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抗击“非典”的功臣钟南山和“中国航天第一人”杨利伟,一起站在了“感动中国”的舞台上。

与他们同台领奖的,还有一位76岁的医生,名叫高耀洁。

高耀洁有何本事,能与钟南山和杨利伟并肩?

故事还要从头说起。

一、

1927年,高耀洁出生于山东曹县一个名门望族。3岁识字,4岁背诗,5岁正式上学。

虽然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可她却没能逃脱旧社会对女性束缚。

5岁那年,她的小脚被缠上厚厚的裹脚布,直到抗日战争结束,裹脚布才被打开。

1950年,23岁的高耀洁考进河南大学医学院。

她虽然青春年少,却“步履蹒跚”,因为她34码的鞋里,不得不塞满棉花。

经过三年的学习,她成为一名产科医生。在产房里,她迎接了一个又一个的小生命。

可她没想到,一场无妄之灾却向她走来。

1966年,39岁的高耀洁因为出身问题,被调离临床一线。

因为性子倔,不肯说软话,她被关进太平间长达8个月的时间。

被关的240多天里,她每天与满屋的尸体朝夕相处,心情十分沮丧。

好在当时有一位善良的厨房女工,一直在偷偷给她送食物,不至于让高耀洁成为太平间的一员。

结束了“太平间关押”之后,她的苦难仍没结束。她被人拉到街上游行,被打成重伤,导致胃被切除了3/4。

绝望中的高耀洁曾喝药自杀,结果不仅没死成,还因为药物中毒导致肝硬化。

可这些,仍不是高耀洁苦难的全部。

二、

1968年11月6日,郑州市中医院的电工房和男厕所,发现“发动漫画”和“反动标语”。

由于高耀洁曾经的“不配合”,一些坏人把矛头对准了高耀洁的儿子郭锄非。

那年郭锄非才13岁,既没有作案时间,又没有作案动机,可半个月后,他还是被人在课堂上带走了。

第二年,郭锄非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判三年。

为了让郭锄非承担刑事责任,还有人改了他的年龄。就这样,郭锄非成为了当时全国最年轻的“政治犯”

高耀洁一次次为儿子上北京伸冤,成为当时最出名的“上访户”。但她的执着没能救出儿子,反而把自己搭了进去。

1972年,45岁的高耀洁被判劳动教养三年,罪名是非法堕胎。

儿子和妻子接连入狱,让高耀洁的丈夫备受打击。

他接过妻子伸冤的大旗,开始四处奔走,到处伸冤。

13个月后,高耀洁终于走出劳教所。

这一年,她收到了平反决定,恢复名誉,恢复工作。可这一年多时间带给她的创伤,却是永久的。

1974年,高耀洁的儿子也得到平反。

可监狱里的经历,让他变得胆小怕事,也让他和母亲之间有了一道难以逾越的墙。

后来,高耀洁被调到河南中医院附属医院,度过了她还算平稳的十几年。

在这十几年时间里,高耀洁成为一个当地远近闻名的妇科肿瘤专家。很多病人从外地赶来,专门来找她看病。

这也导致,高耀洁的退休时间一拖再拖,直到63岁,才正式退休。

高耀洁退休后,经常有人高价请她去小诊所挂牌坐诊。

但高耀洁想把自己40年的临床经验整理出来,就拒绝了。

可她没想到,有一些小诊所居然敢不打招呼,就挂着自己的招牌招摇撞骗。

高耀洁得知后,带着记者去抓,结果因为走漏风声,扑了个空。

从1990年开始,高耀洁就开始与游医斗智斗勇。

后来,她接到河南省一名领导的委托,要写一篇关于女性健康的论文。

她在河南省范围内,对几千名女性健康进行调查,结果发现了大问题。

三、

她发现大部分的河南女子健康堪忧,很多人都深受性病的困扰。尤其是在城乡结合部,以及女子监狱,这种现象更为严重。

她调查了7个女子监狱,发现女子性病感染率高达92%。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高耀洁发现,真正的罪魁祸首有两个,一个是性知识的匮乏,另一个就是“性病游医”。

因为缺少对性的了解,很多女子生病之后,羞于去大医院的妇科检查,而是找一些小诊所的江湖郎中,看病吃药。

结果把小病看成了大病,有些人还差点儿把自己看没了命。

发现这个问题后,高耀洁决定两手一起抓。

她一边继续与“性病游医”斗智斗勇,一边开始四处演讲,宣传科学的性知识。

那时的她还不知道,断人财路犹如杀人父母。

1998年,71岁的高耀洁在河南省文史馆举办迎新茶话会,得知河南省省长也会来参加时,她精心准备了一份调查报告,痛斥当时的游医黑幕。

这封信,得到了河南省省长的重视,同时也得罪了“性病游医”大军。

一些不明身份的人直接打电话到高耀洁家里,威胁她说:

