星

优质历史领域创作者

清朝时，杭州秀才张某品行不端，蛮横霸道，凭一己好恶裁决邻里是非。有一天，他见一名女巫施行法术，围观者众，遂走上前去指责，抬手扇了女巫一记耳光。
这一天，张某去朋友家中做客，听闻某个村子里有一名女巫，能够召来鬼神，追随信奉她的人非常多。张某便前去看热闹。女巫正在施行法术，围观的人挤得密不透风。张某走上前去，抬手扇了女巫一记耳光，说道：“你用虚妄邪说蛊惑百姓，罪责难以宽恕。倘若我来做阎罗王，必定将你斩首！”围观的众人吓得全都四散逃走了。没过多久，女巫果真患上了头疽不治身亡。乡里人便给张某起了个外号叫“张阎王”。又过了好几年，张某生了一场小病，看见两个差役，自己并不认识他们，来招呼他一同上路。他跟着二人走到一处官署，殿堂建筑富丽堂皇，两位神明卷起帘子分坐在左右两边。正中央有一座神座，帘幕垂落下来，看不清里面神明的样貌。张某询问神明传唤自己是什么缘故。神明说：“那名女巫把你告了，所以传你来审问。你当初判定她的罪状十分公允，她并没有蒙受冤屈。可是你本人也并非品行端正之人，你要把这辈子所做下的恶事一桩一桩如实招供出来。” 说完吩咐身旁侍从拿一块记事木板交给张某，让他写在板上。张某拿起笔不停书写，木板正反两面全都写满了，还觉得自己的恶行没有全部写完。神明看完他写下的罪状，开口说道：“单单这些案子，就已经够重了！你自己掂量，应当受什么样的惩罚？” 张某思索许久，说道：“我应当遭受雷劈。”神明讲：“一次雷击不足以抵偿你的罪孽，要遭受三次雷轰。”随即下令卷起大殿正中的帘幕，叫张某抬头去看。座位上之人的样貌，竟然和自己一模一样。张某这才醒悟，自己前世便是阎罗王，因为犯下过失罪孽，才投胎到了人世间。不多时，那两名差役又送张某返回了家中。他猛然惊醒，好似大梦初醒，浑身大汗湿透了衣衫。从这以后他改过向善，尽数改掉往日种种劣迹。忽然有一日，天上雷电大作，张某被雷击倒在地死去，没过多久又苏醒过来。又过了几个月，他站在戏台下面看戏，雷电再一次降临。张某知道天雷是冲着自己来的，连忙呼喊旁人赶紧躲开，随即他又被雷劈死。片刻之后他再次活了过来，跌跌撞撞回到家中，在乡间做起了教书先生。又一天，雷声隆隆不绝，一直在房屋四周盘旋。他害怕第三次雷击会夺去性命，不一定还能死而复生，慌忙躲到一张黑漆桌子底下。一声巨响的霹雳落下，床铺帷帐全都被烧毁，张某侥幸逃过一劫。他心里清楚这是命中注定的劫难还没有了结。两年之后，他被举荐为孝廉，参加会试却没能考中。之后跟随亲戚梁阶平中丞，前往湖南巡抚的官署任职。途经汉阳的时候，听说有一位术士占卜命运十分灵验，于是前去拜访。术士告诉他：“你此番前去，会有还算不错的际遇。只是你的阳寿已经快要耗尽，最多在外停留一年就必须动身返乡，千万不要贪恋仕途逗留不归。你返程之时再来和我见一面，我有一件要紧的事托付给你。” 张某记下这番话，满一年便启程回乡。他再次前去寻访那位术士，术士已经亡故，留下了一封书信。拆开信件一看，原来是恳求张某把自己的灵柩带回故土安葬。张某便将棺木载着送回术士的家乡。归家还不到一个月，张某没有染上任何疾病，在家中离世。注:这则异闻看似是鬼神设下劫数，实则意在劝善。逞一时意气欺凌他人，纵言语看似有理，行事霸道便已种下祸根。纵然幡然悔改，既往的过失依旧要付出代价。三番雷劫，前两次无从躲避，第三次凭黑漆桌侥幸脱身，可见悔过行善只能缓冲灾厄，不能抹掉旧迹。人唯有常怀敬畏之心，谨言慎行，方能安稳走完余生。作者袁枚:我查阅《广博物志》一书得知：天雷烈火扫过之处，金属石头都会消融毁坏，唯独漆器不会受损。张某第三次能够躲过雷击，或许就是依靠这张黑漆桌子的缘故吧？

二十四桥观星

优质历史领域创作者

1938年6月，梅雨笼罩江南，新四军战士于夜色里在敌占区狭缝之中寻找生存与战斗的空间。一年之后，陈毅元帅提笔写下《江南抗战之春》。
陈毅元帅以战地亲历者的视角，记下了茅山根据地从举步维艰到蓬勃生长的全过程。这篇写于1939年4月的纪实文稿，没有刻意渲染悲壮的口号，而是把行军摔跤、民众破路、麦田伏击等细碎往事娓娓道来，将硝烟里江南的春天，永久定格在纸上。初入江南的滋味满是狼狈。行军路上接连滑倒的战士彼此打趣，连陈毅本人也一时失手，连人带马跌入水塘，成了“落水鸡”。他在文中感慨：“唉！这就是雨中的江南。”自古以来文人笔墨里莺飞草长的江南，此刻只剩下无尽阴雨和泥泞。全员变成满身泥浆的“泥菩萨”，衣物湿透，书籍泡烂，简陋的民房弥漫着潮湿霉烂的气味。可即便处境窘迫，战士们烤着湿衣裳，依旧谈笑风生，复述路上滑倒的趣事。“这就是我们祖国的儿女们，在为祖国奋斗时所表现的乐观的精神！” 一句简短评述，道破了这支队伍的精神底色。困苦不会凭空消散，可贵的是于磨难之中守住笑意，在看不到前路的时候依旧结伴前行。刚刚挺进苏南的新四军仅有寥寥数百人，身处强敌环伺的险境，当地百姓心存顾虑，不敢接纳军队，处处充满猜忌与疏离。这片烟雨江南，彼时看不见春天的踪影。仅仅相隔一年，风物与人情悄然蜕变。旧历二月春风吹遍乡野，“菜黄、麦秀、柳青、桃红、墙白，到处组成一幅色彩鲜明的图画”。秀丽景致映入眼帘，可登高远眺时，陈毅与战友的一番对话，点破了时代的隐痛。同伴赞叹眼前一派阳春烟景，陈毅却说道：“美丽的江南，多了一个日本鬼子啊！”美好的河山正遭受铁蹄践踏，秀丽风光之下暗藏刀光剑影。一位士兵书信里的话语恰如其分概括了当下：“我爱这战斗的春天，我爱这春天的战斗！”寻常的春景被赋予了特殊意义，春天不再只是草木萌发的时节，更是抗争、觉醒、积蓄力量的时光。变化不止于山野风光，人心的苏醒，才是这个春天最动人的风景。一场部队大会之上，陈毅清点士兵籍贯，江西、湖南、四川籍的老兵寥寥无几，当他唤江南籍战士举手时，一片人海在眼前铺展开来。外来的火种，点燃了本土的热血，江南子弟源源不断加入抗日队伍。白发老人送子参军，年轻姑娘主动报名服务团，无数普通人主动站到抗战行列之中。元庄追悼会上二十余名僧人身披袈裟前来吊唁牺牲的肖国生同志，他们立下誓言，要组建抗敌协会，拿起武器为烈士复仇。跳出凡尘俗世的出家人尚且愿为国赴难，民族救亡的信念已经浸润了社会各个角落。最令人动容的，是军民同心的图景。四月春耕大忙之际，乡民放下农活，自发奔赴公路破路。起初百姓心存戒备，看见骑马的军官，还以为又是来欺压民众的旧军队。当他们看清新四军平易务实的作风，隔阂慢慢消融。一位老者感慨往日出力修筑公路，如今又亲手将道路损毁。年轻乡民一语道出长远的期盼：“以前修的路，现在鬼子要用，所以破了去。打走了鬼子，再修起来，中国人自己用，永远就不会破了！”朴素的话语藏着长远的家国愿景。民众送来布鞋、毛巾、粮食慰问部队，一条道路的损毁，却将军队与百姓的心牢牢连接在一起。陈毅由此总结出深刻的道理：“中国兵力弱于日本兵力，但中国兵力加上中国民力就大大超过日本兵力，所以中国军民合作，就等于战胜日本强盗。”单兵作战的军队力量有限，千千万万百姓站在一起，便汇聚成无坚不摧的洪流。麦浪翻滚的田野间，一场伏击战悄然打响。战士隐匿在麦田菜垄之中，长久静默等候，克制说笑的天性，屏息压抑内心的躁动。战斗结束之后指挥员没有只夸耀战果，而是坦然指出队伍暴露出来的疏漏，反思过早开枪、未能展开白刃搏杀的短板。胜不骄，败不馁，在一次次实战之中磨砺本领。百姓也不再是战争的旁观者，他们捕捉溃散的敌兵，主动送给新四军处置。武装的军队和觉醒的民众，互为臂膀，在江南大地上站稳脚跟。读完文章回望那段岁月，所谓江南抗战之春，并不单指时序上的春季。1938年的阴雨寒苦，是漫漫长冬；1939年人心聚拢，万众一心，才迎来精神上的春天。起初百姓害怕战火，回避军队，认为新四军势单力薄，难以抗衡侵略者。短短一年光景，思想的坚冰消融，救亡图存的信念遍地生根。这一份转变，靠的不是空洞的说教，而是新四军严明的纪律、挺身而出的担当，一点一滴赢得群众信任。陈毅元帅此文蕴含的道理并未过时。个人的力量终究有限，团结起来方能攻坚克难；身处困境之时保有乐观，在风雨之中坚守初心，方能熬过寒冬，迎来生机。江南大地上那个战火纷飞的春天提醒我们，山河无恙从不是凭空得来，它是无数将士舍生忘死、亿万民众同心协力浇灌出的果实。

