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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19岁的周立冬参军后，没领到军装也没领到枪，一个老兵跟他说想要枪去战场上从鬼子手里抢。他们独立团的步枪都是破旧的汉阳造，十打九不准，有不少人连汉阳造也没有。
周立冬是泗南上塘人，15岁开始当长工。日本鬼子打来后，他投奔萧县独立团，部队不想留他这样的小个子。一个满脸胡子的军人过来说:“你们都不要，我要。你以后就跟着我魏三友吧!”周立冬跟随魏营长当了一年通讯员，转入战斗部队。 1940年春天，周立冬和一个战友冒着大雨，顺着墙根去镇里侦察，看到两个日本鬼子穿雨衣跪在土地庙跟前说着什么。两人悄悄冲过去，举起枪托狠砸鬼子头，把敌人打倒到泥水里。鬼子没死，还要抓枪反抗，周立冬又使劲打了几枪托，把人彻底打昏了，然后绑起来堵上嘴抓了回去。这两个鬼子身上还有怀表，他们上交了组织，两人各荣立三等功。 1940年6月8日夜里，部队从安徽往山东经过上塘村附近宿营时，机枪班有好几个人都是上塘人，大家就说好一起去找连长请假回家看一眼，连长要求他们在第二天早晨归队。当天夜里，他们一行12个人离开队伍往家赶，到周立冬家时已经半夜了，大家一看时间来不及就都在周家住下。两年没见过周立冬的父亲和弟弟妹妹，看到他活着回来都高兴极了，然后就赶紧去准备饭菜，留几个战友一起吃饭。吃完饭，他们就在地上铺了点稻草睡下了。黎明前，听到上塘村往西方向有爆炸的声音，他们就赶紧拿起枪，冲出去。冲到村口，班长周继法回头对周立冬说“你今天就在家陪陪你爹吧!”说完就和其他战友们冲出去找部队了。天亮时，乡亲们都背着粮食、抱着小孩往河滩跑，不远处一直有枪炮声传来。鬼子九辆卡车拉了几百号人往西边胡桥村冲过去，那里就是战斗打响的地方。周立冬感觉不能再留了，他提着枪也向西冲了过去。一路上，不时有乱跑的老百姓被流弹打倒，被鬼子炮弹击中的房子、树都烧了起来。周立冬拼命往前跑找部队，到胡桥村附近，他就看到队伍趴在庄稼地里战斗，机枪班的战友趴在几个坟包上，架看机枪正在向敌人方向开火。他顺着小沟回队伍，就在这时，一颗炮弹打了过来，“轰”的一声，他一下被气流冲倒在沟里，震昏过去。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周立冬恢复了知觉，他爬到那个坟包跟前，把倒下的战友挨个拖到一起，有的缺胳膊，有的缺了腿，还有的没法辨认，11 个战友全都死了。新四军“胡桥战斗”，是一次被动的防御反击战。200余名日伪军化装成“求雨”的百姓，抬着内藏武器的土地爷、龙王爷神龛，吹吹打打向胡桥走来，被我胡桥新四军九连一位排长发觉，部队退守村庄和庄稼地紧急抵抗，从清晨打到傍晚，消灭了化装闯入的敌人，击退了日伪军援军。魏三友营长伤重牺牲，新四军共牺牲200多人。 1941年，在泗阳程道口，周立冬和部队攻打一个日伪军据点。敌军退守到围子里，围子外设了雷区、铁丝网等多道防御。部队攻了几天都没攻下来，所有人都是两天两夜没合眼，周立冬弄了根小棍把眼皮撑住。第三天，营长想出办法，战士们被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吸引敌人的火力，另一部分偷偷地挖地道。挖了三四天，挖到了据点炮楼下。一挖通，先用门板送了一波人过去剪断敌人的铁丝网，然后二营营长举起大刀带头冲上去，战士们跟随着像猛虎出闸一样冲锋。机枪班负责掩护，几挺机枪不停地扫射，周立冬不停地往里面扔手榴弹，等战土们都攻进去，周立冬口袋里已经装满了手榴弹盖，膀子也抡麻了。 1942年，周立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日本投降时，他和战友们站在大院里听广播，他们跳着、喊着、拍手、扔帽子。 1947 年，周立冬服从组织安排，作为工作组代表在安徽固城县濠城搞土改工作。1948年，周立冬生病，他向上级要求返乡休养，部队上要给他安排工作，他不想添麻烦，就主动要求回乡务农。周立冬已8年没回家了，刚回上塘村，就有一个本家堂姐认出他来，然后哭着跟他说:“你怎么才回家啊…... ＂他看到家里连门都没有了，房子也塌了一间。堂姐告诉他：父亲和弟弟周立银被国民党还乡团绑起来沉塘了，他妹妹被村里人藏了起来。妹妹说要出去找周立冬，就独自离开了家乡，一直也没有回来。解放后，周立冬终于在安徽蚌埠找到了妹妹，妹妹已经嫁人，在那边落户了，兄妹相见一哭。回乡后，周立冬娶了亲，生了三个儿子两个女儿。2005年和2015年，周立冬先后获得了国家颁发的抗战胜利六十周年和七十周年纪念章。周立冬说，年轻的时候，无数次梦到自己死在了战场上，怎么也想不到自己还能看到新中国，看见新天地。2019年，周立冬去世，享年10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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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后中央开会，伟人说：“清朝的多尔衮，是从东北发迹入关的，日本人更是如此。你们说，蒋介石会放弃这块风水宝地吗？”
此前，1945年5月31日，毛泽东在七大上讲话： “东北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区域…如果东北能在我们领导之下，那对中国革命有什么意义呢？我看可以这样说，我们的胜利就有了基础，也就是说确定了我们的胜利。现在我们这样一点根据地，被敌人分割得相当分散，各个山头、各个根据地都是不巩固的，没有工业，有灭亡的危险。所以，我们要争城市，要争那么一个整块的地方…如果我们有了东北，大城市和根据地打成一片，那末，我们在全国的胜利，就有了巩固的基础了。” 6月10日，毛泽东又一次讲道： “如果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 1945年8月16日，毛泽东问参谋长叶剑英：“这几天，各部队反攻准备工作做得如何？” “各部接到总部大反攻命令,第一步是扩大主力部队,各解放区展开了一个空前规模的参军运动。山东军区主力部队扩大到二十七万，准备攻击徐州、济南、青岛。晋冀鲁豫军区已收复同蒲路据点五十多个，晋察冀军区向天津、北平攻击。晋绥军区收复晋西北据点六十多，主力向太原开进···” “挺进东北的部队现在情况如何？”毛泽东打断叶剑英的话问道。 “根据朱总司令发布的二号命令，有四支部队正奉命向东北开进，他们是吕正操带三个团从山西出发，张学思带两个团从察哈尔出发，万毅带三个团从山东出发，李运昌带八个团一万五千人从冀东出发，先头部队曾克林的十六军分区四个团，从喜峰口出长城，攻占日伪军三十多个据点，已到山海关附近。” 毛泽东点燃香烟，深深地吸了一口，双目凝视，一句一顿地说：“东北是我们的希望和前途，东北是个战略要点，那里幅员辽阔，资源丰富，工业发达，它的重工业占全国的百分之九十，而且也是个大粮仓。就其地理位置而言，它背靠苏联，西接蒙古，东邻朝鲜，南与华北解放区接壤，并与山东半岛解放区隔海相望，是兵家必争之地。” 毛泽东掸掸手中的烟灰，又吸了两口烟后说：“清朝的多尔衮，是从东北发迹入关的，日本人更是如此。”说到此处，他扫了诸位首领一眼，问道：“你们说，蒋介石会放弃这块风水宝地吗？” 