“再多管闲事,要你的老命,不仅杀你,还要杀你全家。”

还有一些被买通的媒体人也跟风报道说:

“老太太乱告状,让我们损失了数百万元广告费。”

高耀洁不仅频频收到死亡威胁,就连她的小女儿都被牵连其中,被医院辞退。

直到这时,高耀洁终于明白,为何河南省内性病游医如此猖獗,原来他们背后有保护伞。

但当初她在监狱里不曾低头,如今更不可能向这些伤天害理的人屈服。

1999年,高耀洁再次上书河南省长,痛诉游医的危害,要求取缔性病游医,治疗非法医疗广告。

随后,河南省多部门联合执法,对性病游医重拳出击。

性病游医是被整治了,但高耀洁并没有感到轻松。

因为她又发现了一个新问题。

四、

早在三年前,高耀洁就接触过一次艾滋病病人。

那一年,一个巴姓女子在医院做检查,结果显示HIV抗体呈阳性。

当时这个结果震惊了整个医院,因为这是他们第一次接触到艾滋病患者。

随后,医院让巴某家人也来做检查,结果发现只有巴某一人患有艾滋病。

巴某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村妇女,没有特殊嗜好,周围人也没有感染艾滋病。

那么,巴某为何染上艾滋病呢?

这个疑团一直困扰着高耀洁。

十几天后,巴某不幸去世。高耀洁决定,要破开这个谜团。

后来,巴某丈夫坦言,当初妻子患病,由于担心她的健康,他要求医生在手术后,给她输血。

正是这个血,让巴某染上了艾滋病。

高耀洁在得知此事后,顺着这条线索,经过半年的调查走访,终于搞清楚巴某染病是因为地下的“血液黑产链”。

当时河南偏远山村,经常有人收购血浆来制药。城里的血站采血环节也存在致命漏洞,只认钱不管血的质量。

这就给了不法分子一个可乘之机。

无数未经检测的“黑血”,在河南省内蔓延开来,无数患者莫名感染各类传染病,有苦说不出。

河南血站鼎盛时期,一共有230多家,其中违法不合规的居多。

后来,高耀洁一封接一封的写举报信,就像当初她举报性病游医那样。最终,河南泛滥的血站引起重视,被大规模取缔。

虽然堵住了“黑血”的源头,但已经流传到市场上的“黑血”,仍然给无数人带来无妄之灾。

有专家统计,当时中国艾滋病感染者共有七十四万人,传播途径主要是吸毒和性传播。

但高耀洁却并不相信。她认为中国艾滋病患者绝对不止几十万人,而且大多数人是因为血液传播。

经过深思熟虑,高耀洁踏上了“防艾之路”。

五、

高耀洁自费印刷“防艾小报”,免费分发给市民,呼吁他们提高防艾意识,并且正确对待艾滋病患者。

几年下来,高耀洁印了100多万份的资料,也印空了自己的钱包。

高耀洁虽然能不忘初心,但已过古稀之年的身体却慢慢地吃不消。

于是她改变策略,决定把有限的精力放在更精准的人群当中。

从2000年开始,高耀洁开始关注艾滋病孤儿。

与其他艾滋病患者相比,艾滋病孤儿更可怜。

他们不仅要面对疾病本身,还要承受这种“脏病”带来的歧视和冷落。

有一次,高耀洁曾亲眼看到,一个十几岁的男孩,当众叫嚣着要杀了抽他爸爸血的人。在他瘦弱的胳膊上,刺着“仇!杀!”

这两个字,让高耀洁感到触目惊心。

她深知,如果不对这些孩子进行疏导,他们内心的扭曲极其容易让他们走上犯罪的道路。

2001年,高耀洁被全球理事会授予“乔纳森·曼恩世界健康与人权奖”,她将2万美元的奖金和1万美元的赠款,全部投入自己的“防艾之路”。

可她没想到,自己因为防艾,竟然被告上了法庭。

六、

2003年3月12日,自称“民间药物研究者”的李德敏,以“侵犯名誉权”为由,把高耀洁告上了法庭。

理由是,高耀洁的防艾宣传资料里,有一篇叫《你诈骗艾滋病人的钱财不感到羞愧吗》的文章。

李德敏认为这篇文章,是在影射自己。

高耀洁得知后,丝毫不慌,正面硬钢。

她承认自己文章中,提及了“某省有个非医务人员夫妇二人自制药酒治疗艾滋病”。她更是直接承认,这段说的就是李德敏。

当时没直接写他的名,正是考虑他的名誉权,这才有了“某非医务人员”来代替。

可没想到,他不仅不领情,还把自己告上了法庭。

10月30日,法庭做出一审判决,认为高耀洁没有侵权,是李德敏自己对号入座。

败诉后的李德敏悻悻而归,可高耀洁的事业却走上高峰。

这一年,她因为抗艾的突出表现,获得了有着亚洲诺贝尔奖之称的“拉蒙—麦格塞公共服务奖”,以及2万美元的奖金和1万美元的捐献。

这笔钱,一部分被她投入到自己即将出版的《艾滋病性病的防治》一书中,一部分继续被她拿来搞“抗艾事业”。

因为这个奖,高耀洁走进了一个大人物的视线。

当时,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吴仪承担了艾滋病的防治工作。当她听说高耀洁的事迹后,主动约见了她。