二十四桥观星

优质历史领域创作者

一九三七年深秋，雁门关的寒风卷着硝烟掠过晋北起伏的群山。刚刚收复不久的宁武城内断壁残垣随处可见，街道上散落着遇难百姓的遗骸。贺龙伫立在满目疮痍的街巷之间。
一二〇师自九月底东渡黄河踏入晋西北大地以来，将士们日夜奔袭，在崇山与沟壑之间不停袭扰敌军，用一次次短促迅猛的伏击，牵制着南下进犯太原的日军主力。战事暂歇之时，贺龙将前线一幕幕战事、一场场得失，冷静地落笔成文，写下《晋西北抗战经过》这份珍贵的战地报告。它不是华丽的战时檄文，而是一名身处火线的指挥官，对近两个月敌后作战最质朴、最真实的复盘记录。文章开篇，贺龙便看清了敌后游击战争的价值，“在晋察冀边区与晋西北广大地区，我军积极活动，刻不停地迷惑敌人，扰乱敌人，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破坏敌人的交通，特别是广大民众抗日斗争的发动，广泛的群众游击战争的开展，与游击战争根据地的创立，一天一天地增加着敌人不可克服的‘后顾之忧’”。正面阵地死守与敌后机动袭扰相互呼应，一条完整的抗战链条就此形成。这不是偶然的战术试探，是在劣势装备之下摸索出的生存与抗争之路。行军路上没有固定营帐，指挥部随着部队不停转移。贺龙在神池、大牛店、雁门关之间往来调度，分派各个支队分头行动。宋支队北上袭扰井坪、平鲁，威胁大同；李支队转战宁武周边；骑兵营穿梭在旷野之中，伺机打击敌军增援部队。各部彼此呼应，令日军顾此失彼。十里铺一战，百余辆满载士兵的日军汽车向南驰援忻口，战士们心中只有一个念头：“打他一个来不及”。突袭骤然打响，数十辆敌军汽车瞬间被毁。坦克与装甲车赶来反扑，空中还有敌机俯冲助战。一名班长率领全班战士投掷手榴弹，硬生生逼退了钢铁战车，掩护队伍安全撤出战场。武器装备上存在巨大差距，士兵手中没有重型火器，想要战胜敌人，只能依靠沉着的心态、灵活的走位与拼死的勇气。雁门关这条交通命脉，成为敌我争夺的焦点。我军两度占领关口，毁坏桥梁道路，重创运输车队。第三次夜袭雁门关时，塞外寒风吹透单薄的军装，不少士兵没有鞋袜，赤脚行走在冰冷的山石之间。寒冷、疲惫没有消磨将士的斗志，大家依旧一丝不苟地完成破袭任务。只因所有人都清楚，切断这条补给线，就能为忻口前线的友军减轻巨大压力。即便最后没能长久占据关隘，也搅得敌军日夜难安。贺龙写下铿锵的宣言：“天险雁门关，我们中华民族的儿女始终是要把它夺回来的！”字句之间没有浮夸的口号，饱含着持久战的信念。一时一地的得失不算最终胜负，敌后抗争是一场漫长的拉锯。通读全篇，最触动人心的观点，便是人民蕴藏的磅礴力量。文中列举了数个小事：宁武百姓冒险出城，把城内敌情告知部队，充当向导引领队伍入城；群众冒着生命危险，趁着夜色潜入沦陷县城，搬运遗留军火送给军队；老乡及时报信，帮助侦察小队脱离敌军包围。一桩桩细碎的事例印证了一个道理。贺龙由此总结道：“这就是我们战胜日寇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伟大的力量’。”军队离开了民众，便如同无源之水。晋西北的百姓不愿做亡国奴，他们以自己的方式投身抗战，送情报、运物资、组建游击队。军民同心，敌后战场才有扎根的土壤。宋支队能够在雁北长久立足，不断粉碎敌军多路围剿，不仅仅依靠机动的战术，更得益于和当地群众、地方团体紧紧地团结在一起。难得可贵的是，贺龙坦诚地剖析失败的缘由。进攻雁门关之后没能长期驻守，客观因素是敌军交通线被切断，而主观问题在于兵力分散，难以集中力量发起突袭，投入兵力不足，无法彻底肃清守敌。宁武城西城门一度被攻占，却没能肃清城内据点守军，暴露出部队巷战经验匮乏，攻坚武器短缺的短板。贺龙敏锐意识到单兵独立作战能力亟待提升，用以少胜多的侦察战例，指明今后练兵的方向。胜利之时不自满，受挫之后不气馁，在战事繁忙之际主动检视自身不足，这份清醒难能可贵。一支敢于正视缺点的军队，才能够在艰难的环境里不断成长。一九三七年的中国，笼罩在战败失地的阴霾之下。很多人内心充斥着迷茫与悲观。贺龙置身纷飞战火，看见了苦难，同样看见了抗争的希望。文章结尾，贺龙道出长久抗战的构想：“广泛的游击战争，在山西、在华北许多重要的区域里都猛烈地展开了。正确地分析具备近代优良军备的日本帝国主义，深刻地检讨抗战的各种经验与教训，发扬我们的特长，坚决地纠正我们的弱点和错误，集结全民族的力量像钢铁一样地坚实起来”。八十九年后，重读贺龙元帅这篇真实的战地思考，他记录胜利，也记下缺憾；谋划战术，更懂得依靠人民。它让我们懂得，伟大的胜利从不是一蹴而就的奇迹。致敬贺龙元帅！