周恩来说：“据情报部报告，蒋介石准备派熊式辉担任东北行营主任，派蒋经国去莫斯科交涉办理从苏军手中接收东北，杜聿明与苏军元帅马林诺夫斯基在长春办理具体交接仪式，美国人用飞机、军舰将云、贵、川的国民党军运往东北。” “同志们，‘山雨欲来风满楼’，一场暴风雨就要来了。”毛泽东脸色严峻，火一样燃烧的目光盯着众人说：“抗战刚刚结束，日伪蒋沆瀣一气，抢夺战略要地，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他转脸问叶剑英：“东北的抗联还有多少人？” “最鼎盛的1939年是十一个军四万多人。1942年减少到只有一个旅了。旅长周保中、副旅长李兆麟、参谋长崔庸健，现在正配合苏军作战。” “嗯——，”毛泽东想了片刻，问道：“崔庸健是朝鲜人吧？抗联现在还有多少朝鲜人？” “现在只剩一个营了。” 毛泽东站起身，走到地图前，拿起小竹棒，指着东北一带说：“同志们，东北形势危急，蒋介石在此下了大赌注，我们的立足点在东北，争取控制华北。”他转身面对众人，坚决有力地挥动左臂说：“我们要把东北当作全军根据地建设，要依靠东北，打出一个新中国。” 毛泽东的决心，鼓舞着在座的每一个人，他们的脸上表现出一种信心和决心。毛泽东对叶剑英说：“马上命令李运昌，要冀热辽军区一万五千人，加速开赴东北，他们的任务是：一、配合苏军作战，二、收复失地，接管城市，三、收缴敌伪资财，扩大我军，四、掩护后续部队进东北。” 叶剑英点点头。毛泽东又说：“再分别发电报给晋察冀、山东军区和新四军，请他们至少派十个师一百个团抵东北。”说到此处，他的目光在每个人身上扫了一遍，然后问道：“现在，要确定几个军政领导去东北指挥，你们谁自动报名？” “我去！”陈毅操着浓厚的四川音，第一个报了名，毛泽东微笑着点点头，接着又有几个报了名。最后，决定由彭真、陈云、张闻天、高岗四名政治局委员和二十名中央委员率两万干部和十一万部队进军东北，会同东北抗日联军，组成东北人民自治军，林彪任总司令，彭真任政委，统一指挥进入东北的八路军、新四军。 1945年9月19日，中央向党内发出指示电：全国战略方针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只要我能控制东北及热、察两省…即能保障中国人民的胜利。”战略一经确定，干部就是决定因素，以林罗刘为首的战将将在东北纵横四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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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9月7日，林彪对罗荣桓说：“两个多月没打仗了，觉得憋得慌，浑身都不自在。”罗荣桓笑笑说：“你放心吧，仗有你打的呢！”
此时，林彪和罗荣桓等正在学习毛泽东关于解放战争第二年任务的讲话。林彪说：“我这人看样子注定是打仗的命，解放后没有仗打了，我怎么办？我一定会生病的。” 情报处长兼作战处长苏静进了会场，他向林彪报告：“陈诚命令暂编第五十师、第二十二师由绥中、锦西，分两路向建昌方向进攻。” 林彪一听，浑身来劲，起身向地图走去。林彪边走边问：“现在敌两个师已到什么位置？” 苏静走近地图，拿起木棒，指着地图说：“左路的五十师已抵达建昌以东的梨树沟门，右路二十二师已抵达新台边门，两敌相距30公里。” 林彪转身向大家说道：“学习告一段，陈诚新官上任三把火，我们要给他一个下马威，秋季攻势作战马上开始，请大家立即投入指挥战斗！”他转身对苏静说，“你立即发电报给八纵、九纵及独立一师，要他们暂停执行破袭北宁路计划，先歼灭孤立突出的第五十师和第二十二师。” 林彪补充说：“命令他们雷厉风行，接到命令立即行动。” 苏静下达作战命令后，黄永胜和刘道生指挥第八纵队，詹才芳和李中权率领第九纵队，加上冀热辽独一师，分别从天义、冀东、遵化和凌源地区出发，日夜兼程向建昌以东地区急进。9月16日，将敌暂编第二十二师大部歼灭，一部向绥中方向突围，又被第二十四师于旧门附近截歼，此战共毙伤俘敌3500余人。 9月16日吃过晚饭，林彪和参谋长刘亚楼在司令部门口散步，苏静气喘吁吁地跑来报告：陈诚命令王铁汉率第四十九军之七十九师、一○五师，由锦州向杨家杖子我八纵、九纵进攻。林彪长于研究思考，对东北三省地形了如指掌，听了苏静的报告后，说：“杨家杖子在锦西西北部，在三道沟、钢屯、建昌三角中间，那里是丘陵地带，便于打埋伏。你立即电令黄永胜、詹才芳，要他俩指挥八、九两纵队，利用杨家杖子有利地形，歼灭四十九军，活捉王铁汉。” 黄永胜、詹才芳19日接到命令，火速赶到杨家杖子，他们还没来得及挖筑工事，敌四十九军就跟来了。双方战斗两小时，敌九十三军又从锦西赶来增援，被我九纵挡在旧门、寺儿堡一线。敌四十九军被围，王铁汉的兵马越来越少，子弹不断地“咔咔咔”地从他耳边呼叫着擦过，他在电台旁，拿着话筒，向陈诚大声呼叫求援。陈诚回电：东北存亡，在此一举，吾弟发扬黄埔精神，为国家尽忠，不惜一切牺牲，将当面之敌击溃。这里不是苏北，如临阵脱逃，军法从事。这天傍晚，参谋长对王铁汉说，第七十九师、一○五师损失了一半人马，来增援的第九十三军在旧门、寺儿堡被阻。王铁汉说：“参谋长，我们何不乘夜幕掩护，突围出去。”他火急火燎地说，“你快看看我们从什么地方突围？” “军座，不行啊！”参谋长焦虑地叹着气说，“共军将我们围得里三层外三层，他们设下的口袋阵很大，我们就是突破这一层包围圈，也难以冲出第二个包围圈。” 此时是9月中旬，王铁汉却像处在数九寒天之中，全身筛糠，上下牙齿直打颤，发出的声音断断续续。参谋长知道王铁汉是因为紧张才结巴的，点头说：“也只有这样了，我马上下令突围！” 半夜时分，第四十九军开始全线突围，可是，除了王铁汉带的200多人逃出外，其余1.2万人全当了解放军的俘虏。黄永胜、詹才芳率部一举歼灭四十九军后，接到林彪的命令，要他们南下北宁线，展开大规模破击战。第二天一早，几百里铁路线，成了乱石堆，到处坑坑洼洼，断木残迹，原先的钢铁运输线一夜之间成了废墟。战争年代的林彪，在为人处事及性格等方面上黑白分明：白面书生却性格倔强，不爱管事又重点主义，不近人情却威望崇高，惜言如金又“婆婆嘴”。平型关伏击战，三下江南四保临江，辽沈决战，平津战役……一步一步最终成为我军公认的战神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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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11月的一天，戴自谨奉命飞往湖北宜昌轰炸日军机场。乌云低垂，他飞到宜昌后无法寻到投弹目标，担心乱投炸到中国百姓，他只得折返。回航时无线电失灵，天气更糟，他感觉盲目降落只会导致机毁人亡。