两人在河南郑州的黄河迎宾馆见面后,一见如故。高耀洁也没想到,堂堂的“政坛铁娘子”竟然如此平易近人,远比她接触过的乡镇基层干部更容易接近。

两人详谈了三个多小时,相谈甚欢。

高耀洁向吴仪详细介绍了“黑诊所”的危害,以及“艾滋病孤儿”的事迹情况。

两天后,吴仪跟着高耀洁来到最早暴发艾滋病的驻马店市上蔡县文楼村,让吴仪真实看到艾滋病在底层社会有多么猖獗。

两人的会面,让高耀洁的事业更上一层楼。许多媒体跟进报道,让更多人知道了高耀洁的“防艾之路”。

正是这一年,高耀洁成为2003年的“感动中国人物”,与钟南山和杨利伟,站在了同一个舞台。

但在高耀洁心中,这些虚名都比不上另一件事重要。

七、

2004年,高耀洁寄钱寄物救助的孩子,已经多达164人。

她深知自己精力有限,没法照顾这么多孩子。她就从中帮忙牵线搭桥,让一些无子女家庭领养这些孩子,让他们能拥有一个正常人的生活。

一些没被领养的孩子,她把他们全部转交给香港一家慈善机构,让他们帮忙救助。

因为她觉得自己多病的生命已经进入倒计时,在自己出现意外之前,她要安置好这些孩子。

2005年,78岁的高耀洁被提名诺贝尔和平奖。后来,还有编号为38980号小行星被命名为“高耀洁”。

但这些荣誉并没有抵过一件伤心的事儿。

2006年4月,高耀洁老伴儿郭明久因癌症去世。

这位陪伴她度过52个春秋的伴侣,一直是高耀洁抗艾之路上最忠诚的“战友”,最坚强的后盾。

当初,高耀洁决定走上“抗艾之路”时,家里各种杂事就都落在了郭明久身上。

哪怕高耀洁花光家里的钱,去给那些素昧平生的病人,他也从来都不抱怨,只是安心做好高耀洁的后盾。

但郭明久却从来都不抱怨,只是安心做好高耀洁的后盾。

郭明久的死,对高耀洁触动极大。

一次恰到好处的机会,让她做出一个备受争议的决定。

八、

2007年,80岁的高耀洁接到来自大洋彼岸的邀请。美国妇女组织“生命之音”将年度“全球女性领袖”奖颁发给了她。

消息传出后,暗潮涌动。

对于高耀洁是否该去领这个奖,各方人员因为各种原因,产生了巨大分歧。

很多人担心她不会回来,不想她出去领奖。甚至她的儿子,下跪磕头,求她不要去领奖。

但别人越是这样,高耀洁越坚定地想要领奖。

颁奖典礼那一天,高耀洁在众多衣服中,挑中一件艾滋病人赠送的中式外套。

她说,我是代表中国艾滋病患者去的,我要为那千千万万死者服丧!

临走前,她写下两行话:

儿子曾因我受害坐过三年狱。第二行是:本人行为本人负责,一切概与儿子无关。

3月15日,高耀洁在美国华盛顿领了奖,也见到了大洋彼岸邀请她的人。

大洋彼岸开出了很优厚的条件,也有很多朋友劝她留在美国。但她在领完奖后,还是低调回国。

因为她始终放不下国内的“防艾之路”。

但她没想到,这次回来之后,她事业上面临的阻力空前巨大。

2009年,82岁的高耀洁做出一个艰难的决定。

她终于决定放下国内的事业,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去了美国。

虽然,她人在美国,但心里却依然惦记着国内的“防艾事业”。她把毕生防艾的经验,写成书籍,并打算揭露一些不为人知的秘密。

她曾立下一份遗嘱,说自己去世后,不举行仪式,也不留骨灰。只需要把她和老伴的骨灰,一起撒在黄河里就好。

如今,她依旧在美国完成她未完的事业,写书。国内也有人接过了她的大旗,继续“抗艾之路”。

艾滋病虽然可怕,但人心更加强大。

在高耀洁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下,我国艾滋病流行情况始终被控制在较低的水平。

病毒无情人有情。人类在征服每一个病毒的过,都有无数人为之付出一生,甚至生命的代价。

病毒终究会过去,但我们却不应该忘记每一个“吹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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