二十四桥观星

优质历史领域创作者

陈诚抗战回忆录（18）长沙大火“真相”。抗战八年，有两件最使人痛心的事：一件就是汪兆铭甘心做汉奸，一件就是张治中长沙放火。
武汉会战告一段落后，广州亦已陷入敌手。此时，敌人在战略上虽不再作速战速决的打算，但打通粤汉路，借以切断我西南大后方与东南沿海的联络，却是因利乘便之举。为达成这项目的，敌人下一步的企图就是占领长沙。长沙在军事上的重要性，前人多有言之者。而今日在平汉、粤汉、浙赣、湘桂黔铁路通车后，长沙遂成为贯通东西南北的重镇。因此第二期抗战的重心，实以长沙的攻防战为之首。九战区于武汉撤守之先，即以长沙为后方基点；武汉撤守以后，长沙更成了九战区的心脏。我是九战区的司令长官，保卫长沙，自是责无旁贷之事。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十一月上旬，敌军分路进迫湘北，九日临湘失陷，我军退守岳阳、汨罗、平江、益阳等地，一面令饬沿江沿湖各军严密警戒，一面遵照委员长电令抽调各残破部队开至后方整补。其时敌军也需要整补，并无立刻大举进犯之能力，这一点我们是知道的。我的前进指挥部原设平江，十一月十二日乃迁设长沙南门外土地堂之章宅，部署粗定，即于是日深夜，张治中就在长沙城内放起火来。 ……本来第二期抗战开始之前，确实有人提出过“焦土政策”的，以为这才是粉碎敌人“以战养战”毒计的根本办法。焦土政策也可以说是“坚壁清野”之一道。所谓坚壁清野，中国战史上有过，外国战史上也有过，本不足为奇……但如仅仅为了坚壁清野之名而纵火烧城，并不计较有无成效，致使万万千千无辜的人民作毫无代价的牺牲，这就谈不到什么计划或政策了，而是一种无可原恕的残暴。“为成功不择手段”，我们尚且不肯出此！以为不可，何况既不择手段，又不能成功，这岂是有天良的人所忍出此！再则在实施焦土之先，至少应先期有一次预告，不怕时间短暂到一天或半天，总要给人一点逃避的机会。而长沙这次放的火，不但不曾预告，而且在深夜中为之，全城四面突然一齐火起，居民在睡梦中闻警，多半只身逃出性命，仓皇中葬身火窟者达万余人，惨状不忍卒睹。而逃出来的人于家破人亡之余，亦多痛不欲生，此情此景，尤使人恻然。十三日大火整整烧了一天，十四日以后火势始渐小，直到十六日犹有余烬。这场火是有计划放的，非常明显，否则不会有全城一齐“失慎”之理。但是谁是火头？谁是主使者？却成了当时的一大疑案。起初重庆方面传说是共产党人放的，在军警林立之下的长沙，事实上无此可能。委员长于十六日由韶关亲临长沙巡视，我因职责所在，不能置身事外，乃于十七日上书自劾。 …… 书上，委员长令组织高等军法会审，严惩肇事人员。二十日，军法会审讯结：长沙警备司令酆悌、警备第二团团长徐昆、湖南省会警察局长文重孚判处死刑，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革职留任，责成善后。以此为断，罪魁祸首应当是酆悌以下三人，但省主席张治中又为什么革职留任呢？倘因其为主使者，则罪应在酆等三人之上；倘如全不知情，似又不应有罪。于是街谈巷议颇不以此种处置为然，公开张贴文字诋斥张治中者，随处可见。 …… 两大政策云者，张于到任之初，即宣布组织全省民众抗日救国自卫团，归他自己统率，此其一；再则就是宣布于寇兵进犯之时，实行焦土政策，此其二。这两大政策之前者，未闻有何交代，大概是说说算了。后者算是兑现了，但却是在寇军并未进犯之时付诸实施的，未免荒唐得出奇。据说事情发生的经过是这样的：寇军于十一月十二日晚，侵入岳阳南方之新墙河畔，适于此时，汨罗与长沙间之电话一时中断，张治中心里先就慌了。后来又听错敌抵新墙河之情报为敌抵新河——新墙河属岳阳，新河属长沙，两者南北相距二百余里——这一字之差是使他“张皇失措”的缘由。一方面他自己赶忙登上汽车，落荒逃走，一方面就打电话告诉酆悌照预定计划行事。酆氏不该单凭电话就转知徐、文二人干起来，落得张治中事后因无凭无据而将责任推卸得一干二净。十三日午间，我和张治中见面，他说大火的事他全不知情，定系另一系统所为，真亏他说得出口。当大火责任难明之际，我的修养太差，常不免有愤愤不平的表示。十一月二十二日，委员长手谕训勉，使我非常感动，……这不是第一次，可惜我生性任事，总好较长论短，作是非臧否的批评，自不免开罪于人。编者评: 长沙大火行政领导责任：张治中。预案粗陋，情报误判后轻率下达启动焚城的命令，事后试图推卸责任，受革职留任处分，责罚和造成的灾难不相匹配，这也是当时舆情不平的根源。直接刑事责任：酆悌、徐昆、文重孚。盲从口头指令，放弃核查义务，野蛮执行纵火，付出生命代价。宏观间接责任：蒋介石及国民中央政府。焦土政策只有原则没有细则，将重大选择权下放地方，埋下巨大风险。这场灾祸，不是某一个人的恶意酿成，是战争高压之下，政策残缺、官员慌乱、执行失控叠加而成的悲剧。

二十四桥观星

优质历史领域创作者

清朝时，张稿公是云南总督衙门里掌管文书稿案的小吏，为人忠厚老实，处事没有私心，好几任总督都十分信任他。某甲求私不成，上吊于张稿公门前，意图嫁祸泄愤。
一天清早，张稿公开门的时候，看见一具上吊的尸体高高挂在自家门前。仔细辨认，死者是某甲。这个人之前因为一桩官司，恳求张稿公偏袒自己，被张稿公拒绝了。张稿公赶紧关上大门，安静坐着，等候外面传来消息。等到太阳升起，他再打开门，那具上吊的尸体已经不见了。他暗自松了一口气。将近正午时分，忽然听说知县出城查验尸首，打听死去的人，正是方才吊在他家门上的某甲。张稿公先是心惊，随后满心疑惑，始终弄不明白整件事的来由。几个月之后，张稿公在街上碰见卖菜的雇工赵某。赵某开口问道：“某月某日清晨，你看见门口上吊的那个人，吓坏了吧？”张稿公听见这话，连忙把赵某请到屋里，备下酒菜款待他，问他怎么知道这件怪事。赵某说：“那尸体是我背走的，我怎能不知道呢？” 张稿公问：“我和你素不相识，你为什么要来搬走尸首？况且那时天色极早，城门的栅栏还没有打开，你又是怎么进出城的？” 赵某答道：“我自己也说不清缘由。那天五更天我出门卖菜，路上碰到一个朋友，他招呼我到你家门口，跟我说：‘你把这具尸体背到别的地方放下，会给你丰厚的酬劳，比种菜卖菜划算得多。’我还担心城门没有开启。那人却说：‘不妨事，只管跟着我走就好。’我便听从了他。走到栅栏跟前，栅栏自动敞开；来到城门处，城门也自行打开了。” 张稿公追问那个朋友叫什么名字。赵某回答：“我认得他的样貌，却没有问姓名，只是市井里相识的熟人。他借走了我的烟杆，到现在都没有还给我。” 张稿公拿出一百两银子酬谢赵某，叮嘱他不要对外声张这件事，二人便分开了。有一天，赵某闲来无事走进城隍庙。看见十殿阎罗塑像之间，有一尊泥塑小鬼身上挂着一根烟杆，看着十分像自己丢失的那一根。仔细辨认，一点没错，他伸手取了下来，开玩笑说道：“借了这么久，怎么迟迟不肯还给我？” 第二天早上赵某在街上卖菜，当初引路的那个友人忽然现身，责备他道：“你这个人实在不好相处。不过一根小小的烟杆，何必当着许多人的面取笑我？” 赵某正要和他寒暄，询问对方姓名，恰好有人过来买菜。他转头的一瞬间，那名友人凭空消失，不见踪影了。赵某怔在原地，街市人声喧嚷，眼前那人已然无踪。他手里的秤杆微微发抖，方才的斥责声还回荡在耳畔。菜摊也无心照料，草草收了青菜担子，慌慌张张寻到张稿公家中，把方才离奇遭遇尽数道出。张稿公听罢，默然良久。一桩构陷人命的圈套，竟由鬼神暗中斡旋化解。若是那日尸身留在门前，自己就算百般辩解，也难逃受贿徇私、逼死人命的重罪，功名身家尽数倾覆。他唤赵某同往城隍庙，再去那尊泥鬼跟前细看。小鬼塑像脖颈空空如也，烟杆已然被赵某取回。张稿公对着塑像深深作揖，没有焚香祷祝以求福报。他心里清楚，鬼神并非刻意偏袒自己，只是不肯叫枉死之人为一己私怨，设下圈套去栽赃无辜之人。此后张稿公行事愈加谨慎公允，但凡讼案，不避嫌隙，亦不怀私意。他不曾向外人说起这场祸事，只把此事藏在心间。赵某依旧每日挑菜入城贩卖，再没有遇见那位神秘友人。偶尔途经城隍庙，他都远远避开那一尊小鬼，不敢随意戏言神像。几年之后张稿公年老辞差还乡。临行前他悄悄拿出银两，修缮了城隍庙偏殿。没有镌刻自己的名字。滇南官场上依旧流传，这名掌稿小吏素来福运深厚，数次险祸都平安渡过，无人知晓内里缘由。备注:某甲求私不成，上吊于吏员门前，意图嫁祸泄愤，人心之狭险可怖。诡异之处在于，阴差借市井菜夫移走尸首，消弭一场弥天大祸。鬼神不曾干预官司曲直，却阻止了一场恶意构陷。张稿公持心端正，没有偏私，方能逢此暗助。赵某妄戏泥塑鬼神，立刻便受斥责，又告诫凡人不可轻侮灵明。居官当守公心，为人不可蓄谋害人，戏谑神明亦属轻狂招祸。世事险局之下，方寸本心才是安身根基。

