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也许会设想这样一个问题：假如是德国打赢了二战，如今的世界会是怎样一番模样？虽说历史没有假设，但按照希特勒的性格和偏好，恐怕世界上将会多出一座布满宏伟建筑的首都。

不少大国领袖对“大”情有独钟，就拿纳粹德国的邻居苏联来说，在斯大林的影响下，苏联历史上曾出现了一批极具风格的“斯大林式建筑”，它们体量庞大、布局对称，装潢富丽，高耸入云，充满了政治象征与时代特色。20世纪30年代，为了修筑斯大林式建筑的“集大成者”苏维埃宫殿，苏联高层不惜下令炸毁了沙皇时代俄国的精神象征——基督救世主大教堂。要知道，这座教堂还是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于1812年底亲自下令修筑的呢，而目的则是为了纪念俄国军民成功击退了拿破仑大军，意义可谓非凡。苏联聆听了来自全世界超过400份建筑设计，最终选中了我们所熟知的那一份；按照预期，总高达415米的苏维埃宫落成后将成为新的世界第一高楼，它比帝国大厦还要高出8米，以此来彰显“社会主义制度至高无上的优越性”。

虽说人们对斯大林式建筑始终褒贬不一，但放在那个年代，这样一个野心勃勃的建筑计划多少还是会让人有些心潮澎湃。实际上，纳粹德国在建筑上对“大”的追求一点儿也不比苏联晚，甚至比后者更加疯狂。

希特勒毕竟曾是一名美术生，或许搞艺术的人对自己所理解的美总有一种旁人难以理解的偏执。早在慕尼黑时期，尚未完全发迹的希特勒就想要打造一座“世界之都”，而随着他在德国影响力的上涨，这个野心也在不断膨胀。在这段时期，希特勒用自己的美术特长为未来的柏林设计了一些地标，例如德国版的凯旋门和新的柏林大会堂。然而，正所谓“隔行如隔山”，希特勒毕竟只是个“很差劲”的美术生，他需要一个专业人才来帮自己实现这个宏伟构想。这时，赫尔曼·阿尔伯特·施佩尔适时地闯进了他的视野。

第三帝国权力核心充满了一小撮各种各样的人，其中有极端的理想主义者，有思想理智却行为疯狂的野心家，也有手段拙劣却总能得逞的弄权者。各种各样的“大人物”被摆在一起，虽然大家嘴上总挂着相同的口号，但彼此间却又离心离德，施佩尔在这个小群体中显得尤其格格不入。当然了，作为希特勒的鹰犬，操纵战争的罪魁之一，历史上的施佩尔绝不是啥好角色，但细看其政治生涯，他却主动把自己割裂成了两部分，从某种角度来说，我们甚至可以把他视为纳粹政客们最后的良心。这一点，咱们不妨从头说起。

施佩尔的父亲就是一位建筑设计师，在行业里还相当有名气。他家境不错，从小便接受正统的教育。施佩尔曾醉心于数学，但其父亲认为数学家不算啥体面的职业，坚持要求他也从事建筑设计。1928年，年仅23岁的施佩尔便成了柏林一所高等专科学校的助教，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德国人民已在失败情绪长期的压抑中爆发出了震耳欲聋的呐喊，施佩尔手底下的学生里，竟然有近七成认同纳粹主义。

施佩尔的人生才刚刚开始，对这个出色的年轻人而言，未来大有可能。虽然他同大部分德国青年一样，认为纳粹的那一套可以帮助德国在极短的时间里脱离苦海实现复兴，但在很长一段时期，他并没有将纳粹主义当成自己正儿八经的信仰，直到1930年12月5日，这一夜成了这个年轻人命运的转折点。

当天晚上，希特勒在慕尼黑的一家啤酒馆里面向柏林的大学生发表了一番演讲，在谈及艺术时，他表示：“人不能单纯为了活着而活着，试想，在没有文化复兴的前提下，德国将如何再次强大？”这番质问引起了施佩尔强烈的共鸣，他在自己的手记中写到：“当第一次见到他时，我就被他征服了。”希特勒的演讲结束后，施佩尔内心乱成一团，他开着车一路狂奔，一直漫无目的地游荡到了深夜。一个月后，他毅然报名加入了纳粹党。

本来，施佩尔并不怎么期望在政治场上大放异彩，毕竟自己只是个搞建筑的，跟政客根本就是两伙人。然而，初入纳粹党的他便被德国高层相中，时任柏林大区区长的戈培尔很快便对其委以重任，要求他按照上面的意思改造柏林大区总部。在这个项目上，施佩尔的设计不但满足了戈培尔的预期，甚至改造得比后者要求得更加出色，他因此一举获得了希特勒的赏识。2年后，戈培尔再次要求施佩尔为宣传部设计新的办公大楼和部长官邸，这一次，施佩尔的才华展现得淋漓尽致。当年7月，纳粹首次代表大会在纽伦堡举行，施佩尔亲手操刀安排的会场为这次集会增光添彩。希特勒万分激动，甚至在会议落幕不久后便委托施佩尔设计一座能够容纳40万人的体育场——希特勒想要让奥运会永远在这座场馆中举行。

