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阳地名由来考|东南|南阳|水经注|汉水|汉阴|襄阳

摘要：文章依据文献考证，逐条提出对襄阳是“在襄水之阳”而名这一传统解释所存在的疑问；又以襄字取自《尚书》“怀山襄陵”之语为线索，重新解释襄水所指为“汉水溢”。进而尝试回归到历史语境下展开讨论，将通例规则与地形实际相结合，论证襄阳之阳并非如“山南水北谓之阳”理解，而是汉初对设县新地的一种泛称，为“取其嘉名”之美，在地域范围内呈现出特殊的分布规律。以此而论，透过对襄阳地名中所包含的历史地理信息进行挖掘，探寻襄阳地方城市史研究的新视角。

关键词：襄阳；地名；襄水；阳；城市发展

作为一方地名，襄阳之称可谓历史悠久，但对其名由来却鲜有考释。一般地，传统地名含“阴”“阳”之称者颇多，若按《春秋谷梁传》语“水北为阳，山南为阳”作方位释义，当如“山南水北谓之阳，山北水南谓之阴”，以地标加方位组成地名，是为通例。所以，按地名文字所述，应先以襄字指明地标，依山河而氏；又以阳字表示方位，就所处定准，如此构成全称。据此则释名有二：一说，在襄山之南，如《汉唐地理书钞》从《太平御览》中引《荆州图副》录：“以地在襄山之阳为名”，属襄山说；另一说，在襄水之北，如应劭曰“在襄水之阳”，属襄水说。联系实际来看，襄阳以北并无襄山可考，故襄水说一直是传统主流，但仍有存疑，即便后来以南渠作襄水解释，也是有待讨论。就此，尝试重新考证襄阳地名由来，如有不当之处，还请方家指正。

一、关于襄水说的存疑

近年来，随着地方史地研究兴起，襄水始为人所重视，叶植先生专门著文讨论，考释今南渠即襄水所在，当为襄水说的代表性观点。但从文献考证来看，襄水说仍有存疑，可继续讨论。

首先，原始文献记载不详。据《汉书·地理志》载：“襄阳，莽曰相阳。”属南郡下设十八县之一，师古注：“应劭曰：‘在襄水之阳。’”此襄水说文献所出处。然疑问有二：其一，应劭仅言襄阳“在襄水之阳”，于襄水所指却并不清楚，且仅为孤证；其二，据考，襄阳设县始于西汉初，但应劭却是东汉末人，其间相距已近400年，尤其涉及对河道摆动的讨论，尚难排除地理环境变化的可能。故此，难言定论，尚不能确定应劭所语襄水为何。

其次，自郦道元注《水经》始，遂将今南渠（又称襄渠）作襄水称，但就其记述来看，仍有疑问。现将《沔水篇》原文引述如下：

沔水又东合檀溪水。水出县西柳子山下，东为鸭湖，湖在马鞍山东北，武陵王爱其峰秀，改曰望楚山，溪水自湖两分，北渠即溪水所导也。北径汉阴台西······又北径檀溪，谓之檀溪水······溪水傍城北注······西去城里余，北流注于沔。一水东南出。应劭曰：城在襄水之阳，故曰襄阳。是水当即襄水也。······（沔水）又与襄阳湖水合，水上承鸭湖，东南流径岘山西，又东南流注白马陂水。又东入侍中襄阳侯习郁鱼池······其水下入沔。

为方便讨论，将襄水行径绘制成图，见图1。据图而论，疑问有三：其一，郦氏是否将南渠附会为襄水。按字句所述，郦氏据应劭语注“是水当即襄水也”，语气明显表推测，考虑到并未实地踏入南方这一写作背景，很难不怀疑这是郦氏在转述时附会所作，若真是如此，则《水经注》很可能对后世抄录文献形成误导。其二，按行径所载，南渠只是从“檀溪水”分出的一条支津。如柳子山“溪水”汇鸭湖后分流南北二渠，已知“北渠即溪水所导也”，则“檀溪水”当主流。南渠虽有绕远，但也只能算是分流支津，并非一条独立水流。其三，南渠更像是一条经人工改造而成的引排水渠。若按鸭湖以下计算，南渠全程尚且不足10公里之距，沿线却有鸭湖、襄阳湖、白马陂、习郁鱼池等湖池密布，似为蓄水所用。考虑到水渠逆势而行，必须借助这些湖池蓄水抬高，方能漫流通过。又以“渠”“陂”之称多与生产相关联，且临近城市聚落，很难说没有人工改造的痕迹，甚至很可能就是小规模的水利工程，专门作引排设计。所以，初步推测：今南渠前身只是经檀溪分出的支津，并非一条独立水流，后经人为改造成引排水渠。只因郦氏注《水经》时不察，将此附会作襄水，从而误导后世判断。