二十四桥观星

优质历史领域创作者

硝烟散去，群山静默，太行山的岩石之上，浸染着八路军将士的热血。多年以后，身经百战的刘伯承元帅回望这段烽火岁月，写下抗战回忆录《我们在太行山上》，忠实记录晋冀鲁豫敌后根据地从开辟、坚守到反攻的全部历程。
这篇收录于《星火燎原》的回忆文章，写于新中国成立之后，元帅褪去沙场戎装，以冷静客观的笔触复盘八年敌后抗战，没有刻意渲染个人战功，而是将胜利归于党的正确指引与千千万万太行百姓，字里行间既有军事家的战略洞察，更饱含对人民力量的深沉敬畏。刘伯承开篇便点明：“太行山位于晋冀豫三省边界，高山连绵，地势险要，西有吕梁山，北有五台山，南临黄河，东接冀鲁平原，是华北的战略要地之一。” 1937年9月底，刘伯承率领一二九师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夜袭阳明堡机场，焚毁敌机二十余架，七亘村、黄崖底、广阳连续作战，歼敌两千余人，在溃败的乱局之中打出八路军的威风。一二九师没有困守山头消极避战，而是执行“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的策略，把部队化整为零，派出大批工作团深入乡村，唤醒沉睡的百姓。工会、农会、妇救会纷纷建立，抗日自卫队遍地兴起，到处上演“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的动人景象。原本寂静的太行群山，化作抗日烽火熊熊燃烧的热土。读到此处我深深懂得，根据地不是单纯靠武力打出来的，而是扎根群众，一点点建设出来的。根据地的生存，从来不是坦途。八路军不仅要正面抗击日寇，还要提防背后国民党顽固派的摩擦进攻，正如刘帅所言：“我们始终是处在日寇和国民党反动派夹击之下，既要前门打虎，又要后门拒狼。” 日寇军事扫荡、政治诱降，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双重压力重重压在太行军民肩上。面对复杂尖锐的统一战线斗争，刘伯承忠实贯彻党中央“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方针，恪守“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一方面尽力争取团结抗日，多次谈判晓以民族大义；另一方面面对进犯挑衅果断自卫反击，粉碎第一次反共高潮之后，又适可而止，谈判划定驻防界线，不扩大冲突，守住团结抗战的大局。这充分体现出共产党人高超的斗争智慧，既不妥协退让，也不放弃团结，以斗争求团结，维护全民族抗战大局。 1941年之后，敌后根据地迎来最黑暗的岁月。日军推行“囚笼政策”，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大肆实施“治安强化运动”，扫荡、蚕食、清乡三管齐下，疯狂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冀南平原被分割成格子网，四平方公里就有一处敌人据点；再叠加连年灾荒，粮食奇缺，军民挣扎在生存边缘，这便是刘帅文中所说的“黎明前的黑暗”。绝境之中，根据地没有坐以待毙。党中央提出精兵简政、减租减息、大生产运动、整风运动一系列举措。正规军、游击队、民兵三位一体的游击集团应运而生，武工队深入敌占区，灵活开展斗争。刘帅写道:“敌人出发了，我们遍布各地的情报站、瞭望哨就以各种方法传递消息，使广大军民随时都知道敌人的动向。敌人所到之处，不仅遇到彻底的空室清野，并且到处触发地雷，遭受袭击。部队和民兵，时而分散，时而集合，用各种武器袭击敌人，而敌人却到处找不到他们。真是‘四面楚歌传来，一拳打去是风’。” 元帅的文字生动还原了敌后游击战的真实模样。并非是轰轰烈烈的大兵团决战，更多是民兵地雷袭扰、武工队夜袭据点、内外线互相配合，山地支援平原，地道战、破袭战遍地开花。军民拧成一股绳，硬生生在敌人的封锁包围之中坚持下来。无数艰难困苦，最终换来了反攻的曙光。沁源围困战旷日持久，卫南、林南战役捷报频传，部队挺进豫西开辟新区。1945年大反攻到来，晋冀鲁豫军民短时间内歼灭敌伪军五万余人，收复五十九座县城。文章结尾处，刘伯承写下振聋发聩的总结：“毛主席说：‘兵民是胜利之本’。这一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英明思想，在太行山，在晋冀鲁豫边区，也像在其他抗日根据地一样，得到了证实。” 刘伯承元帅作为根据地主要创建者，指挥阳明堡、神头岭、响堂铺、长乐村等诸多关键战斗，见证九千将士进涉县，三十万大军出太行的奇迹，但回忆录里极少书写个人功绩，更多记录党的决策、群众的奉献、战友的浴血奋战。这正是老一辈革命家崇高的品格，功劳归于党，归于人民。合上书卷，巍巍太行依旧屹立华夏大地。《我们在太行山上》告诉我们，民族危难之时，真正的铜墙铁壁不是高山险隘，而是千千万万觉醒的人民。依靠人民，则无往而不胜；脱离人民，则寸步难行。