此前，1938年初，戴自谨投笔从戎，考上空军军官学校。经过数年在国内和美国、印度的训练，他于1943 年毕业，被分配到第十四航空大队任少尉飞行员。戴自谨决定往西飞，看成都那边的天气如何。飞了一个钟头，到达成都上空时，天气仍不好。此时天已黑了，飞机上的汽油也要用完。戴自谨决定弃机，他让通讯员、枪手、领航员先后跳伞后，他最后一个跳下。跳伞前，他把飞机上的所有灯全部打开了，当他跳下后，发现那架无人控制的B25轰炸机，折转头向他呼啸而来，轰鸣着从他降落伞的头上掠过，空气激流把他冲击得左右晃荡，飞机在离他数公里的地方爆炸了。第二天，根据戴自谨的约定，在飞行的反方向就近公路边，他相继找到了战友，他们中只有枪手一人受伤。因为在漆黑的夜里跳伞，枪手跌在树上，摔断了一条腿。在老乡的帮助下，他们来到了乐山县政府，得知飞机掉在深山里，未伤及人，戴自谨那颗悬着的心才算落下。 1944年初，戴自谨等人被派去印度接回三架B-25型轰炸机，他两次飞过驼峰航线，在山峰间穿行，十分担心飞机出故障。飞机接回后，同学张天民第一次驾驶B-25H飞机赴长江一带巡航，在芜湖发现日军炮舰。张天民急于进攻，未选用当时较先进的武器7.5厘米大炮高空射击而是低空轰炸，被日军炮舰击中，张天民牺牲前迫降在长江对岸，机上五人四死一伤，只有枪手活着，被老乡救起，飞机报废。张天民是戴自谨朝夕相处的战友，还是同乡和好友，他痛苦多日。 1944年10月，戴自谨等驾驶四架轰炸机赴汉中待命。其中一架是美国飞行员，三架是中国飞行员。为了保密，到达汉中机场，上面才宣布轰炸目的地为黄河铁桥。该桥早被日军占领，成了日寇运送兵力和物资的重要交通枢纽。上级要求他们低空轰炸，力求炸毁主桥，任务分配如下:中队的美国副队长德吉士少尉和戴自谨轰炸主桥(铁路铁桥);杨训伟和肖振昆炸另一座公路浮桥。每架飞机上都装了三颗一千磅的炸弹，起飞后从黄河铁桥北岸低空进入轰炸路线。日军地面部队发现后，立刻用炮火密集猛轰，轰炸机上的枪手拼命地回击。戴自谨刚进入桥头，就看见在他前面的美国人的飞机投弹了，因投弹时间太早，未击中要害。戴自谨紧随其后，看得真切，咬紧牙关。开始俯冲时，枪手利用机头前的四挺机枪猛然扫射，等飞到桥中，戴自谨按动按钮连续投出两枚炸弹。这时，美国人的飞机已经拉起，他在紧跟的同时，扔下了第三枚炸弹。离开铁桥后，戴自谨命领航员速到炮塔上去看看，是否击中目标。领航员回来告诉他:主桥已炸断。同时，另两架飞机也已将浮桥炸断。回到基地，大家兴奋不已，连老美飞机上的机械师都跑过来对戴自谨竖起大拇指。这次轰炸截断了日军的地面交通命脉，对日本人也是一次重创。后来日军又从桥下搭起枕木架铁桥，恢复运输，但运输效率大不如前。此前，航空大队共三次去炸黄河铁桥。第一次是1945年初余时骧白天去轰炸，被打下牺牲了。第二次是1945年3月杨训伟夜间轰炸成功。第三次是同年6、7月间，张建功夜间轰炸，被敌机打中牺牲。 1944年12月，侵华日军地面部队发动了旨在扫荡美国航空队在华东各机场的“桂林会战”。中美空军协助地面部队作战，击落日寇飞机三十四架，击伤十架，毁地面机六架，炸毁敌车四百余辆，炸毁日军大小船只五百一十八艘。从1943年10月到1945年8月，戴自谨所在的航空大队二中队参加作战的24位同学中，剩下了12人，一半人在抗战中牺牲了。最后一位牺牲的是1945年6、7月，轰炸宜昌时被打下的蔡德功。抗战期间，戴自谨共获得了六枚勋章、奖章，其中有“彤云”、“云徽”两枚勋章，轰炸黄河铁桥和参加作战二十五次以上的两枚奖章，还有美国空军授予“空军奖章”两枚。 1951年3月27日，国民党空军史殿文胁迫飞行员戴自谨少校等人，在台北上空夺取B-25型轰炸机起义，安全降落上海江湾机场。1958年，戴自谨夫人及孩子到上海团聚。1983年,戴自谨赴北京参加＂颁发驾机起义人员证明书＂大会。唐师曾问戴自谨:“您一生中什么时候最开心、最愉快?”戴自谨说:“抗战时期，我开轰炸机轰炸日本鬼子以及敌人的桥梁、仓库、军事基地时最愉快!最自豪!” 2017年5月18日上午，戴自瑾去世，享年10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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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5月，朱滔三人＂跑反＂跑到河北深县一个村庄，远远望见敌人一个班的尖兵，他们赶紧往回撤到村子里面。一位大娘看到他们三人，指着叫他们快上耳房阁楼。
朱滔三人是抗日军政大学分校政治主任教员，时值鬼子＂五一大扫荡＂，学员和教员都分散＂跑反＂。部队武器短缺，抗大教员多数没有武器，日寇近在咫尺，他们躲在农家阁楼上，屏住呼吸观察着外面的情况。只听见鬼子话乱问一气，又向村西追去。过了一会儿，老大娘说敌人走了，让他们下来。朱韬看到老大娘已经做好了饭，叫他们吃饭。成功躲过了敌人的追查，又有一顿热乎乎的饭可以吃，朱滔感觉这算是幸福的事了。怀着感激，朱韬三人匆匆离开了村子，但他们一出村就碰到了一个荷枪实弹的伪军，此人正骑着车子，打着个小旗。伪军队长有手枪，但朱滔三人却手无寸铁，四个人就这样僵持住了。朱滔的战友李政军摸摸鼻子悄声对他说: “3:1，把他给整掉。”这时村长出来了，他连忙上前调解。伪军队长向村长说他虽然是伪军，但也为村子里做了不少好事。他说:“我放你们走，但是这个村子离我们的据点贡家台很近，你们走，我得放两枪，你们往西北走，那边没什么情况。”就这样，朱滔三人化险为夷。几天后，他们又遇到了日军的包围，包围圈越来越小，怎么突围都突围不出去了，他们只好躲进了村内，隐藏在老百姓家里。天一亮，日伪军把农民们都赶出来了，朱韬也被发现了，伪军拿刺刀扎着他的脖子问:“你是八路?” 朱韬说他是当地的村民，可伪军听出朱韬与其他村民的口音不同，立刻开始拷打他。敌人将他打倒在地，然后在脖子上压杠子，剧烈的疼痛让朱韬一下子昏了过去，等他再次醒来的时候，已经浑身水淋淋地躺在了牢房里。朱稻和战友李政军被当作苦力辗转送到北方的一个矿场，他们不怕死，但却不想盲目地牺牲。他们暂时隐蔽起身份，在鱼龙混杂的集中营里，等待着机会。朱韬和李政军遇到了抗三团的一个保卫干事。这个保卫干事了解了朱韬和李政军被捕的情况，随后他们和同被俘的几个战友，加入了这个特殊的党支部。特支的领导先后被日军押送到煤矿上去了，朱韬和李政军就接替他们，成了特支的干部，李政军是支部书记，朱韬是宣传委员。为了能够活着走出去，大家都咬紧了牙坚持。一个大石棚子里装了几百人，蚊子、跳蚤肆虐。朱韬患了回归热，这种病要打“六零六”。有一个姓韩的难友，也是抗三团的工作人员，他出去做工，拿了3支“六零六”回来。拿到了针剂，战友们赶紧找来了集中营里的一个姓钱的医生给朱韬打针。钱医生打开第一支一看，变质了，不能打了，又打开第二支，还是不能打。于是，医生把最后一支包起来走了。大家都认为朱韬没有希望了。一夜过去了，朱滔的意识已经变得模糊。早晨钱医生匆匆赶来了，他冒着天大的危险，把那支变质的药，从日本人库房换了一支好的来给朱滔打。1945年初，朱韬和一部分工友被中共地下党组织救出。新中国成立后，朱滔任广州军区政治部秘书长、解放军体育学院副政治委员。2014年10月，朱滔在广州去世，享年10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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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高课主任高桥让“叛徒”耿兆年杀掉军统乔宝山自证其真投诚。高桥说：“乔宝山杀过皇军，我们不要他活的。”他命令耿兆年立即开枪击杀之。