1933年中旬，纳粹首席建筑设计师特鲁斯特病逝，施佩尔理所应当地顶替了上司的位置，此时的他不过29岁。也正是从这会儿开始，希特勒对施佩尔提出了“日耳曼尼亚”的构想，建造一座凌驾于整个人类文化之上的宏伟首都。施佩尔彻彻底底地揣摩到了希特勒的心思，在他的方案中，未来的柏林将修建两条长8公里、宽120米的中轴，充满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建筑布满中轴两侧。中轴越过希特勒亲手设计的柏林凯旋门，最终抵达高约290米、能容纳15万人的拥有巨大圆顶的大会堂。这片区域内的建筑全部使用昂贵的花岗岩和大理石等材料装饰，以让它们显得更加深沉厚重，更有质感。

施佩尔设计的“日耳曼尼亚”将上司的野心与意志拿捏得恰到好处，他甚至还别出心裁地让人只做了一整套模型。希特勒把这个模型当成了宝贝，他经常向别人展示它，或者是独自一人呆在展览室中。据说德国元首在第一次看到这座模型时，居然激动得哭了出来。从30年代开始，希特勒就委任施佩尔将整套方案陆续落实，按照计划，“日耳曼尼亚”将在1950年全部完工。在这段时期，为了迎合元首的意思，施佩尔不惜大肆拆迁，同时借机迫害犹太人，有超过7万犹太人被赶出柏林，居所被无条件没收；为了修建新建筑，他不惜调动军队拆除旧建筑，其中就包括许多历史悠久的文化地标。在“新柏林”建设的过程中，施佩尔对德国文化造成了一定伤害。

从1942年开始，施佩尔被任命为军备和战时生产部长，这个建筑设计师依仗着上司的宠幸，居然一跃成为德国这台巨大战争机器的实际操纵者之一。不过，施佩尔在这个过程中反而展现了官僚们不具备的才华。例如，为了满足战争需要，他下令让法国等占领地为德国生产民用品，同时将德国的各个工厂逐渐改造为军用。在极短的时间里，他就以最低的成本将德国的战争潜力发挥到了最大。再例如在1944年7月，德国的飞机燃料生产几乎完全陷入瘫痪，工厂的产出只能满足约2%的战争需求。在希佩尔的组织和指挥下，4个月后，飞机燃料的日产量上升了26个百分点，这对绝境中的德国而言堪称奇迹。

施佩尔的才华和地位一度引来了同僚们的嫉恨，在纳粹德国的核心权力圈中，施佩尔的名字排在希特勒、戈林、希姆莱和戈培尔之后，然而他却似乎比其他人更讨元首欢心。每当见到施佩尔，元首就像是见到了阔别已久的老朋友，两人会呆在屋子里，关上门能聊很久。连希特勒的近侍都说，元首跟爱娃独处时很不讨厌有其他人打扰，但他却丝毫不介意施佩尔加入他们的聊天。即便如此，施佩尔很快也与元首出现了裂痕。

早在1943年下半年，为了扩大战争物资生产，纳粹高层下令兴建工厂，代价便是炸毁许多古老的宫殿和教堂，此举引发了施佩尔不满。施佩尔想方设法说服希特勒让他来负责这一块，当获得准许后，施佩尔立即阻止了破坏行动，还私下安排工人提供材料修复或是保护那些古迹。与之类似的是，1945年初，希特勒下达“焦土命令”，施佩尔暗中抗命，尽自己最大可能保护各类设施。施佩尔此举的目的很简单：他认定德国已经输掉了战争，尽可能地保护工厂等设施，是为了给战后的德国人民留下宝贵的生存基础。而在1944年初，他因病暂时离开了核心权力圈，正所谓“旁观者清”，他在回忆录中提到，自己第一次感觉到希特勒“面目可憎”，甚至一度想要与之决裂。然而，权力的诱惑实在是太大了，为了权力，他不得不在短暂的抵抗后继续委身于纳粹的阴影之下。

战争的最后阶段，施佩尔尽可能地说服莫德尔元帅不要把战火带到工厂、民居等区域，让平民远离灾难，但战争结束后，他仍然以主要战犯的身份被推上了法庭。纽伦堡审判中，施佩尔因违反人道罪和战争罪被判处20年监禁，比起他的同僚们，这个结局已经相当不错了。值得一提的是，施佩尔放弃上诉，当即接受了惩罚，他认为自己过去给世界带来的苦难已经够多了。施佩尔后来承认，他曾计划通过改造通风管道的手段毒死希特勒，但这并未得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