二十四桥观星

优质历史领域创作者

陈诚抗战回忆录（17）国民党出了一个汪兆铭（汪精卫），真是国民党无可洗刷的一大耻辱……从抗战阵营中逃入敌人的怀抱，居然认贼作父，作起刘豫、张邦昌来，其为汉奸、卖国贼，可真是虽有孝子慈孙也无法替他辩护了。
汪兆铭最后既肯于做汉奸、卖国贼，则在此以前，他的任何作为纵使轰轰烈烈，也不过是一种居心叵测的表演，连“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也未必是由衷之言…… 汪氏这种行动，起初好多人都表示奇怪，谣言满天飞，有人认为是一时失足的，其实完全是利令智昏使然。据说他是上了德意政客的当，德意不以日本陷入侵华战争的泥淖为然，所以怂恿他出来倡导和平；而他本人对于抗战，则彻头彻尾是一个失败主义者……汪兆铭的出走，是想投和平运动的机，是想作一票出卖中国的大生意，所以他这一次的倒行逆施，是利令智昏使然，正和他过去多次反复无常表演的原因一样。 …… 中央开除汪氏党籍后，汪氏的和平运动在抗战阵营中，除惹起广大的愤激和唾骂外，即再一无所获。日政府本来期望他可以做李鸿章第二，谁知他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银样蜡枪头。汪氏的和平运动丝毫不能动摇抗战阵营的毫发，只得恬不知耻地在沦陷区大发其贩卖和平的梦呓。他有一次在广州广播，煽动广东的军政长官拥护和平，提倡“由局部停战，逐渐推广及于全国”。他咒诅游击队的破坏，并斥责抗战行动的愚蠢，他说：“即使是整个城市烧光，也不能阻止日军的进来。”其丧心病狂，甘于为虎作伥，有如此者。我特别记得汪氏在卢沟桥事变发生不久，在南京的一次精彩讲演，他痛哭流涕地说：“我们所谓抵抗，无他内容，只是牺牲。我们要使每一个人、每一块地都成灰烬，不使敌人有一点好处得到手里。这意义诚然是严酷的，然不如此，或有更严酷的随在后面，那就是只有做傀儡了。” 前后不到两年，前之焦土政策提倡者，就是后之和平运动贩卖者；前之反对傀儡主义者，就是后之急于袍笏登场为日寇作傀儡的汪氏本人。二十八年（一九三九）下半年，日阀、汪氏接触频繁，紧锣密鼓为组织伪政府而努力。然而汪氏之无用，即在日本国内也有人知之甚审的。田尻爱义（时任日本驻香港总领事）即曾表示：“汪精卫不足把握中国四亿民心，此时组织中央政府甚为危险。”又如吉冈文六在中央评论上说：“汪精卫是一条伸缩多变的蚯蚓。”“汪的性质实在柔软，他的声音好像猫一样的娇嫩，写的字正像女人的字。”可见汪之无能无行、欺骗无耻，早已有目共见，有耳共闻。日阀之所以甘愿和他勾结，只不过是对日本国民施作一次无法交代的交代罢了。二十九年（一九四〇）三月二十九日，汪记伪组织终于在南京开了锣，并以次日为“还都日”，汪以伪行政院长代伪府主席。至此，汪兆铭的领袖欲可能如愿以偿了罢？可是人格也就扫地以尽了。亏了他有脸用“还都”字样，粉饰他傀儡登场的场面，也亏了他有脸选择“三月二十九日”作伪组织开张的吉期，汪兆铭倘仍有一分人性，绝不至此！伪组织在日寇卵翼之下成立，自然要交卵翼费的。这笔卵翼费的庞大惊人，打破自古以来所有汉奸、卖国贼奉献于其外国主子的一切纪录。新创纪录的名称是《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内容计四条。首先揭露此项新纪录的是陶希圣、高宗武两先生，陶先生曾有几篇分析评论的文字发表，其中有一段云：日汪协议的内容，无论文字上怎样修改和装饰，简单率直地说，日本对于中国，想要并吞满蒙，独占华北，封锁华中，控制华南。换句话说，日本对中国全部的希望，就是北由黑龙江，南至海南岛；上达天空的气象，下至地里的矿藏；中则由东南以至西北，由领海以至内河，无不占有，无不控制。由一方面看，日本要以内蒙控制华北，以华北控制华中，以华中控制华南…… 汪兆铭为了做主席当院长，不惜签订这样一套酷苛的文契，让我们想起袁世凯为了做皇帝不惜承认“二十一条”，犹不免如小巫之见大巫。 …… 二十九年（一九四〇）十一月，日寇正式承认汪记政权，并在南京发表《日满华共同宣言》，以完成制造傀儡之手续。汪逆此时还异想天开，要以伪组织作中日谈和的桥梁，居然派人到重庆来活动，且有希望合流的表示。其为心劳日拙，自不待论。然而汪记政权之日暮途穷，也正可由此看出。三十三年（一九四四）十一月，汪兆铭病死于日本名古屋，盖棺论定——他是一名打破一切卖国纪录的大汉奸。何必费写这一段丑事？因为从这一段丑事之产生，我们得到两点认识：一、日寇侵华战争，自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底以后，实已陷入无以自拔之苦境，所以才百无聊赖地勾结汪逆，以图自拔。二、汪逆之逃离抗战阵营，本是以颠覆抗战政府为目的的，结果却使抗战阵营起了净化作用，朝野军民的意志和力量，反而越发统一集中起来。当时景象，正如严冬已过，斗转阳回一般。可知此事虽丑，关系甚大，故不可以不记。

二十四桥观星

优质历史领域创作者

九华山最为灵验神异。传说明朝末年，海瑞（海刚峰）在雨中穿着皮靴登山。同行的人告诉他，皮靴是牛皮做的，属于荤物，出家人礼佛不能穿。海瑞便换上草鞋。
跟着众人参拜神明时，海瑞指着庙里的大鼓向神明发问：“这鼓也是皮革做的，难道不也是荤物吗？”话音刚落，庙里忽然响起一声惊雷，把大鼓劈得粉碎。从那以后庙里再也不敢用皮做鼓，都改用布来制作。江南太平地方有位顾老汉，生了一儿一女，都已经长大成人，妻子却去世了，只剩他孤身一人。他给儿子娶了农家姑娘姜氏，姜氏十七岁，本性仁慈孝顺，老汉很喜爱这个儿媳。没过多久，顾老汉脚生重病，儿子还没有回家。姜氏听见公公痛苦的呻吟，就禀告公公，请人请来大夫看病。顾老汉说：“我只是脚上的毛病，只要脚能暖和些就会好转。”姜氏说：“要是只是这样，那又有什么难处？”于是她就抱着公公的脚睡觉取暖。她一心只想尽孝道，不懂要避男女嫌疑。第二年春天，儿子从外面回来，路过妹妹家，妹妹把嫂子孝顺公公这件事告诉了哥哥。儿子心里生出猜疑，却难以开口质问。到了晚上，他就抱着被褥睡到别的房间，不和妻子姜氏同床。姜氏心中惊疑，询问丈夫为什么这样。丈夫说：“你听说过公公和儿媳睡在一起的道理吗？”姜氏这才猛然醒悟，哭着说：“我可怜公公年老生病，才和他同睡取暖。我的这份本心，只有上天和佛祖能够明鉴！”她丈夫只是冷笑，不肯相信。有一天，姜氏听见隔壁老婆婆念诵佛号，出门询问要去哪里。老婆婆说准备去朝拜九华山。姜氏就请求跟着一同前去。烧香跪拜完毕，望见对面的香炉峰，到处都是悬崖峭壁。姜氏就问那地方叫什么。一位老和尚说：“那处叫龙口香。若是自己的清白本心无法向世人说清，就到那里向鬼神作证。” 姜氏听了十分高兴，拿上香就要往那里去。老和尚连忙阻拦：“我从小做和尚，如今都老了，从没见过有人敢登上那里。何况你是小脚女子，怎么能冒这样的性命危险？” 姜氏不听劝阻，径直向着险处走去。围观的人都吓得心惊胆战，果然走到半山腰，姜氏就失足坠落。众人都叹息，觉得她必定摔得粉身碎骨了。一同去的老婆婆赶回乡里，急忙把这件噩耗告诉顾老汉。顾老汉觉得她说的荒唐，说道：“我的儿媳昨天已经回到家里了。”领着老婆婆进屋，果真看见姜氏闭着双眼，盘腿坐在蒲团上面。老婆婆等人又惊又叹：“这就是活菩萨啊，哪里还用得着远赴九华山朝拜！”于是众人一齐念佛，向姜氏跪拜。姜氏这才睁开眼睛站起身。大家细看蒲团，上面刻着“九华山置”四个字。众人就问顾老汉：“你的儿媳是什么时候回到家中的？”顾老汉说：“昨天夜里听见院子里有响动，我疑心是小偷，就过去查看，竟是我的儿媳从空中落了下来。她双眼紧闭如同死去一般，气息微弱，我就把她抬到屋内。等她苏醒过来，她说：我想要证明自己的清白，所以舍了性命前往险地，根本没有顾及生死。哪料山峰高达千丈，脚下发软便摔落下去，完全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到家中的。” 老婆婆便把九华山坠崖的经过讲给顾老汉父子听。夫妻二人相见，抱在一起痛哭，远近的百姓听说这件事，无不惊叹诧异。从此以后，凡是去朝拜九华山的香客，都要先来拜见礼敬姜氏。姜氏自此远近闻名，乡邻皆尊为孝烈夫人。有人建小祠供奉她，四时香火不绝。可姜氏依旧布衣粗食，操持家事，侍奉老翁至终老，不曾以灵异之事骄矜自傲。顾子终身愧悔，待妻子愈发敬重。姜氏寿终之时，室内异香萦绕，乡人传其魂归九华。点评:袁枚《子不语》这则九华山轶事（广告），借神异传奇化解一桩人言可畏的翁媳嫌疑。姜氏本心纯粹，只知尽孝，不懂世俗瓜李之嫌，虽属一片赤诚，招来丈夫猜忌也属自然。龙口香坠崖复生的神迹，说明当清白无法用言语辩白，便寄望天地鬼神为善良之人作证。海瑞问鼓的小故事放在开篇，也暗示民间对教条的诘问——规矩不能流于表面。