耿兆年前年打入军统郑州站，实际身份为八路军侦察员。高桥为日寇郑州特高课课长，血债累累。 1942年3月初的一天，郑州特高课招待所会计华明玉（八路军潜伏人员）了解到高桥欲派人打入军统郑州站，遂到南阳旅店向张老板报告。张老板本名张龙田，身兼三职，对外公开是旅店老板，后打入军统并成为军统郑州站站长，实际是八路军情报站站长。张龙田和旅店炊事员、情报站副站长宋大仁商量，决定利用日军急于打入军统的心理，派侦察员耿兆年诈降，伺机刺杀高桥。 3月12日晚上，耿兆年带着鸦片、名烟名酒和一个金菩萨来到汉奸特务组长刘阿三家里。耿兆年说：“我在军统郑州站当副站长，干了三年多还是个副的，得不到重用，愿意归顺皇军，请牵线搭桥。” 刘阿三答应帮忙同高桥接上头。第二天晚上，耿兆年如约来到刘阿三家。刘阿三说：“高桥对你很感兴趣。不过，高桥提出要你先办三件事，才同意你归顺皇军。” “第一件，要你交出军统郑州站的花名册，第二件，交出军统郑州站的电台和联络密码本，第三件，要交出刺杀郑州警备司令的凶手张龙田。” 耿兆年回旅店与张龙田商定。次日，耿兆年请刘阿三喝酒，酒憨之时，他摸出伪造的花名册和密码本子，请刘阿三过目。 “还有电台和张龙田，我想，”耿兆年说，“这不是一件小事，要同高桥当面协商交接电台和张龙田的具体时间和地点，请刘先生跟高桥通融通融。” 次日，刘阿三告诉耿兆年高桥同意见面，定于明天上午。当天晚上，耿兆年向张龙田汇报了情况，商定了行动方案：由耿兆年单独进特高课行动，张龙田带三名侦察员，在特高课机关的对面街上准备接应；由宋大仁雇三辆人力车，停在特高课机关斜对面的杂货店门口等候。第二天，耿兆年在刘阿三的陪同下，来到特高课机关。耿兆年持刘阿三提供的特别通行证，顺利地通过了门卫，穿过走廊。拐弯来到二门，又拐弯向前走，来到一间屋子。屋内陈设豪华。刘阿三对耿兆年说：“这就是高桥的办公室。他不在办公室，就在审讯室。走，我们到审讯室去找他。”两人拐弯抹角，来到一间大厅，没进门就听到里面传出阵阵撕人心肺的喊叫声。进门后，耿兆年见三五成群的鬼子正围着吊在半空中的青年男子。高桥推推鼻梁上的金丝眼镜，上下打量耿兆年后，摸摸仁丹胡，拍拍耿兆年肩膀：“你的顶好顶好的，这个人军统的干活，他的开始的不招，现在吃了一顿鞭子，开始招了。”他问道：“你的重讲一遍，你是什么的干活，快讲。” “我……我叫乔……宝山,军统开封站站长,我们……没杀过皇军，杀过八路，杀过···共产党···。”青年满嘴是血，有气无力地断断续续说道。高桥对耿兆年说：“军统大大的坏，他的不说实话，据他的同伙交代，乔宝山，杀过皇军，我们不要他活的。”说罢从一个军官身上取过一支手枪，递给耿兆年，命令说：“你的把他死拉死拉的。” 耿兆年立即意识到，事出有因，这是高桥玩的鬼把戏。他飞快地接过手枪说：“坚决执行命令！”然后，瞄准那青年的脑袋，扣动了扳机。枪没有响。耿兆年问：“这是怎么回事？”高桥大笑：“耿先生，你的大大的好，那枪里没有子弹，他是自己人。”他指指被打的青年。高桥对耿兆年说：“走，到我的办公室谈谈。” 耿兆年、刘阿三跟着高桥来到他的办公室。高桥落座后，把帽子往桌上一甩，眯着眼说：“耿先生，你的情况，刘组长的和我讲了。你们的花名册和密码本也看了，现在我们谈谈如何交出电台和张龙田，你的先谈吧！” 耿兆年环顾四周，屋内除了高桥、刘阿三外，再没有其他人。他从口袋掏出一张纸，躬身递给高桥说：“太君，交接电台和张龙田是件大事，要慎之又慎，为防不测，我写了份具体计划和地点，请太君过目。” 高桥接过计划，正低头看，耿兆年一抬手从袖口飞出一道白光，直刺高桥的脖子。这是一支毒镖，刺进肉里便立即中毒身亡。只听得高桥“哎唷”一声，就倒在太师椅上。刘阿三还没回过神来，耿兆年又抬一次手，又一道白光直刺刘阿三咽喉，刘阿三一声没吭地倒在地上。就在这时，高桥的卫士推门进来，耿兆年拔出一镖，迅速甩过去，那卫士倒在门口。耿兆年在高桥桌上，收拾了部分文件和两支手枪后，不慌不忙地向门外走。屋内发生的一切，外面丝毫没察觉。耿兆年大摇大摆来到街上，会合张龙田、宋大仁一齐坐了人力车，来到东门。耿兆年向守城门的鬼子出示了特别通行证，安然无恙地出了郑州。张龙田、宋大仁、耿兆年于抗战胜利前夕牺牲。致敬抗日英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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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两支队伍进驻平壤时，老百姓听说中国的志愿军到了，一个个奔走相告，平壤的华侨不少还是明朝时期援朝抗日的中国将士的后代。
1950年12月4日13时，毛泽东从雪片般的战斗捷报中得知联合国军已成惊弓之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逃亡，他致电给彭德怀，电文如下： 1.平壤敌似正准备撤退。 2.请派出几个有力侦察队附电台迫近镇南浦、平壤、三登之线进行火力侦察，观察情况并增加敌人恐慌，该敌现在极为恐慌。 3.请指定人民军一个3000至5000人的师及党政人员位于接近平壤地点，准备于查明敌人确已撤退时进平壤维持秩序。 4.我志愿军休息5天后如平壤敌未准备，先打平壤附近之敌，然后包围研究攻城办法，如平壤敌已退则向三八线进攻。当晚10时之后，毛主席又给志司电示：大体上可以确定平壤敌人正在撤退，其主力似已撤到平壤至三八线之间，其后卫似尚在平壤以北及东北地区。你们应于明5日派一个师或一个师的主力向平壤前进相机占领平壤。彭德怀接电后，立即派第三十九军的一一六师和第四十军的一二○师向平壤进军。这两个师接到命令后，都是以侦察分队开路，大部队紧跟在后面。一一六师侦察分队由师侦察科长顼三杭率领，冒着风雪，向平壤快速前进。一路上，他们看到的完全是一幅美军败退的狼狈惨景。 12月5日中午，他们便到达平壤以北的顺安。当地的老百姓纷纷告诉他们，敌人于4日早晨从这里撤退了。顼三杭迅速用报话机向师部作了报告，师部向军部报告，军部向总部报告。6日上午，他们就来到了平壤。此时，平壤的敌人已逃走了，平壤已是一座空城。顼三杭伸手看表，时针正指向10时30分。这天下午，第三十九军一一六师进入平壤时，第四十军的一二○师也到达平壤。一二○师边行军边战斗，他们从球场出发，刚渡过清川江，就碰到了美军第二十四军残部，消灭敌人两个连，还捉到20多个美国黑人俘虏兵。当两支队伍进驻平壤时，老百姓听说中国的志愿军到了，一个个奔走相告，拿出珍藏了48天的共和国国旗和金日成、毛泽东的画像，以及各种标语，夹道欢迎中国志愿军。许多朝鲜老大娘和学生，为志愿军送上一碗碗热气腾腾的开水。老师带着学生们，跳起了热情奔放的朝鲜舞蹈，热烈欢迎志愿军入城。部队宿营后，老百姓三五成群地围着志愿军问寒问暖。中国在平壤的华侨很多，不少还是明朝时期援朝抗日的中国将士的后代。他们听说祖国的军队来了，格外亲切，争着和志愿军交谈，并为志愿军当义务翻译。志愿军在和他们的交谈中，得知首都平壤有40万人口。16世纪后，日本人占领平壤，中朝军民曾携手作战，多次将日军赶出平壤。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金日成部队和苏军赶走了日军，解放了平壤，朝鲜人民建设了新平壤。可是，美军占领平壤后，欢腾的平壤一下子成了美军疯狂屠杀朝鲜人民的屠杀场。平壤城内血流成河，尸积如山。当志愿军踏上平壤街道时,映入眼帘的是一幕幕惨景，一座座断垣残壁，原先那些高大雄伟的建筑荡然无存。大同江桥、水电厂、列车、仓库成了一片废墟，一座美丽的城市顷刻之间化为乌有。朝鲜老百姓的血泪控诉，激起志愿军指战员们的无比愤怒。听到老百姓无粮无水、生活极度困难，战士们纷纷解囊，把自己不多的粮食送给百姓，把缴获的美军罐头送给他们，并且有组织有计划地帮助他们重建家园。