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现为日本东京大学名誉教授的尾形勇先生的研究，这其中主要有以下几个问题：

（一）

错误地判断了君主纪年的元年从何时开始

中国早期，与日本的昭和、平成一样，前君主死后新君主立刻即位，同时称元年。但在战国中期，前君主去世的当年依旧使用前君主的纪年，而到次年正月称元年，即开始使用逾年称元法，并逐渐普及。

《春秋》和《左传》根据逾年称元法转换和总结了鲁国君主的年代。

其后，到了《史记》编纂的年代，此前汉文帝时期的纪年整理误把逾年称元法的纪年在数值上要多出一年，因此如统计君主死去的年份，其结果是每一代的偏差都被叠加。

《史记》编纂在孔子死后哪一年，可以从《春秋》日食记记录的研究中得知。而君主去世年份的统计结果比孔子去世到秦始皇统一期间的年份更多，故必须削减各国的纪年数。后世一般采用的方法是减去十年，也有把五年看作是三年、二年的误记（五与三、二字形相似）的做法。

（二）

不了解各国历法上的正月并不相同

春秋以前的记事多数是在战国时代整理的，又经过了汉文帝时期的整理，后编纂《史记》。此时，皇帝的历法是统一的。由此产生了“上古的周代历法也是统一的”这一误解。

在战国时代以来记述的基础上讨论周王朝及其政治结构，时人主观认为春秋战国时代都使用了周的历法。即使有矛盾，也被当作特例。

事实上，从战国中期以前观象授时历（肉眼观察星星的位置来确定时间）的时代开始，正月放在哪个位置，因各国而异。某国的十二月在别国已是新年正月的例子并不少见。

从战国中期开始使用能计算至未来的新历法后，根据冬至月是何月这个标准，还产生了三种历法。例如，西历公元前322年年末的冬至，楚（冬至月固定为二月）已是新年二月，魏（冬至月固定为十一月）是旧年十一月，赵（冬至月的下下个月固定为正月）则是旧年十二月。因此该冬至日的记事在楚、魏、赵的记事中就有一年的出入。如果认为他们使用的是同样的历法，就会误认为这些不是同一年份的记事了。整理年表时，此类误解产生了纪年编排的错误。

（三）

错误的对照年表创造了错误的纪年（其一）

首先是春秋时代。参照《春秋》《左传》的记述，把各国君主死去的记事添加到可以统揽各国纪年的年表中，根据上述的逾年称元法计算出纪年，便“创造”出了与原本立年称元法的纪年不同的结果。这就是十二诸侯年表。

考古发掘出的文字史料中记载的年代，战国中期以前均以立年称元法纪年，这就产生了现行《史记》年表无法解释的矛盾。

但是，十二诸侯年表中事实上也有部分纪年是按照立年称元法的纪年记事，在与《春秋》《左传》比较后，司马迁采取了这种编排形式。因仅占其中一小部分，大概是作为特例处理的。

作为参照的《春秋》《左传》虽然使用的是鲁国的君主纪年，但因为整理于战国中期，所以鲁国君主的在位纪年被整齐地转换成了逾年称元法纪年。以此作为参照，《史记》也就自然地创造出了逾年称元法纪年。公元前4世纪《春秋》《左传》编纂之时，逾年称元法这种新的称元法刚刚兴起，因此其编排没有打乱年代关系。

（四）

错误的对照年表创造了错误的纪年（其二）

同样关于战国时期，以完成统一的秦国编年史和免于战火的赵国编年史为参照，司马迁首先如(二)中所说的进行纪年削减，确定了孔子死后的年代关系。

但是，这其中并不一定有各国所有君主去世的记录，因此，又利用《世本》等当时留存的谐系中有关君主去世的记载进行增补。基本方法虽然与春秋时代一样，但其糟糕的史料情况与春秋时代却不可同日而语。作为参照的年代编排经过纪年削减已经错乱，其他国家又因为单独的操作出现混乱，因此最后结果与十二诸侯年表相比似是而非。这就是六国年表。

《春秋》《左传》中的年代矛盾多数相差一年， 而战国时代的年代矛盾则相差很大。产生这种较大差异的主要原因，跟六国年表的编纂过程息息相关。

举一个例子，卫国君主去世的年份在由现存注本复原而来的《世本》佚本中没有记载。但是从为了解决纪年矛盾而重新编排的结果来看，《史记·卫康叔世家》中所记载的卫国君主去世的年份应是根据立年称元法得出的。在六国年表中，卫的纪年如魏表中所示。其君主去世的年份很有可能原本与(世本》谱系中所示的一样。使用这个年份，再用逾年称元法进行编排，因其起点设定为孔子去世之时，卫的灭亡年份就由原来的公元前221年大幅延后了。整理者把《卫康叔世家》中卫君主的去世年份增加了一些数值，卫的灭亡时间调整到了二世皇帝元年。

