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一句名言是“为政以耐烦为第一要义”说的是做了领导就要耐住烦躁，控制好情绪，调整好心态，这些是做事的第一原则。那么，为什么做领导要“耐烦”呢？

领导大多有些权力，直接行使权力就行了，何必非得“耐烦”呢？其实不然，领导并不自由。俗语叫做“当官不自由”。在做领导之前，人们是自由的，有言论自由，有行动自由，还有随便交友，出入于歌厅舞厅等服务场所的自由。做了官员之后，就不同了。有意识形态的无形约束，有上级的管制，有很多媒体的监督，也有同僚的弹劾，甚至有人故意构陷，说话办事就要小心谨慎，不能随便说话，不能随便做事，更不可任性而为。于是，做官的人说话做事比较稳重，不会像老百姓一样随便发脾气。

一般来说，做官久了的人做事有分寸，也会控制自己的情绪。领导经常和人打交道，要懂得官场的明规则和潜规则，要揣摩事情的关节，说话要看场合，看对象，做事要切中肯綮，不慌不忙。和人打交道就要注意人的善变，有人表面说得很好，做事的时候就不会像说的那么好了。有人只说不做，有人只做不说，有人不说也不做，还有人又说又做。领导必须分辨出人们属于哪一类人，才能正确指挥他们。有人说，官员有官威，迈着四平八稳的步子，说话沉稳，底气十足。说话的时候，他们会分场合，知道在什么场合应该说什么话。在发言的时候，他们会铿锵有力，义正辞严，好像自己代表人们共同的利益，展现不可撼动的一股强大的力量。私下里讲话的时候，他们会说一些会议上不让说的话，甚至会讲一些小笑话，让人看着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当然，他们对上级领导一定是低三下四，点头哈腰，对下级职员一定是吆五喝六，跃武扬威，对一般老百姓，就没什么见面的必要了。对待媒体，唯恐避之不及，实在避不开了，就拿出开会时读的讲稿上的话，对付几句，抽身便走。在什么场合说什么话，他们早就心里有数，不用别人来教。

可以说，官员养成的说话办事习惯一般都是在不断摸索的情况下产生的，也是在办事很多的情况下养成了“耐烦”的脾气。他们刚分配工作的时候，并非十分满意，也像现在的年轻人一样讲条件，讲待遇，却不会承认现状。当他们办一些事之后，甚至栽过几回跟头之后，就知道官场险恶，职场险恶了。要先承认事实，承认条件以及人文环境，然后才能让自己适应环境，而不是让环境适应自己。曾国藩为官多年，每天要处理大量的公文。他对自己定有规矩，要求当天的事情必须当天做完，决不允许积压。每天他都会天不亮就起床、早读、用餐，这一习惯坚持一生。毛泽东一生喜欢读书，青年时期在闹市读书，训练专注的能力，晚上半床被子半床书，读书到深夜，行军的时候，在马背上还要读书，可以说，读书的习惯坚持了一生，他从中获益匪浅。要勤政，就要勤于读书，不怕麻烦，要下属做到的事，自己先做到，不然不会服众。曾国藩要求下属做到“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就是要做到事必躬亲，不要怕麻烦。

曾国藩被太平军打败的时候，曾经想投水自尽，但没有下定决心，他忍了；被同僚排挤，甚至每次征讨失利，都被朝中大臣唾骂，他也忍了。他从不发牢骚，不怨天尤人，不急功近利，也不唯唯诺诺，从修心开始，把从政当成了一种修炼，而不是简单的做官。晚年时期，有人写对联，暗示他“取而代之”，他不置可否，或许从来没有想过，或许想过，只是要做一个“耐烦”的大臣吧。

现在职场的官员大多失去了“耐烦”，对职员并不是很好，而是利用职权压人。或许，他们大多接受过西方职业培训，知道怎么利用制度管理人，知道如何利用时间和任务卡死人，也知道如何开除人。于是，在权力的威慑下，领导们雷厉风行，唯权力和资本是举，职员们不敢大声说话，甚至被压迫得大气不敢出。那么，长期以往，这样的制度也就失去了人性的温度，没有什么“耐烦”可言了。

不过，老百姓不管那一套，尤其是一些农民，本身文化水平不是很高，但也懂一些政策，就要和一些官员讲道理。而官员之所以能见农民，就是因为他们有求于农民。于是，农民就要发难了，而官员已经学会了“耐烦”，打起了太极拳。农民和他讲道理，他就说政策；农民和他来横的，他就讲道理，最终还是官员胜出。毕竟，官员有权力背景，只是没有用权力来粗暴处理罢了。农民们也懂，轻易不敢和权力硬碰硬。大家都“耐烦”了，事情也就好办了。

做官首要任务是静下心来，倾听群众的心声，耐心解决群众的问题，还要干好手头工作，对得住国家的培养，也对得住老百姓的信任。如果没有“耐烦”的脾气，随便行使权力，或者胡乱做事，甚至打压一切提反对意见的人，就会出事，除非权力够大，能“捂盖子”。只是，曾国藩权力够大，还要修炼“耐烦”的功夫，普通官员就更要修炼“耐烦”的功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