世界各国人民格外关注朝鲜战场的形势，志愿军的节节胜利，鼓舞着苏联的人民。志愿军占领平壤当天，苏联各地召开庆祝大会。斯大林每每在报纸上看到中国志愿军身着薄衣，在零下30摄氏度的寒冬里奋勇战斗的事迹，总会情不自禁地流下一串串泪水。志愿军占领平壤的消息传到了民主德国总统皮克耳中时，他正在总统办公室开会。当秘书送来报纸，他瞄了一眼，志愿军占领平壤的消息在头版头条醒目地映入他的眼中，他一下子兴奋地大声对与会者说：“现在暂时休会，听我读一段震动世界的消息！” 皮克宣读完毕，会场顿时一阵欢腾。皮克临时决定：“现在暂时休会，为表示对中国志愿军收复平壤的祝贺，我们马上把会场变成舞场、大家跳起来吧！” 我国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先生等人，正在波兰华沙出席世界保卫和平大会。当志愿军收复平壤的捷报传到会场时，80多个国家的3000多名代表，立即向中国代表团欢呼“毛主席万岁”，并热烈鼓掌达15分钟之久。致敬中国人民志愿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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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3月，八路军伤员李维英恍恍惚惚地听抬担架的老百姓讲:“看样子明天送不到了，恐怕他今天晚上就要咽气了。”＂送不到了，怎么办呢?＂这时就听见个老大娘说:“这么年轻的孩子，爹娘现在在哪儿?真可怜!不能看他死，怎么着我们也要救一救啊! ＂大娘又说：＂咱没药又没医生，要不试试给他灌点姜汤吧。”听到这些，李维英心头很暖，但又很酸，他失去了知觉.....
李维英是八路军一O师的一名宣传干事。此前在前线负伤，被两个老乡抬着送往野战医院。由于路途太远，深夜他被寄放在小山村一户老乡家里。进屋以后，担架被放在了一个柜子上，李维英迷迷糊糊地昏睡过去。半夜，他有点意识了，看到屋里黑黢黢的，只点了一盏小油灯照亮，他清楚地听到了老百姓对他的议论。天亮时，李维英又醒了过来，他发现一位老大娘守在自己身边，她的眼睛都因得要睁不开了。李维英感觉自己嘴里有姜汤的味道。大娘见李维英醒了过来，连忙端来一碗小米汤，喂给李维英喝。李维英有了点精力，老乡们连忙把他送往野战医院，乡亲们就这样为他赢得了抢救的时间。但是，李维英伤得不轻，重病要靠护理。这里医疗条件差，虽然是野战医院，但是没有女护土，都是男护士，就连男护土也不多医生更不多。伤员太多，顾不过来。总之就是缺医少药。没有办法，许多伤员只能寄放在老乡家里养病，野战医院把李维英寄存在另一户刘大娘家里，让老乡帮忙护理。在长达一个月的时间里，因为失血太多，重伤的李维英几乎都是在昏迷中度过的。怎么吃饭，怎么大小便，他自己完全不清楚。李维英就这样在老大娘的照料下过了一个月。一个月后，他慢慢好起来，可以坐到炕上了。医生来家里检查，说他基本上没有生命危险了，但因为野战医院条件太差，所以建议再恢复几天，最好是送到延安。李维英被送去延安治疗，临走的时候掉了眼泪。这位姓刘的大娘，还有喂他姜汤小米汤的那位不知名的大娘，两位老人家接力救了他一命。在抗日战争期间，敌后涌现出千千万万个救护伤员的大娘，她们让人们重新认识了中国女性，从她们身上，人们看到了什么是同仇敌忾，什么是全民抗战。新中国成立后，李维英又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后任广州军区党委办公室主任、军区政治部副主任等。曾荣获独立自由勋章、解放勋章、独立功勋章和朝鲜一级战士荣誉勋章。战争给了他7次大手术，右肾和胆囊在战斗受伤摘除，但他奇迹般地活下来。李维英曾去看望那两位老大娘，却再没有找到，这件事情成了他心中永远的遗憾。在敌后抗战，许多伤病员都有过这样的经历，那些朴实的老乡在最关键的时候挺身而出，成为战士们心中的天使。李维英于2018年8月在广州逝世,享年9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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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6月7日早上，张晋和四个同学成一个序列在太行山行军，他排第一位，突然遭遇了鬼子大队四五百人的尖兵。张晋大喊一声：＂敌人来了！＂，紧接着跑出去了大概三四十米。
张晋于1938年在山东参加115师。陆房战斗后，成为抗日军政大学学员。他们同学五人正在太行山中避开日寇的大面积扫荡，突然遇敌，鬼子枪弹把张晋右胳膊关节打碎。他看见有两个同学分散跑开，落在后边的两个同学被敌人当场击倒了，还没有断气，就在路旁呻吟。围上来的鬼子用石头砸死了两个同学。这时，张晋已经跑出去了四五十步，突然一个枪榴弹落到他的面前，弹片把张晋炸伤了，他倒在地上再也起不来。日本人的大队还都在休息，几个鬼子端着刺刀，向张晋这边冲过来。张晋认出来这几个鬼子就是砸死他那两个同学的鬼子，他极度愤恨，恨不得把鬼子都咬死。但是他已经受伤站不起来了。张晋没有枪，只有突围时组织发的一颗手榴弹，右手已经不能动了。张晋用左手拧开了盖子，把拉火环噙在嘴里，他想临死也要捎上一个日本鬼子走。鬼子走到张晋身边，离得很近，只有几步远。张晋无力按照常规动作抡开臂膀把手榴弹甩出去，而是把拉火环拉下以后，直接从胸前推了出去，这个手榴弹炸了个正着，把两个鬼子炸死了，张晋却又增加了一处肺伤。手榴弹的响声惊动了另外的日军，又有两个鬼子冲过来。敌人到了张晋的跟前，把枪往边上一靠，弯腰搬石，举起石头就冲张晋的脑袋砸。张晋下意识地用左手抓住被打断的右臂挡到头上，他的头颅骨被砸开了一个窟窿。接着，鬼子又搬起一块石头，又朝张晋的脑袋砸，张晋还是一挡，石头砸偏了，砸到了耳朵后边，鲜血汩汩流出，张晋昏死过去。不知道时间过了多久，张晋勉强睁开了双眼，在烈日下，血染的衣服变硬了，像铁板一样。他强忍着满身的疼痛，解下了4根裹腿，第一根包住了右臂，第二根包住了头，第三根裹在了左胸，最后一根当作右臂的吊带，至于肩膀和腿上的伤，已经顾不得了。太阳越来越热，已经到中午了，张晋口渴得很，他就用茶缸解手接尿，喝了尿以后，嘴唇、舌头、口腔总算是湿润了一些。天色渐渐暗了下去，太阳落山的时候，天气有点凉爽了，张晋想要活下去，他想在还有力气的时候，一定要喝上水，至于喝了水以后怎么办先不管它了。第二天天还没有亮，张晋在一条狭长的山沟里挪动。因为他站不起来，所以只能用屁股慢慢移动。他的左手虽然也伤了，但是没有伤到骨头和筋，所以他就用左手作支撑，屁股着地，一点点地爬行。大概五六点钟，张晋听到山里发出呼啸声，他躲到了草木阴影下，300多鬼子通过了。张晋艰难地前进，一天只能挪动3里地。在天大亮的时候，张晋找到了一处山民搭建的窝棚，艰难地进了这个窝棚去找水。他一进门就发现一个大盆，盆里装着半盆水。水里有些腐烂的树叶，还有些蚊虫，喝着有味儿，张晋连着喝了两茶缸。喝了生水后，原本就没有愈合的伤口又裂开了，血流不止，肚子绞疼，他脚蹬着南墙，头顶着北墙，这样抵御着疼痛，撑了两天。第四天，数量不多的脏水喝完了，张晋又开始找水。他发现自己住的南屋，还连着一个西屋，两间屋子之间的窗台并不高。他从门缝里看见西屋里有个水缸，水缸的下半截是潮湿的，因此他想办法爬进了西屋。他掀开水缸的盖子看，是清水，他喜出望外。远处日军搜山的叫喊声，此起彼伏，由惊慌产生的心跳加速，才让张晋意识到，自己还活着。 