二十四桥观星

优质历史领域创作者

陈诚抗战回忆录（16）武汉会战的经验与教训。武汉会战从持久消耗的战略上看，仍不能不说是成功的；但在战术战斗方面，缺点的地方还是很多。而且失败的情形，属于偶发的过失者少，属于覆辙重蹈者多。
中间指挥单位过多，就是历次会战失败的一大原因。这一痛苦的经验，我们老早就知道得很清楚。但到武汉会战时，中间指挥单位不但没有减少，反倒更加多了。师上有军、军团、集团军、兵团，以至战区长官部，真是极叠床架屋之能事，欲其不误事机，又如何可能？争名誉、争地位，是官僚主义的遗毒，然而根深蒂固，牢不可破。如不因势利导，可能引起离心离德的后果。为了团结抗战，两害相权取其轻，叠床架屋的安排，正是有所不得已。对于这个问题，我曾提出“自请降级”的建议，也很难得施行。所以终抗战之世，指挥单位太多的问题，一直未获解决。作战的唯一要诀，就是争取主动，就是要“制人而不制于人”，在战略上是如此，在战术上也是如此。沪战的最大成就，就是在战略上我们已经做到这一点；但是谈到战术，则主动落到我们手里的，可就绝无仅有了。本来抗战乃被迫而起的应战，本质上是以弱敌强不得已的被动战争，所以在战略上我们不能不取守势，然为争取主动，又不得不在战术上取攻势。这一辩证式的原则本极正确，可是轮到实行，就往往无所措手。 …… 三军联合作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即已发展成功的新形势。因为我们没有海军，长江非但不是我们的“天堑”，反而资为敌用，牵制了我们大量的江防部队，结果还是防不胜防，可笑之至。而沿江重镇，在敌海军炮火协同轰击之下，尤感不易守御，这是武汉会战和淞沪会战同有的一大劣势。至于我们的空军，战斗意志虽然很强，可惜兵力悬殊，制空权始终操在敌人手里。所以在阵地作战的士兵，终日在敌机威胁之下作战，倍增攻击上的困难，尤其补给增加困难，使士气也因此大受影响。因此，使我们得到一个教训，就是：三军联合作战是现代战争的一个特质，没有强大海、空军配合的陆军，纵然精锐，也终归无济于事。优势兵力，不能专就量言，质的关系尤为重要。我们抗战动员的兵力，在任何一次会战中，都比敌人多几倍。即如武汉会战，光是九战区指挥的部队，最多时有七十多个师；而敌人使用部队，据先后发现之番号计算，总计不过七个师团。其所以能以少击众者，除装备关系外，就是因为素质的优越。反过来看我们自己，部队虽多，但量的优势每为质的劣势所抵消，徒然虚糜饷粮，并无补于败亡——此“兵在精而不在多”之所以为至理名言也。武汉会战中，王陵基军团及第三十军团孙渡、张冲两军，均因素质太差，甫经接触即溃不成军；而滇军卢汉所部，未经接触，仅闻敌机之声亦即溃散——以致连累素质较优的部队也无法达成任务，而造成全盘的失败。故素质是部队的命脉，与其多而乌合，不如量少而精，反而能在疆场上发挥战力。因此，精兵主义是我们国防建设必须拳拳服膺的一大原则。协同动作是作战制胜的一大要诀。三军协同姑且不谈，单就陆军而言，各高级将领往往各行其是，而缺乏祸福与共的共同牺牲精神。武汉会战刚刚开始的时候，有一次在莲花洞我曾召集第二兵团高级将领谈话，即特别强调协同动作的重要性。记得当时的话题是从敌人讥笑我们陆军只有一师人说起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部队是一师一师的单独作战，不知协同作战，不知发挥大军的全部力量，结果几十百个师只等于一个师。我想用这个话激励我们的将领，不要给敌人留话柄。后来在战场上，协同动作的表现虽比较有进步，但并不够理想，连敌人也都看穿了我们这个问题…… 缺乏协同精神的最大原因，就是自私。保存实力是自私，功必自我观念也是自私，怕代人受过也是自私……总之，自私害了我们的部队、社会、公私团体以至整个国家。……看来我们不能去私，就休想争取任何胜利。用兵不如用民的道理，我们早就有此体认，组训民众工作也曾做了不少。可是民众在战地所发挥的力量，实在可说是微乎其微。有的部队纪律太坏，无法赢得民众的好感，固然是一个原因；而民众知识程度太低，缺乏国家民族观念，也是一个无可讳言的事实。 ……敌军所到之处，伪组织即刻出现，认贼作父、为虎作伥的汉奸无时无地无之，可耻可痛孰有甚于此者？当然汉奸平日都是莠民，好人没有当汉奸的；但是所谓好人，也多半宁愿随众做顺民，而不肯犯难当国殇的。如此民众，欲其能在战地积极支持作战，未免可望而不可求。 ……因知今日之战争，能用民者胜；而用民的基础，在于知识教育之普及与深入，未有文盲占人口十之七八的国家，而能应付现代对外战争者。备注:陈诚在武汉会战军事检讨中，敏锐看到抗战前期国军指挥臃肿、协同崩坏、海空短板、部队素质参差不齐、动员不足等现实军事弊病，部分反思切中要害。但陈诚的反思止步于军事技术、军官作风层面，很少触及国民党政权派系格局、基层治理、民生改革等深层结构性问题，简化政权失民心的根本危机，这是全文最核心的偏见。

二十四桥观星

优质历史领域创作者

清朝康熙年间，常州的赵恭毅公是朝廷有名的大臣，世人都熟知他。他去世之后，有个苏州过某坐船经过洞庭湖，看见赵恭毅公坐在船里处理公务。
过某曾经见过赵恭毅公。他乘船经过洞庭湖时天色将晚，看见一艘大船顺风驶来，船上旗帜、灯笼都写着“湖广城隍司”，他心里暗暗觉得奇怪。等船靠近仔细一看，赵恭毅公正端端正正坐在船里，靠着桌案处理公务。还有一位陆子静先生，擅长召请神灵的法术，曾经在法坛做法，神魂到了二天门外，看见赵恭毅公也在二天门向神明上奏事务。他的儿子赵侍读，身为高官子弟，曾在肃州军营效力。赵恭毅公去世后，朝廷恩准他回家奔丧。赵侍读悲伤过度损伤身体，染上重病。病中他常常自言自语，很诧异地说：“痰秽吐得到处都是，实在让人难受，我怎么会担任这个差事？”旁人问他是什么官职，他说：“痰火司。”家里人都不知道痰火司是什么神明。隔了几天，家人去东岳行宫祈祷，果然在大殿两侧廊庑里见到了痰火司神像。等到他病危之时，有人看见写着“痰火司”的灯笼进到屋里，随后他就断气了。赵恭毅公另一个儿子赵副使，去世一年多以后，有位洪氏姑母生病昏迷，人事不省。恍惚间她来到一处官署，看见赵副使从里面走出来，惊讶地说：“妹妹怎么到这里来了？” 请她进去，细细谈论家里的琐事。洪氏姑母问兄长现在担任什么官职，他说：“巡海道。公务繁多，马上要外出办事，不能留你久待。”又嘱咐她说：“你嫂子也在人世待不了多久了。家里将要生出许多事端，可以嘱咐两个侄儿谨慎小心。” 说完派两名差役拿着香，送她返回阳间。等洪氏姑母苏醒过来，屋里还残留着香气。洪氏心中惊疑不定，便把梦里见闻尽数告知赵家子弟。众人起初半信半疑，可没过多久，族里为立嗣争产的官司果然愈闹愈凶，邻里亲友轮番劝解，始终难以平息。又数月，黄恭人染病辞世，恰应了赵副使生前在冥府的预言，赵家上下这才深信三代为神之事并非虚传。乡里听闻此事，纷纷感叹赵氏一门在世忠直，殁后仍在冥司履职。有人专程去往东岳行宫，拜谒痰火司神像，又有人远赴湖广城隍祠，祈求赵恭毅公护佑一方平安。常有渔民夜行湖上，风大浪急之时，远远望见官船灯火，相传便是赵恭毅公巡行湖泽；近海舟子遇风浪，也会默念赵副使名号，盼巡海道消弭险厄。只是赵家后辈，虽知晓先祖在冥府执掌神职，却不敢依仗神荫肆意行事。谨记先祖嘱托，遇事谨守本分，息争止讼，不再因家产骨肉相残。先前那场立嗣之争，经族中长辈调停，终得妥善了结，争端渐渐平息。有人问陆子静，神明身居冥府，尚能预知阳间家事，莫非死生之后，人情牵挂依旧难断？陆子静叹道：“忠臣正直，死后成神，执掌冥职是公义；惦念家人，预警祸事是私情。公义持冥司法度，私情不忘骨肉至亲，这便是赵氏三代流传下来的异事。” 注:精编自清代袁枚《子不语》，豆包配图。