图1《水经注》所载襄水行径示意图

再次，因“缘城为隄”形成限制，聚落的存在明显改变了南渠导流。据考古发现，一般认为“西汉时期的襄阳城应在今襄阳城整体偏西的位置上”，“是在战国和秦代聚落点的基础上直接发展起来的”。又以《水经注》所载：“城北枕沔水，即襄阳县之故城也……今大城西垒是也。”可知南北朝时城址已有东移。其后，为抵御洪水，唐代张柬之任襄州刺史时“因垒为堤”，当是直接在汉城旧墙上加固成堤。将此在空间布局上复原，可见受“缘城为隄”所限，南渠只能辗转于城墙与山麓之间，在狭窄空间内逆势而上，随着周边聚落形态拓展，形成固定河道。如此，南渠的固定行径只应在聚落成形后出现。相应地，也就不会是西汉初年所能参照的地标了。

最后，相较汉水而言，以南渠作地标参考并不恰当。按通例选择，地名所氏山河一般为区域内最显著标识，但问题是：何以只知襄水而不见汉水？需知道，沿万山迤至夫人城一线，南渠缘山陵北麓而行，与汉水几乎并行东流，其间只有一条平均宽度不足3公里的走廊地带，若还考虑到“古河道当较今河道偏南”，则距离更近，空间更是狭窄。如此，以汉代襄阳城所处其间，远近相似，并没有足够理由去忽视汉水这一更明显的地标存在，那么，何来选择南渠的理由？这点也是襄水说一直避而不谈的地方，因为解释清楚，反倒自相矛盾了。

综上所述，基于传统襄水说中存在的不足，逐一提出疑问。分析以为，历史上的南渠并不能算作一条独立水流，而是后来改造成的水渠，因郦氏注《水经》附会，遂有误导成说。

二、襄水地标考辨

如上所述，既以通例解释存疑，就得重新探讨襄水所指，进而确定清楚襄字由来。值得注意的是，唐宋以来另有记载，这为探讨襄字由来提供了重要线索。据唐代梁载言撰《十道志》载：“涑水，亦名襄水。荆楚之地，水驾山而上者，皆呼为襄上也，今土人呼为涑水上流亦呼为襄，名即无定，故陆澄《地理记》曰：‘襄阳无襄水也。’”依据石泉先生考证，古“涑水”即南渠，可知荆楚方言有将“水驾山而上者称之为襄”语，此为襄水得名由来一说，后被《太平御览》《太平寰宇记》等文献转载。

又以宋代李复撰《潏水集》卷六《书郢州孟亭壁》称：

旧志云：“襄江在襄阳县南二里三十步，出柳子山下，分两派，北流为檀溪，南流为襄水。”按《方舆记》：涑水亦名襄水，荆楚之间，水驾山而上者，皆呼为襄。襄，上也。犹《书》所谓怀山襄陵也。

据此，叶植先生在《襄水释名》一文中提出：“襄水之‘襄’取自《尚书》‘怀山襄陵’之‘襄’。”如“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所述，这与襄阳所处的地形实际完全相符，应确认无误。但问题是，按用语所述，如《汉书·地理志》例：“尧遭洪水，褱山襄陵”，师古注：“襄，驾也。言水大泛溢，包山而驾陵也。”襄水本是对洪水泛滥的生动所指，并不能精确作一条独立水流看待。那么，何以将南渠作襄水所指？要知道，在襄阳地方，也只有汉水泛滥才能真正达到这般规模。

如此，若以襄字取自“怀山襄陵”而名，则襄水所指只能为“汉水溢”。据《尚书·禹贡》载：“嶓冢导漾，东流为汉，又东为沧浪之水，过三澨，至于大别，南入于江。”汉水亦有“沧浪”之称。又《禹贡锥指》释：“三澨当在淯水入汉处。一在襄城北，即大堤。一在樊城南，一在三洲口东，皆襄阳县地。”早在先秦时可能就有筑堤防洪，这恰恰反映了“江汉水溢”的频繁出现，诚如《汉书》所载：高后三年（公元前185年）夏，“江水、汉水溢，流民四千余家”。正是汉水泛滥的真实写照。

以此而论，则“汉水溢”与“怀山襄陵”关联有三：其一，按地形所处，汉水环绕砚山而流，正与“怀山”相符；其二，以汉水泛滥故，水势上涨，使檀溪淤废、南渠逆流，同“襄陵”之义；其三，在有限的空间内，相较檀溪、南渠等溪流支津，也只有汉水才具备足以“怀山襄陵”的泛滥之势。事实上，每每于汉水泛滥之时，洪涝积水往往漫流倒灌，穿行于城墙与山麓之间，形成一条洪淤道，自西北向东南不断淤高地层，这就使原本作为“柳子山溪水”主流的“檀溪水”逐渐湮灭，而其支津南渠却沿着汉水泛滥所遗留下来的洪淤道排流，形成逆势而上、绕山行远的独特行径，加之周边聚落形态的扩张定型，逐步发展为固定的河道。所以，于“北枕沔水”的襄阳而言，也只有“汉水溢”才是真正的波涛所指，当襄水之称。

