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左右思潮激烈碰撞。政见的不同也影响了原本就交往深厚的私谊。而胡适这位英美式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待和他价值观“对立”的朋友，始终不改分毫。他把友谊和价值观分得很清楚，虽然价值观激烈碰撞，但丝毫不会影响友谊。他始终对朋友抱有深厚的感情。如帮助陈独秀，照顾高宗武，劝解周作人。
与周作人
周作人、鲁迅曾与徐志摩和陈源进行激烈的论战。胡适做出调停后，鲁迅再没和胡适来往，周作人则于1929年8月末主动与胡适和好。
1937年，抗战爆发后，周作人并未随北京大学南下。远在英国伦敦的胡适先生担心周作人的安危，寄信问候，并附了一首白话诗，希望“苦雨庵中吃茶的老僧（周作人），”选择“飘萧一杖天南行”（离开北平），因为老僧“识得重与轻”，不会为日本人做事。但是周作人还是做了汉奸。如果周作人听了胡适的话，选择南下，即使环境辛苦，后来周作人的清誉不会那样糟糕，他的文学地位也依然崇高。
后来周作人战后受审，当时国内审判汉奸民意熊熊。胡适不顾傅斯年“莫授人以柄”的忠告，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和周（作人）仍旧是朋友。”不仅如此，胡适还给法庭去信，表示周作人保护北大校产。
胡适受到左派文人的嘲讽。据左派文人迪吉的《胡适之和周作人的藤葛》一文中披露： 周案（即周作人一案）在再审讯之后，高等法院又接到胡适的证明公文，胡真可说关心朋友到底，……胡的证明，据说是“北大图书仪器及其他设备有增无减”。
与陈独秀
胡适与陈独秀是两只可爱的兔子。他们交往深厚，一同领导了新文化运动。但在问题与主义之争中，胡适陈独秀李大钊激烈论战。后来左转的陈独秀因“托派”问题而“坚决不认错”选择出走。
陈独秀曾被国民党逮捕4次，胡适营救了4次，中间所受的种种曲折也使胡适精神疲惫不堪，但胡适念及老友，最后找到汪精卫。当时抗战已经爆发，开始奉行“和比战难百倍”和“苦撑待变”的胡适，即将使美，要做“拼命向前的过河卒子”，还忘不了身在狱中的陈独秀。为此胡适专门致函汪精卫。
8月19日，汪精卫回电曰“适之先生惠鉴：手书奉悉，已商蒋先生转司法院设法开释陈独秀先生矣。随后陈独秀获释。后来陈独秀在四川老家贫病而逝。胡适经友人获得陈独秀遗稿，并为陈独秀出版。定名为《陈独秀最后对于民主政治的见解》。
此时1949年已经去国出使美国的胡适心情黯淡，他乘坐的总统号轮船正行驶在浩瀚的太平洋上。这是他又一次使美，只不过以私人身份。但胡适对老友陈独秀的思想由左向右转变而欣喜。
最后的话
胡适先生从不阿谀任何人，无论对上还是对下。对蒋介石，胡适始终是政府的“诤臣和诤友”，对下更是不以大众之是为是，不以大众之非为非。对上不阿谀容易，但对下就很难，但是胡适除外。
在所有问题上，胡适始终保持他独立的在野地位。他只忠于自己的独立思考和政治信仰。从不以政治团体立场为标准。
左派文人的价值观是人与人之间必需划清界限，无论彼此曾是朋友、亲情甚至天伦。而胡适交友，看重朋友的情谊，绝不轻易跟朋友划清界限。即使政见、价值观不同，友谊是友谊，政见之争是政见之争，胡适分的是很清楚的。他是一个很有“人情味”的学人和朋友。他很近人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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