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师德建设实践中，总有一种外向性冲动，即习惯于制定各种外在道德规范对教师加以约束，似乎规范的建立意味着师德建设的完成。外在道德规范的制定显然是必要的，然而过度的冲动往往会产生两重效果：一是在师德的精神层面容易显现出与教师生命和职业生涯不相关联的宏大说教，二是在师德的行为层面呈现出一种不可避免的防范。出现偏差的根本原因在于没有清晰地认识到道德永远是人的道德，是由人的自我而衍射向他者的内在精神而非外在行为，师德养成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为己之学”。

“为己之学”出自《论语》中孔子的慨叹：“今之学者为人，古之学者为己。”意思是当今学习是为了做给别人看，而古代的学者则是为了自身的修养与提升，而孔子所赞扬的，显然是“古之学者”。如果深入理解中国先贤的经典就会发现：“古典儒家道德智慧所指向的根本问题是什么？一言以蔽之，就是人‘如何成为我（们）自己’！”《礼记·大学》提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里的“明德”，就是人本性中光明的德性，是人作为个体生命的根本，也是“至善”的源头。离开了生命本身，离开了教师的“己”，师德也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只能成为一种没有灵魂的行为。

“为己”之所以重要，原因正在于道德需要从个体生命上开显出来，成为一种“内在功夫”和道德自觉，而后方能在现实实践中发挥有效作用。程颐说：“古之学者为己，其终至于成物；今之学者为人，其终至于丧己。”钱穆先生认为，“孔子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立己达是为己，立人达人是为人，孔门不薄为人之学，惟必以为己之学树其本，未有不能为己而能为人者。”人文主义心理学也揭示，只有教师能够在现实实践中发现自我生命的价值和尊严之时，才能够发自内心地体现出其善良天性和良好道德，这证明了“为己之学”对于道德养成的意义。

然而，不能认为“为己”只是狭隘地修养自身，这种认识只是现代西方思想中国化所带来的误解，而中国的修身之学从来就不是建立在西方“自我”意义上的。在传统文化语境中，“己”并不能脱离他人、脱离关系而存在。《礼记·中庸》认为：“仁者，人也”，意谓“仁”才是人的本质，而“仁”则显示出“己”是关系中的人，推而广之，则“民胞物与”——“己”是与天地万物互联的具有生命个性的共同体成员。要修养自身必然要处理好与周围他人、世界的关系，人只有通过“立人”来“立己”，只有通过“安人”、“成物”才能真正做到“修己”、“正己”。教师所从事的正是“安人”、“成人”之业，天然就处于“关系”之中，更需要通过“为己之学”来修养自身。

对“为己之学”的理解也不能局限在纯粹的“内省功夫”上。诚然，“内省”是“为己”修身的重要功夫所在，为诸儒家先贤所称道。孔子就提出，人的成长之路需要“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焉”，因此要“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孟子强调，“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荀子则提出，“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智明而行无过矣。”然而，儒家所言的“内省”绝非离开现实世界的空疏之学，相反，它需要借助日常行履乃至洒扫应对来修养内心。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最大不同之一，在于后者重视超越现象进行抽象的理想彼岸的建构，而前者则更注重体用如一以及内外打通，即一方面强调哲学思考的现实效用，另一方面则需要在现实生活和工作中体道、悟道。对于师德养成而言，则体现为德性和功夫的关系。所谓功夫，即于工作的时时处处发现德性之理，体悟德性之理，践行德性之理。如此，“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离开教师的日常生活和工作空泛地谈论师德、制定规条，与古圣先贤的观察不相一致，也会造就一种内外不一的两面人，使得师德建设自然难以发挥效用，因为这些思想早已融入中国人的血液，成为日用而不知的第二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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