二十四桥观星

优质历史领域创作者

1942年冬，胶东大地最危急的时刻。日军狂妄叫嚣：“只要进入合围圈内，天上飞的小鸟要挨三枪，地上跑的兔子要戳三刀。共产党、八路军插翅难逃！”
开国上将许世友以亲历者的笔触写下《在胶东反“扫荡”的岁月里》，将1942至1944年胶东军民在日、伪、顽夹击下浴血抗争的往事娓娓道来。许世友将军时任胶东军区司令员。 1941年，许世友奉命挺进胶东，一句“太平我不来，我来不太平”，直面日军“扫荡”、伪军助纣、赵保原等投降派勾敌夹击的复杂危局。 1942年冬季这场拉网大“扫荡”，是日军在胶东投入兵力最多、手段最残酷的一次合围，两万敌兵海陆配合，密集平推，妄图一举剿灭胶东抗日武装。身处危局，许世友定下“敌人要‘拉网’，我们就破‘网’”的核心思路，以烟青路为界划分两套指挥体系，主力化整为零，以营、连为单位分区坚持、隐蔽机动。许世友写道：“部队分散坚持，目标隐蔽，行动快捷。一个连，一个营，活动到哪里，就在哪里以部队为骨干，带领群众开展游击战，坚持根据地斗争。” 这种机动灵活的战术，正是敌后战场以弱抗强的生存密码。在冰冷残酷的“拉网”合围中，最撼人心魄的，莫过于马石山上十勇士的抉择。当两千多名百姓被困山顶，十三团一个班途经此地，毅然放弃突围机会，往返数次冲破敌人“火网”，护送千余名乡亲脱险。待到再度杀入重围，全班陷入绝境，七人壮烈牺牲，余下三人紧紧相拥，拉响最后一颗手榴弹以身殉国，被群众敬称为“马石山十勇士”。日军破山之后，制造屠戮五百多百姓的马石山惨案，老弱妇孺无一幸免，兽行令人发指。读到这段文字，方能真切理解这场斗争的双重重量：八路军战士不仅要抗击日寇，更要用生命守护百姓。许世友在文中忠实记下这一幕，没有刻意渲染悲壮，却让英雄的选择直抵人心。战士们舍命护民，百姓便以智慧支援抗战：群众以辣椒面拌烟梗末驱散搜寻洞口的狼狗，东海妇女主动铰掉发髻，破除敌人盘查圈套，以“三空”对付敌人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军民同心，才让敌后根据地在烈火中屹立。如果说冬季反“扫荡”是拼死破局，那么随后的反“蚕食”、反封锁斗争，便是主动扎根、步步反击的持久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推行“总力战”，以“囚笼”政策压缩根据地，大泽山根据地一度被挤成“一枪就能打透”的狭长山脊，南海基本区仅剩十余座村庄，全区日伪据点激增至三百处。面对根据地日渐萎缩的危局，胶东军民贯彻“敌进我进，敌不进我也进”的方针，运用“翻边战术”跳出内线，主动向敌占区出击。许世友亲身指挥攻坚，攻打旺远据点时，他在指挥所等候捷报，《三国演义》里“温酒斩华雄”的故事尚未读完，前线已传来捷报，五十斤炸药轰然炸垮号称坚固的四层石碉，守敌悉数覆灭。从西海区五分钟速克伪军据点，到爆破“鲁东第一碉堡”蛇窝泊，再到组织五万群众参与烟青公路大破袭、填平四百四十多公里封锁沟，胶东抗日武装一步步扭转被动。这场持久战最亮眼的底色，是遍布乡野的民兵力量。许世友写道，胶东武装民兵发展至二十四万余人，普通自卫团近五十万人，海阳民兵创造十余种地雷、三十余种布雷方法，村村布设“地雷宴”，虚实相生，炸得敌人魂飞胆丧，日军不得不承认：“石头雷大大的厉害！” 大泽山民兵地雷战威震敌胆，伪军中流传“到了牙山，进了鬼门关”；小纪五村结成联防，“一村有难，众村解围”，被百姓自豪唤作“五虎村”。主力部队、地方武装、民兵、普通百姓拧成一股绳，让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1943年全年，胶东军民对敌作战975次，平均两日便有一战，攻克据点23处，歼敌万余人，根据地不断拓展，为1944年局部反攻筑牢根基。许世友在文中总结：“胶东军民的这一胜利，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定、正确的领导下取得的，是800万胶东父老兄弟姐妹们齐心合力、浴血奋战的结果。”这句话道破抗战取胜的根本：战争的伟力，蕴藏于民众之中。回望这段烽火岁月，许世友将军写下这篇回忆，不只为记录战术得失、铭刻战斗经过，更是为留住胶东军民用鲜血凝成的精神。硝烟早已散去，马石山的松涛依旧。今天重读许世友上将《在胶东反“扫荡”的岁月里》，我们铭记的不只是一场场战斗、一次次突围，更是军民同心、不畏强敌、向死而生的民族风骨。

二十四桥观星

优质历史领域创作者

正太铁路沿线，青纱帐密密遮蔽太行山谷。多年之后，彭德怀元帅在自述中写下《大破袭战》一文，冷静复盘这场后来名为百团大战的宏大战役。
1940年8月20日夜，随着彭总一声令下，埋伏在铁路两侧的八路军战士同时跃起，炸铁轨、毁桥梁、拔据点，华北大地响起震天破袭的呐喊。彭德怀写道：“1940年2月，在反对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取得胜利后，敌伪顽在华北地区制造谣言来迷惑群众，主要是挑拨八路军与地方民众的关系。如说：‘八路军游而不击’、‘专打友军，不打日军’。” 彼时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日军停止正面战场大规模进攻，重兵转向华北敌后，推行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的“囚笼政策”，八路军只剩下两个县城，即太行山的平顺和晋西北的偏关。危局之中，彭总敏锐捕捉到战机：敌伪深入根据地后，碉堡星罗棋布、兵力被迫分散，反而造成铁路干线守备空虚，形成了“敌后的敌后”，适合组织大规模突然破袭。八路军总部最初拟定投入22个团，以正太路为核心，同步破袭平汉、同蒲、白晋等干线，计划依托青纱帐隐蔽集结、同步发难。然而战事一开，各地武装自发投入战斗，参战部队迅速扩充至104个团，百团大战由此得名。彭德怀在文中写道：“这说明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是有高度自觉性和积极性的。日本军华北司令部对此役名之曰挖心战。以后每年此日，作为挖心战纪念日。” 此役毙伤瓦解大量日伪军，正太路、平汉路交通瘫痪月余，收复数十座县城，大量堡垒、封锁沟墙被平毁，缴获物资为抗战期间单次之最。这场大捷最直接的价值，如彭总在文中评价：“这次战役大大提高了华北人民群众敌后抗日的胜利信心，对日寇当时的诱降政策以及东方慕尼黑阴谋以很大打击，给蒋管区人民以很大兴奋。此役也给了投降派又一次打击，提高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的声威。” 伟人毛泽东当即来电：“百团大战真是令人兴奋，像这样的战斗是否还可组织一两次？”前线的胜利，成为相持阶段提振全国士气的一剂强心针。最震撼人心之处，不在于彭总细数战功，而在于他不回避失误、主动担责的坦荡胸襟。作为战役的主要决策者，他没有回避自身判断与指挥上的偏差，坦诚剖析局限：“这个错误主要表现在我对日军向我进攻的方向估计得不对。本来敌人准备进攻中原及打通粤汉路和湘桂路，而我以为（根据我们情报工作者的报告）是要进攻西安”，没能预判日军打通华南交通线、服务太平洋战争的战略意图，战役发起时机偏早。彭总清醒承认，此战迫使日军从华中、华东抽兵回防华北，加剧了太行根据地遭受报复性“扫荡”，群众承受了本可减轻的苦难；战役后期，他指挥上存有“蛮干”倾向，太行方向连续作战一月未及时休整，部队过度疲劳，造成一二九师伤亡增多。彭总直白写下：“上面这些后果的责任，是应当由我来负责的。” 这种自我批评，绝非否定战役本身。彭总厘清边界，反对脱离时代背景全盘否定百团大战，驳斥后来歪曲历史的谬论：“他们说，皖南事变是因为百团大战暴露了力量，引起蒋介石的进攻。消灭新四军八九千人，这个罪责应该彭德怀负。好家伙，这些人是站在哪个阶级说话？真令人怀疑，他们根本不懂得历史。” 彭总一针见血点明，国民党反共，根植于其阶级本性，不是某一场战役触发的结果，从四一二事变到十年内战，早在百团大战之前，反共行为早已发生。如果当时不主动出击，根据地将持续萎缩，敌后武装力量难以积蓄，更无法为后来解放战争积蓄广阔解放区与百万军民。在彭总看来，放在1940年华北危局之下，百团大战依然是必要、合理的战略抉择。彭总还总结了人民战争的宝贵经验，尤其点明武工队模式的成长，这也是百团大战留下的长远遗产：“在百团大战后，发展了武装工作队（武工队），它是党、政、军、民统一的组织形式，他们的一般政策水平比较高，善于分析具体情况；他们对每一个斗争对象非常灵活机动，处处为人民利益着想，把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结合得特别巧妙。” 这正是敌后游击战不断进化的证明，也是弱国战胜强敌的根本依托。重读《大破袭战》，我们看见两种力量交织：一是横刀立马、敢打硬仗的将帅魄力；二是共产党人实事求是、躬身自省的品格。历史已经证明，百团大战是相持阶段敌后战场振奋民族士气的壮举，而彭总写下的这篇自述，同样珍贵。在民族危亡的艰难岁月里，正是无数像彭总这样，既能奋勇杀敌、又能直面得失的民族脊梁，带领军民在敌后坚持抗争，直至迎来最后的胜利。致敬彭德怀元帅！

