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仁钬/文

2022年12月8日，台胞杨某平终于走出了江岸区看守所，在被羁押五年四个月后，重新呼吸到自由的空气。这会儿，他应该已经返回台湾，与阔别五年的亲人团聚了。

此前，2022年11月18日，台胞杨某平涉嫌诈骗案重审一审宣判，江岸区法院对杨某平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四个月，罚金10万元。

此案由上海瀛东所彭进峰律师推荐，徐昕老师经初步研究便认为这是一起重大冤案，立即安排何智娟律师与彭律师一同担任杨某平辩护人，李仁钬作为跟案助理，全程参与案件研究。

历时一年有余，经全方位、拉锯式辩护、沟通，从原一审十五年有期徒刑，800万罚金，改为五年多，罚金10万，实报实销。至此，何智娟律师2022年已经取得6起无罪，3起重大改判，3起发回重审的优异战绩。

代兄签约，陷落武汉

2016年，武汉A公司总经理刘某某向台湾杨某平之兄杨某炜订购1356.7万元的灭火器生产设备。 因杨某炜公司暂无出口资质，便借杨某平名下公司代理出口，签订合同，并委托其代为收取和支付上下游公司货款。

除了签订合同、联系货款收支外，设备采购、组装均是杨某炜负责，后由A公司刘某某亲自验收合格后，安排人员装货托运。2016年11月23日，A公司托运货柜达到武汉港，但A公司一直未办理清关手续，总经理刘某某失联。

原来，因A公司股东内部发生纠纷，A公司董事长张某某以涉嫌诈骗控告总经理刘某某，在合同上署名的杨某平以诈骗共犯的身份被牵连，并于2017年5月9日被武汉市公安局江岸区分局拘留。

程序反复，争议巨大

2017年8月10日，杨某平被以涉嫌诈骗被移送武汉市检察院审查起诉，但经武汉市检察院两次退回补充侦查，三次延长起诉期限，最终于2018年8月29日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对杨某平作出不起诉决定。

本来尘埃落定，不想，就在武汉市检察院作出不起诉决定的第二天，江岸区公安又基于同一事实，以涉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对杨某平继续拘留。

2019年9月3日，江岸区检察院向江岸区法院提起公诉。2020年10月16日，江岸区法院以杨某平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杨某平有期徒刑十五年，比始作俑者刘某某还要多两年。

从武汉市两级司法机关反复的程序和罪名认定，便知此案争议巨大。

所谓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显然不成立。据以认定涉案设备为伪劣、产品的关键证据——武汉理工大学《报关货物鉴定技术报告》、上海华碧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司法鉴定所《鉴定意见》均存在鉴定主体无资质、鉴定程序违法、方法不科学的重大问题，武汉理工大学的部分鉴定甚至还是由学生进行，。

并且，杨某炜仅按照刘某某特定的要求定制设备，并未将设备面对不特定市场消费者进行销售，无论如何不能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

所谓诈骗罪，杨某平仅是按照杨某炜的请求参与签订合同、收支货款，杨某平最多也就构成从犯，刑期不可能比有涉案事实更多，涉案金额更多的主犯还高。

同行相助，大案介入

上海彭进峰律师系杨某平所服务公司的法律顾问，自案发之初便接受杨某平委托，为其提供辩护，至本案一审结束，已坚守近四年。

面对冤案，彭律师四处奔走，不仅与办案机关反复沟通，还就司法人员违法行为进行了控告。因本案涉及两岸经济交往，彭律师也多次向国台办去函求助。但多方努力均未奏效。

出于对当事人负责的态度，彭律师最终决定向徐昕老师求助。徐昕老师安排何智娟律师介入，与彭律师合作，并与辩护团队共同商定了程序辩护和证据辩护的辩护策略。

何智娟律师接受委托后，立即从程序着手，坚决提出管辖权异议。

本案涉案金额巨大，无论是诈骗罪还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都属于“可能判处无期徒刑”的案件，且武汉中院已经在刘某某案中对本案核心事实作出了认定，“未审先判”，不仅江岸区法院对本案没有管辖权，就连武汉中院也丧失了管辖权。

对于本案关键证据，即两份所谓的鉴定意见，辩护团队开展了进攻式辩护。首先向上海华碧鉴定所所在两级司法行政机关进行了投诉，对于武汉理工大学违规出具的报告，则向教育行政部门进行了反映，还安排助理直接与武汉理工纪委对接，要求调查相关人员，撤回鉴定报告。

两位辩护律师密切合作。虽然两人有个别思路的差异，但仍然刚柔并济，各展所长，与承办法官、检察官进行了充分沟通，呈现本案存在的问题。

很快，便争取到难得的二审开庭。

发回重审，实报实销

二审开庭前，何智娟律师与检察官反复沟通，适度妥协，最终控辩双方达成以诈骗案从犯定罪，尽快释放，大幅减少罚金的解决方案。 二审法官基本采纳辩护意见，有意妥善解决本案，当事人在历经四年多的羁押之后，最大的愿望也是尽快恢复自由，回到老婆孩子身边。

但因疫情等原因，加上怀孕的主审法官又临近产期，无力最终解决本案，便将本案发回江岸区法院重审。

在与武汉市检和中院达成共识后，重审程序障碍较小，重点在量刑。江岸区法院负责重审的是一位年轻法官，武汉大学法学院毕业，温文尔雅。还是第一次见到法官在庭审时会对被告人说：“不好意思呀，打断一下”，发问时会总结被告人的回答，还问被告人“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并提示检察官不要带情绪。这位法官对案件最终妥善解决功不可没。

重审一审，何智娟律师提出了关于退赔问题的辩护意见，希望本来就没有实际获利的杨某平在已经被迫赔偿400万的情况下，对另外500多万不再承担连带责任，并提供了相关案例。

庭审结束后，何智娟律师与助理基本保持每周一电话的频率与法官进行沟通，希望能够赶紧宣判，释放杨某平，并减少罚金和退赔金额。

又经数月，在疫情再次肆虐武汉之时，杨某平终于迎来了期盼已久的自由。

本案无论从证据、程序，还是实体来看，均有作无罪辩护的空间，杨某平最终选择“认罪”的这个罪名，也并非证据确凿。但综合各种条件来看，目前的结果可能已是能够争取的较好的了。对此，律师多少也有些无奈，同时也鼓励杨某平基于自身意愿通过上诉去做最后的尝试。

据统计，中国法院的无罪判决率仅为万分之四，而案件到了二审，则概率更是微乎其微。若要改判无罪，审判的合议庭，幕后的审委会及其他案件推动力量，都将面临追责，加上国家赔偿，均无形之中成了无罪辩护的巨大障碍。

因此，中国司法中才生产长出“实报实销”这一特殊的案件解决形态，通过公力合作的模式，当事人部分妥协，乃至认罪认罚，司法机关则以最快的速度恢复当事人自由。可以说，“实报实销”本身便是中国特色的公力合作司法模式下的“无罪”。

杨某平在会见时说，以自己在台湾生活、工作的经历，对大陆司法的很多问题都不理解。不知道有这五年的切身体验，这位台胞回去与家人团聚后还会不会再踏足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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