以上就是困扰历代学者的问题——秦始皇统天下后为何卫国还没有灭亡——的答案。事实上是已经灭亡，在后来的纪年整理中变成了还没灭亡。最初出现这个错误的整理者是汉文帝时期的人物。该时期成书的《史记短长说》中，有二世灭卫的记载。成书于同一时期的《国语》中，也有把立年法年份误作逾年法年份，在制作各国比较年表时创造出纪年的例子。

（五）

把战国时代的封君纪年误作王的纪年

封君是指王之下的国内诸侯，他们有单独的纪年。而且，王的纪年采用逾年称元法（楚王重视传统而用立年称元法），诸侯的纪年采用的却是立年称元法。这个情况在《史记》编纂的时候完全不为人所知。因此，出现了很多把封君纪年误当作王的纪年而产生矛盾的例子。

从被称为战国四君子的孟尝君、平原君、信陵君、春申君等的记述中，可知封君纪年的实际情况。

（六）

把同一人物误认为不同的人

《史记》编纂时所知的各国君主的王号、侯号，多数冠以单字，如文王、武王等。也有冠以二字的君主号夹杂其中。此类二字号在战国中期以后成为主流，如武灵王、惠文王等。另外，战国各国之中，先期使用王号的魏、齐和秦在称王时会改元。改元前为候，改元后为王。因为不了解这个情况，也有把原本同一人物误认为是不同人物的情况。

《史记》中，魏惠成王称王改元前的纪年、称王改元后的纪年和襄哀王的在位纪年被分别误作惠成王、襄王，哀王的在位纪年。

（七）

把不同的人误认作同一人物

与（六）大同小异，因为惠成王是惠王，惠文王也也是惠王、因此把两者误认作同一个惠王。

《史记》中，把魏惠成王“逢泽之会”（公元前351年）和秦惠文王“逢泽之会”（公元前318年，齐、韩、魏的历法为公元前319年）混淆，认为是同一件事。因此，魏惠成王举行的盛大庆典被记成了秦惠文王庆典的内容，以致前者的伟业被埋没在历史中无法辨认。

以上尾形勇总结的几点，是他研究得出的《史记》中纪年矛盾产生的原因。

他认为，现代通过不断试错后的整理和研究而逐渐清晰。在此基础上进行再整理，可以解决所有的纪年矛盾并得知其原本纪年。当然，因为是一种假设， 本着将来可能需要再修正的态度，需要继续开展整理工作。

日本的中国学多有独到之处，尾形勇即是其中研究中国古代史、东亚史的大家，他与平势隆郎（同为东大名誉教授，专攻中国古代史）一起编著的《中华文明的诞生》，讲述从新石器时代到三国的中华文明的诞生纪。

全书重新挖掘审查古代史书，多从考古学材料和出土文物等角度重新解读这段历史。这段历史我们中国读者大部分都耳熟能详，如春秋五霸、秦灭六国、项羽与刘邦等，但越是熟悉的段落，越可能不曾深入思考过被当作“常识”的问题。

比如，

春秋时期国君尚称“公”（齐桓公、晋文公等，只有周天子称王），但到了战国却纷纷改成“王”（齐威王、魏惠王等）。这巨大的跨越，各国君主是如何为自己寻找合法性的？他们怎么样利用《竹书纪年》《春秋》《左传》为自己造势的？

又如，后期王朝君王的谥号为何多遵循“文—武—成/宣”或类似顺序？从什么时候开始，新王即位后第二年才改年号的，为何不立即改，这里面有什么依据？

目前市场上的众多历史读物中，大致可以简单分为两类。

一种是偏重讲述历史事件、还原历史真相的，典型的如各种通史类读物“xx通史”“xx史”，包括多数人初高中学的历史教材（不管观点对不对）。

另一种则更偏重史观，作者会围绕某事件重点分析其背景、意义，或不一样的观察视角，即希望读者怎样去看待一件历史事件（具体的细节反而不会重点讲述，倾向于认为读者已经知道），典型的如《东大爸爸写给我的日本史》。

本书大致属于“史实+史观”相结合并偏向后者的写法。全书大部分段落，作者没有像编年史写法一样按部就班讲述史实，甚至很多历史事件都是一笔带过。而总是对一些比较重要的话题，关系到“中华文明的诞生和发展”的节点，展开大段大段的论述（比如其上《史记》的编年错误，实则跟自古以来的“正统观”的建构息息相关）。

另外是，本书原为日本中公文库《世界の歷史》丛书的第二册，这套丛书治学研究颇有精彩、深厚之处，将来会陆续出版其他册，既引介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又与我国的研究形成有益互动。

点击下方图片，即可一键直达购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