二十四桥观星

优质历史领域创作者

陈诚抗战回忆录（15）敌于打通津浦路后，并未能击破我野战军，乃不得不转由长江仰攻，企图占领武汉后，再迫我屈服。计敌纠集兵力，约在十二个师团以上，配合海军陆战队，及飞机五百余架，分四路进犯……
我为抵抗进犯之敌，除于武汉外围之九宫山、幕阜山、庐山、大别山等山岳地带，配置纵深与强韧之兵力，迎击进犯之敌外；对江北进犯之敌，先后于安庆、黄梅、广济、武穴、田家镇等地予以打击；对江南进犯之敌，先后于湖口、庐山、万家岭等地予以重创。其沿大别山麓窜扰之敌，则先后于富金山、潢川、信阳以东等地予以迎击，企图窜入武胜关以西，截断我襄花公路。我遂依照既定计划，放弃武汉，时为十月二十五日。十月中旬，江南敌迫近大冶；十月下旬，江北敌迫近汉口；沿大别山进犯之敌，则遭我头痛击。从六月十二日，敌在安庆登陆起，至放弃武汉之日止，此保卫大武汉之战争，历时凡四个半月，专就消耗敌人兵力而言，至少当在二十万人以上。经此一战后，我军屹立如故，敌军则厌战情绪渐深，结束“中国事件”的希望，已自知其甚为渺茫矣。武汉会战中，战地指挥事宜，因由五、九两战区分别负责，我于六月下旬即身临战地，故对于江北战况反不甚了了。九战区江南方面的军事完全由我负责，知之较详，不妨再稍做进一步的分析。七月二十五日，敌军陆海空协同登陆九江…… 敌自占领九江后，以主力趋瑞昌，企图占领武宁，以迂回武汉；以一部沿南浔路南下，企图占领南昌，以震撼我长（长沙）、衡（衡阳），切断我浙赣路；另以海军舰队溯江西上，企图随时随地登陆，以与其陆空军协同作战。八月十日，敌在海空掩护下，登陆港口，二十四日陷瑞昌，另以一部由鄱阳湖登陆，于二十日陷星子。其占领瑞昌之敌，又分兵南袭武宁，西犯阳新。至此，九战区方面已然开辟了五个战场：南浔路是一个战场，星子庐山一带是一个战场，瑞武路是一个战场，瑞阳路是一个战场，沿江岸一带又是一个战场。起初，北岸田家镇要塞也由本战区负责，至九月十七日，始划归五战区。敌人每一攻击箭头所指，可能是某一处，也可能是某几处，我们已定的守势战略自然要守其所必攻，还得要守其所可能攻。五个战场，当守之处不知有多少。九江失陷前后，我们控制在前方的部队有二十几个师，同时间敌人使用的部队顶多不过一个多师团。我们以十敌一，好像我们中国军队太不济事。可是我们备多力分，在任何一个接触的当面，我们的兵力都不占优势。则在装备、训练显居劣势，尤其制空权完全操之于敌的情况之下，我们的屈居下风，实在也是无可奈何的事。当敌孤军深入之际，要捕捉战机，断其归路，聚而歼之。我也常常这样转令作战部队遵照。但敌军行动飘忽，狼奔豕突，守军抽调困难，此外又无法控制机动部队机动使用，所以虽遇良好战机，往往当面放过。惟万家岭一役，我们终于得到机会一显身手。万家岭是介于瑞武公路与南浔铁路之间的一个据点。十月一日，敌一〇六师团一三六旅团由何家山窜抵万家岭附近，遭我抵抗，不能前进。敌陆续增援，向我猛攻，发生激战；我亦增援，拊敌之背。敌不支，纷向田步苏、箭炉苏、扁担山、张古山、哔叽街等地逃窜，我复增援予以各个包围，双方缠斗甚烈。敌退路被截断，仅赖飞机投送给养。我第一兵团为彻底歼灭该敌，复抽调部队加入围歼；至双十国庆节，敌军被歼灭者，约有四个联队之众。继台儿庄之后，这是一次很辉煌的胜利。可惜这种战机不多，否则，武汉也许不会撤守了。江防我无海军，专靠要塞炮火和敷设的水雷，以抵御敌舰，亦犹抵御空袭专靠防空壕洞与高射机枪一样，是没有多大效力的。何况我们的水雷殊不敷用，往往以炮弹改装信管作为代用品，充数而已。所以马当要塞——古所谓兼备山川之险者——很轻易地就陷落了。由此而上，更重要的要塞是田家镇，南岸就是富池口、半壁山。田家镇本置有重兵，于九月十七日划归五战区，九月二十五日就失守了。南岸富池口、半壁山方面（图二二），是十八师的防地，九月十八日，曾严令师长李芳郴固守，退即与官兵连坐处分。九月二十四日敌猛攻富池口，李师长潜逃，富池口遂为敌有。田家镇既失，沿北岸西犯之敌于十月二十四日窜抵黄陂，是夜先头到达横店，已入汉口门户。其沿大别山进犯之敌，于十月十二日陷信阳，武胜关旋告不守，至二十五日此路亦已到达汉口近郊。（图二三）九战区方面，敌于十月十九日陷大冶。二十一日，我犹作反攻部署，决定以万耀煌指挥之第三、十五、一三三等三师及七十八军新十三、新十五两师，为第一攻击纵队，沿瑞武路反攻瑞昌；以汤恩伯指挥之李仙洲、张冲、霍揆彰三个支队，编为第二攻击纵队，策应反攻瑞昌，向阳新攻击前进，并进出龙港；以关麟征指挥之张刚、甘丽初两个支队，编为第三攻击纵队，反攻大冶，并扫荡大冶及黄石港附近沿江之敌。攻击开始时间，定为有（二十五）日拂晓。不想就在我们要开始的前一天，我统帅部已决定放弃武汉，大武汉保卫战就此告一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