6月11日，听不到敌人行动的声音了，喜鹊来了，麻雀也来了。张晋判断敌人走了，他再一次上路了，又是艰难地行军。大约3个小时过后，离开窝棚300米左右的半山坡上，一个农民发现了张晋。在他的帮助下，张晋又走了一两百米，那里有两三家山民，农民给张晋找了点吃的，张晋喝完一碗煮面条的面汤，他感觉这碗热面汤的味道是如此鲜美，给了他最大的安慰。这个农民李大哥告诉张晋，不远处有一个黄岩村，是新一旅曾经驻过的地方，那里可以找到医生和药。李大哥翻山越岭走了一夜，去帮张晋寻医找药，也找到了部队。又过了一天，张晋被战友们送到了医院。他走出医院重回115师时，已经是年后了，他的一只胳膊被截肢，肺部留下了弹片，神经疼痛伴随始终。他活了下来，在抗日战争最艰难的岁月里，他用独臂支撑着自己生存的勇气。解放后，张晋始终忘不了李老汉一家人，每年过节张晋都会给李大哥大嫂买东西寄钱过去。2012年张晋去世，享年9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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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美援朝战争前，朝韩对决日趋紧张激烈，李承晚军队拥有8个师10万余人，而金日成拥有10个师和5个警备队13.5万人，其中3.5万人为来自中国的朝鲜籍老兵。
1949年1月15日至6月30 日，美军军事顾问团帮助韩国进行扩军和训练。李承晚的军队拥有第一、第二、第三、第五、第六、第七、第八师和首都警备师共计8个师10万余人。这8个师中，有4个师是齐装满员的优秀师，其他三个师用于讨伐游击队，首都师从事警卫。李承晚在国会发表演说说：“我们的第一目的是统一北方，第二目的是统一北方，第三目的还是统一北方。我们已有足够的军事力量打垮北方，统一北方。现在是要选择个好时机。只要有了好时机，三天之内占领平壤只是小菜一碟，五天之内统一北方也不在话下。” 1949年1月至12月，三八线上的武装冲突达到了1000次以上。金日成原打算在南北统一后成立国家政府。可是，由于美军的插手，南朝鲜率先单方面成立了大韩民国政府，他不得不于1948年9月2日宣布成立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共和国成立后，诸事顺利。但是，有着崇高理想的金日成认为共产党人有责任实现朝鲜民族和国家的统一，南方有美军的支持，但苏联和中国可以作为朝鲜的后盾。金日成扩军为10个步兵师和5个警备队，组建一个坦克旅，拥有242辆坦克和76.2毫米的自动火炮154门、摩托车560辆、卡车380辆。同时还组建了一个航空师，拥有苏式伊尔一10、雅克—9、PC—2等型号的飞机230架。总兵力达到了13.5万人。虽然军队人数迅速扩展，可是金日成担心军队中骨干力量薄弱。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派金光侠访华，与中国政府商谈接回朝鲜老兵的事。中共中央开会研究，在这批朝鲜籍官兵中，有老红军、老八路，更多的是解放战争时期的干部，如果答应金日成的要求，对于我国的各项工作和经济建设，都将是一个损失。但考虑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是我们的邻邦，关系如亲兄弟，中央忍痛割爱，立即命令总参将4.6万余名朝鲜籍官兵移交给朝鲜人民军。这批老兵返回朝鲜后,分别担任师、团级军官，少数分配在总部和军事院校中工作，为朝鲜人民军注入了新鲜血液。韩国总参谋长蔡炳德正式报告说北朝鲜南下统一的各项工作都已准备好，请示李承晚怎么办。李承晚说：“我们虽然天天喊统一，可是，真的打起来，哪里是他们的对手！你赶快向美国杜鲁门报告，一定要得到他们的支持！” 1950年6月25日，正是星期天。大约清晨4时左右，朝鲜的天空正下着大雨，汉城、平壤以及三八线上空,雷声隆隆。突然，雷雨声中响起了一阵清脆而又刺耳的枪声。李承晚军队在三八度线地区向三八度线以北，开始了又一次袭扰，侵入以北地区近两公里。 25日早晨，金日成下达了彻底制止敌人进攻并立即转入反攻的命令。这样，朝鲜人民军进行的祖国解放战争开始。朝鲜人民军根据金日成的命令，将统一南方作战分为五次战役进行，预期作战50天，兵分四路南下，平均每天向前推进10公里，50天打到釜山，行程480公里。从东至西，第一路由东海岸直下瓮津半岛，然后迂回汉城。第二路以第六师十四团和第三警备旅，从涟川、铁原地区向议政府和汉城方向进攻。汉城这一路担负主攻的人民军第四师、第三师和第一○五装甲旅，在炮兵的掩护下，在车豆川和抱川地区歼灭顽强抵抗的李承晚部队后，继续从东北方、北方和西北方进攻议政府。第三路为中央路线，第四路沿箕土门里直下注文津。四路之中，第三路是用以迷惑敌人，掩护第二路，担负这个任务的是第一师和第七师，他们强渡北汉江，向李承晚的中央防线春川、洪川进攻。他们边走边打,声势浩大，摆出一副大决战的姿态。韩国部队总参谋长蔡炳德根据人民军的进攻态势，判断人民军的主力在春川方向，便急令首都师、第二、第三、第五、第七师，向春川方向集中，但是蔡炳德失算了，他中了人民军声东击西之计。人民军第二路主力两个师在坦克的掩护下，向开城疾进,其中有一个团乘火车抵达城内,使韩国部队腹背受敌,慌乱四散。开城是一座古老的城市。人民军兵临城下,守军已把坛坛罐罐装上了大车，连小马驹、大公牛，都当成了运输的工具，军队混在老百姓中，纷纷向汉城方向逃跑。人民军没放一枪，就顺利地占领了开城。开城北距三八线10公里，南距汉城50多公里。6月28日11时30分，人民军又轻而易举地占领了韩国首都汉城。至此，第一次战役胜利完成，此役击毙和俘虏南朝鲜军队2.1万余人。朝鲜人民军立即按计划展开第二到第五次战役（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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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人说：“淮海战役打得好，好比一锅夹生饭，还没有完全煮熟，硬被你们一口一口地吃下去了。”这个“你们”，就是主观能动性超强的总前委。