总之，以汉水绕砚山而行，在洪水泛滥时，方能形成“怀山襄陵”的奇特地理景观。正如古人所见，当以襄水生动指代“汉水溢”，视作地标，遂有以襄字作为地名标签，将这些历史信息保留，此为襄字由来的解释。

三、襄阳之阳

续前文所述，将襄水所指确定为“汉水溢”，则又产生新问题：这与“山南水北谓之阳”的通例不符。需要说明，襄阳在历史上有别称“汉阴”。如陆机《辨亡论》语：“魏氏尝藉战胜之威，率百万之师，浮邓塞之舟，下汉阴之众。”以“汉阴”代称襄阳；而《水经注》中亦有记述檀溪“北径汉阴台西”；尤以本土诗人孟浩然所作，如“余亦忘机者，田园在汉阴”例，“汉阴”之称更是在其诗作中频频出现。又《元丰九域志》载：襄阳县下设“大安、凤林、岘首、沉碑、汉阴、朝宗、八叠、东岸八镇”，与白居易诗《襄阳舟夜》所云“下马襄阳郭，移舟汉阴驿”相应，可知唐宋时应有在襄阳城附近设镇“汉阴”。这些恰恰说明，参照实际与通例，“汉阴”别称才是依循阴、阳方位概念所产生的地名。相应地，襄阳之阳也就只能另辟新解。

关于此类问题，周振鹤先生已早有论述，认为“在研究以‘阳’字结尾的地名时，要注意其与山、水是否有关，不可强以山南、水北之方位解释”，并特别指出：如“汉代以乡、亭、聚之地置候国后，升格为县，因而改名为‘×阳’者，不乏其例”，所以说，“‘阳字’在此只作通名使用，与山、水之南北无关”。而华林甫先生在总结地名原则时也强调：“尽管古代产生了阴、阳方位概念上的地名，但反过来说，地名带阴、阳字者并不一定全都表示方位，这是应该特别说明的。”循此指导，将地名由来与城市发展相联系，不难发现新线索：按《水经注》中所述：“城北枕沔水，即襄阳县之故城也。王莽之相阳矣，楚之北津戍也，今大城西垒是也。其土，古鄢、鄀、卢、罗之地，秦灭楚，置南郡，号此为北部。”从楚之“北津戍”到西汉“襄阳县”，其间是一个聚落发展的过程，正是随着人口规模的增长，遂有西汉初年的升格设县，考虑以阳而名。故此，襄阳之阳很可能就来自于当时对新设之县的泛称，仅仅是一个“通名”，与“城”“邑”类似，有“取其嘉名”的偏好。

图2西汉南阳盆地附近设县名称示意图

在南阳盆地内，类似于这种以“阳”而名的设县数量颇多，其中不循通例者更是大有存在，限于篇幅，不能逐一考证。按《中国历史地图集》所绘，见图2，这些以阳而名的设县在南阳盆地以东集中分布，呈现出较明显的分布规律。这与《释名·释山篇》：“山东曰朝阳，山西曰夕阳，随所照而名之也。”极其相符，亦如后来唐代“山南东道”之称，皆因南阳盆地正当秦岭以东所称，很可能就是古人对“山东曰朝阳”这一概念的实践。

所以说，不同于“山南水北谓之阳”的一般解释，襄阳之阳其实还包含着更多的历史信息。结合前文对襄字由来的考证，可见地名襄阳其实是以“地标”加“通名”组成：最以襄字所述“怀山襄陵”为地域奇观，揭示了汉水与城市发展的紧密关系。而阳字通名则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始自西汉设县起，遂有一方“冠盖里”之所在。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基于文献考证对传统襄水说的质疑，本文逐一提出了疑问，不同于传统解释，基于地形实际重新解释了襄阳地名中襄与阳的历史由来与具体所指。同时，通过对襄阳地名中襄、阳二字由来的考证，不难发现：地名本身包含着大量的历史信息。透过深入挖掘，可初步还原早期历史环境之面貌，联系地方史研究来看，这无疑又提供了一个新视角。

来源：《襄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7年第3期

作者：祝昊天、杨钰婷

选稿：何铂羽

编辑：黄舒馨

校对：黄海红

审订：罗舒平

责编：何铂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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