1948年11月6日，淮海战役打响，敌人在我两大野战军的强大攻势面前，纷纷向徐州收缩。战至8日，战局变化很大，原设想提早实现，中央军委为防敌南窜，命令陈毅、邓小平率四个纵队，15日攻占宿县，形成了如辽沈战役占领锦州“关门打狗”的局势。战局的最新发展，推动了战役规模的不断扩大，由原来华东野战军主力作战，中原野战军配合，发展为两大野战军并肩作战。为此，淮海前线我军急需一个能统一指挥两大野战军的机构，来统筹解决战役的指挥和后勤保障各项工作。 1948年11月16日，中央军委决定成立淮海战役总前委，统一领导中野和华野，命令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五同志组成一个总前委，刘、陈、邓三人为常委，临机处置一切，邓小平同志为总前委书记。总前委成立后，第一阶段歼灭黄百韬兵团的作战接近结束，第二阶段作战目标选择谁？这是总前委成立后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总前委在选择黄维为作战目标上，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刘陈邓根据黄维兵团主力三个军七个师15日可以到达阜阳、太和集结的情况，致电中央军委，对黄维兵团的动向作了三种估计，并提出我军对付之三种方案，三种方案均是以“歼灭黄维为上策”。11月16日，毛泽东复电刘陈邓，指出：“若华野于歼灭黄兵团后，能接着歼灭邱、李几个师，将该两敌打得不能动弹，则于大局极为有利。” 11月23日，总前委分析战场形势，认为邱、李虽经第一阶段打击，兵力有所削弱，但其紧靠徐州，不易分割，刘、李两兵团在蚌埠以南，兵团很散，不易抓住，黄维兵团孤军远出，沿途遭阻击，消耗较大，又处于运动之中，有利我军围歼。决心歼击黄维兵团,于这天22时电告中央军委:歼击黄维之时机甚好，只要黄维全部或大部被歼，较之歼李、刘更属有利。24日15时，中央军委复电：“22时电悉（一）完全同意先打黄维：（二）望粟陈张遵刘陈邓部署，派必要兵力参加打黄维；（三）情况紧急时机，一切由刘陈邓临机处置，不要请示。” 邓小平政委在中野纵队干部会上说：“我们要以破釜沉舟决心，不惜最大牺牲，歼灭黄维兵团。即使中野打光了，能消灭这支王牌军也是值得的。” 总前委部署：以中野全部并指挥华野两个纵队歼灭黄维兵团；华野组成南北阻击集团，阻击徐州之敌南援及蚌埠之敌北援。12月13日，总前委又增调华野两个纵队参加打黄维。12月15日，黄维兵团被全歼。淮海战役后，平津战役也结束了，此时国民党军主力基本被歼。残存的部队退守在长江以南和江北的若干支点及边远省份。为加速中国革命进程，中央军委决定举行渡江战役。 1949年2月9日，总前委在徐州以西商丘，首次召开了关于渡江时间、部署和准备工作的会议。邓小平作了国际国内形势报告，提出了渡江战役的计划。 2月11日中央军委批准了总前委的渡江部署，指出：“此次我百万大军渡江南进，关系全局胜利所在，淮海战役总前委照旧行使领导军事及作战的职责。” 几天后，中央又命令邓小平为华东局第一书记。 2月26日，总前委在蚌埠附近的孙家圩子，召开二野、三野高级干部会议，由邓小平主持讨论渡江作战方案。邓小平归纳大家意见，亲自执笔《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纲要决定：战役分三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渡江，第二阶段割裂和包围敌人，第三阶段分别歼灭包围之敌。纲要还决定，两大野战军组成东、中、西三个集团，另外，建议四野十二兵团归二野指挥，钳制白崇禧集团。邓小平根据侦察员的报告以及查阅水文资料，同陈毅商量，于17日向军委提出4月20日渡江，22日总攻。总前委提出渡江战线长达千里，各部队渡江时间不必强求一致，中集团20日渡江，东、西集团21日渡江。18日军委批准了这个方案。 4月20日，国民党拒绝在协议上签字，当天,中集团30万人马启航。21日至22日各路大军全部渡过长江。 1949年11月，中共中央任命邓小平为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同刘伯承率领第二野战军进军西南。谭震林早在这年5月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浙江军区政委。7月粟裕就到南京主持三野工作。陈毅则在5月27日进上海时就被任命为上海市市长。9月，邓小平离开上海，总前委遵照中央命令撤销。淮海战役总前委从成立到撤销，虽然不到一年时间，但却为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其超强的主观能动性和高超的指挥艺术将存战史。总前委刘陈邓粟谭彪炳共和国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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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共产国际曾先后向中国派遣了多位代表和顾问指导中国革命，他们最后的归宿有顺利，有反动，有伤痛，也有悲壮。
第一位：维金斯基于1893年4月17日生于俄国涅韦尔，1920年4月作为共产国际代表来华，先后与李大钊、陈独秀和孙中山等人会谈，参与中国共产党的建党活动，他是共产国际派到中国的第一个使者。大革命失败后，维金斯基调返苏联，他仍然关注、同情和支持中国革命。“九·一八”事变和“七·七”事变以后，维金斯基先后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声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维金斯基为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而欢呼，他一生撰写的几百篇学术论文和政论文章，对研究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1953年，维金斯基在莫斯科去世，享年60岁。第二位：李德本名奥托·布劳恩，于1900年出生于德国慕尼黑，1932年受共产国际派遣来华。1933年，中共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往中央苏区，李德以中共中央军事顾问的身份来到瑞金。在李德担任红军军事顾问期间，由于他一系列错误指挥，造成了第五次“围剿”的失败和红军长征初期的失利。1939年秋，李德返回苏联后，受到共产国际的批评。1949年，李德返回德意志民主共和国。1973年，李德出版了他的回忆录，歪曲中国革命的历史，为自己在中国革命中所犯的错误进行辩解。 1974年8月，李德去世，终年74岁。第三位：马林于1883年出生于荷兰，1921年6月来华任共产国际代表，他对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和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都起到过重要作用。1932年10月，奉命调返莫斯科。马林回到莫斯科后，在共产国际东方部任职。由于他在一些问题上与东方部意见不合，便于1924年4月辞职回到荷兰，担任荷兰共产党的领导工作。 1940年，德国占领荷兰后，马林参加了反法西斯斗争，出版秘密报纸《斯巴达克》，从事抵抗运动。但不久被捕，于1942年4月被德国法西斯杀害，终年59年。第四位：罗易于1887年2月22日生于印度加尔各答，“四·一二”政变前夕到中国担任共产国际驻华首席代表。在大革命的紧急关头，罗易将共产国际的“五月指示”透露给汪精卫，使汪精卫找到了公开反共的借口。毛泽东曾就此事批评罗易是个“蠢货”。 1927年8月，罗易回到莫斯科，在共产国际六大上，罗易受到了尖锐的批评。1929年12月，罗易被共产国际开除，后大肆攻击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1954年1月，罗易去世，终年67岁。第五位：越飞于1883年出生于俄国克里米亚，1922年7月来华，在促成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过程中，越飞是一位重要人物。 1923年7月，越飞返回苏联，继续从事外交工作，但被卷入党内的纷争中。1927年11月7日，越飞感到自己的政治生命已经终结，加上日益难以忍耐的病痛，于16日凌晨自杀，终年44岁。第六位：加拉罕于1889年生于高加索，1923年7月，加拉罕接替越飞，担任与中国北京政府谈判的全权代表，他促成了冯玉祥的国民军与国民党的合作。1926年8月应召回国。加拉罕回国后，从1928年到1934年担任副外交人民委员，1937年肃反运动开始后便遭逮捕，12月被公开判处死刑，终年48岁。苏共二十大后，为加拉罕恢复了名誉。第七位：鲍罗廷于1884年生于沙俄维切布斯克州，从1923年9月至1927年7月，他参与了国民党改组、建立黄埔军校、进行北伐等重要活动。鲍罗廷对蒋介石的反革命叛变采取妥协退让的政策，对大革命的失败负有一定责任。鲍罗廷奉命回国后，共产国际成立了特别委员会，专门审查他的错误。1951年5月，鲍罗廷在西伯利亚雅库茨克劳动集中营去世，终年67岁，1964年恢复名誉。第八位：加伦于1889年11月19日生于俄罗斯雅罗斯拉夫尔省，1924年10月奉命到中国担任苏联驻华首席军事顾问，协助孙中山主持军务和改组国民革命军，制定了北伐计划、指挥了北伐战争，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叱咤风云的人物。 1927年8月，加伦回国，于193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1938年1月，加伦指挥哈桑湖战役，粉碎日军挑衅。在肃反运动中，被以“叛国罪”被秘密枪决，终年49岁。后苏联政府为加伦平反昭雪。第九位：罗明那兹于1897年出生于格鲁吉亚，1927年以共产国际代表身分来到中国，他对中共“八七”会议的召开起到重要作用，于广州起义前回国。1934年12月，罗明兹自杀身亡，终年37岁。对于这些与中国革命密切相关的人，离开中国后的前途命运和人生结局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革命的复杂和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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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11月18日晚上8点，由十六辆汽车组成的车队驶近北京西北昌平县的一所古堡式建筑，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在秦城监狱露面。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被逮捕，他们先是被关押在北京顺义县的一座兵营里，1976年12月被移送到秦城监狱关押。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已吃过晚饭，接到离开秦城监狱出庭的命令后，他们收拾了一下生活用品和换洗衣服，便上了汽车。车队以每小时五十公里的速度向北京城里开来。前导车在前开路，指挥车居中指挥，最后是两辆机动和救护车。黄、吴、李、邱们乘的车在指挥车的前面和后面，每部车的前后各有一辆警戒车。车队经沙河、清河、中关村一线向城里驶来，一路绿灯。沿途道旁，哨兵们排成两列，夹道警戒。警车和装满武装部队的卡车摆放在沿途重要地段，随时准备闻警出动。巡逻车闪着警灯，拉着警笛在路上往来巡逻。负责押送案犯的图们将军坐在指挥车里，全神贯注地指挥着车队的行进。晚上8时35分，车队顺利地驶入西郊的空军学院，图们将军让电台发出“安全到达目标”的信号。第二天午饭后，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和后来被从秦城监狱押来的江腾蛟被武装警卫送上几辆小轿车，在沿途军警的严密保护下被押送到北京城中心的一所僻静的院落。过了一会，押送另一组的武装车队也到了这所小院前。十名案犯下车后，被武装警卫带进了小院里。这所小院的门牌是北京正义路甲一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的一个院子，审判两案的特别法庭就设在这座小院的礼堂里。 1980年11月20日下午2时56分,特别法庭庭长江华庄严宣布:“现在开庭!”江华大声命令：“传被告人到庭！”书记员将提押票交给着装严整的法警，随着江华的命令，十名主犯依次被押进法庭，在被告席上站好。当案犯一一被带进法庭时，旁听席上的人们不禁扭过头去，看着案犯被扭着双臂带进来。这些人在过去都是政治舞台上的风云人物，虽从报纸、电视上消失已久，人们也都想看看他们今天是什么样子。除了没有往日的狂傲和稍稍显老外，十名主犯几乎没有什么变化，他们身着配发的新的卡其布军绿服装。也许与几十年的军事生涯有关系吧，黄、吴、李、邱显然比其他案犯站得要直，直到江华命令他们“坐下”时，他们才在被告席的椅子上坐了下来。江华大声宣告：“根据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关于成立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反革命集团案主犯的决定，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于今天三时许，对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提起公诉的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公开审判！” 依照法律程序，江华宣布请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厅长黄火青宣读起诉书后，宣读十名被告名单，并说明主犯林彪、康生、谢富治、叶群、林立果、周宇驰已经死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一条第五项规定，不再追究刑事责任，本案其他案犯另行处理。 1981年1月23日，在进行了两个多月的审判以后，特别法庭开始宣判。庭长江华站起来庄严宣读判决词：“……判处陈伯达有期徒刑18年，黄永胜18年，吴法宪17年，李作鹏17年，邱会作16年，江腾蛟18年。以上主犯均被剥夺政治权利5年。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于1983年保外就医，在指定城市安置，允许他们的妻子和一名子女陪住。刑满释放后，他们都拿着释放证，到居住地派出所报了户口。黄永胜保外就医后被安置在青岛，于1983年4月26日因病去世，终年73岁。吴法宪保外就医后随妻子住在济南，每天写回忆录，学会了做饭、烧水、生炉子，有时还能炒几个菜。2004年10月17日，吴法宪因病逝世，终年89岁。李作鹏保外就医后住在太原，每月有200元生活费，晚年致力于写回忆录《沙场回忆》。2009年1月3日早晨7时30分，李作鹏逝世，终年95岁。邱会作保外就医后被安置在西安，每天写回忆录，走起路来脚下利落。2002年8月3日，邱会作在北京逝世，终年8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