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对食盐进行垄断，实行“专商引岸”的专卖制度，即食盐分区销售，可以打破一定的行省区域限制，设立一定地区为其引地。川盐引地大致可以分为三岸，即四川省内川盐称为“计岸”，贵州全境、云南部分地区称为 “边岸”，湖北靠近四川的八州县的“楚岸”。楚岸也称“楚八计”，是靠近四川的八县，即恩施、宣恩、利川、建始、鹤峰、长乐、咸丰、来凤八县；湖北其他州县则全食淮盐。

咸丰元年，太平天国运动爆发，淮盐通过长江运销的水道被太平军控制，湖南、湖北两省食盐供应短缺，盐课收入锐减。咸丰三年二月，湖广总督张亮基上奏咸丰皇帝，奏准川盐济楚，并做了具体方案，包括借拨川盐二千引；实行官运官销；盐引正课由湖北按引提解交付四川等措施。同时，户部也请求咸丰帝，招商贩运川盐入湖北；减半交正课；川盐济楚开始正式实行川盐济楚在中国近代财政史上是一件大事。咸丰三年到同治八年，十六年间川盐济楚都按此方案进行。同治三年，太平天国失败，天京陷落，淮盐运销的长江水道恢复。两江总督曾国藩多次提出“禁川复淮”，力图恢复淮盐在湖广的引地。

但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在巨大利益面前，牵涉到四川、江苏、湖北等地地方官僚的权利博弈，以及清廷统治者的优柔寡断。同治八年，李鸿章提出川、淮兼销于湖广，在荆州沙市设配销局，暂定川盐八成，淮盐二成。

同治十一年正月，曾国藩再次出任两江总督，与湖广总督李翰章、四川总督吴棠、湖南巡抚王文韶议定，并上奏朝廷，将湖北武昌、汉阳、黄州、德安四府先行归还淮南，专销淮盐，湖北安陆、襄阳、郧阳、荆州、宜昌、荆门五府一州，仍准川盐借销。还议定，淮分之界，不准川盐侵入分寸；而川分之界，仍可由淮商就中酌设子店，拨售零引。淮盐收回大量失地和权益。

光绪二年（1876）五月，两江总督沈葆桢咨商湖广总督翁同龢，将湖北之安陆、襄阳两府收回，销售淮盐。

以上两枚“武昌县 匠喻国良”，“松滋县 十一年匠裕通厚”两枚川锭型的湖北锭，可以见证“川盐济楚”的历史，应为当时湖北交给四川“川盐济楚”的盐课。其中喻国良为川省著名官银匠，铸银时间大概从道光到咸丰年间，如“犍为县 道光年喻国良”，“雅安县 九年匠喻国良”、“容县八年匠裕国良”等。而裕通厚则为川省咸丰到同治年的著名官银匠，所见川锭年份和匠名皆为方戳，如“绵州 七年匠裕通厚”、“捐输 四年匠裕通厚”、“捐输十二年匠裕通厚”等。

武昌县属于武昌府管辖，同治十一年被收回，不允许销售川盐，只给销售淮盐。而荆州府所属的松滋县，直到光绪二年，还允许销售川盐，但“川分之界，仍可由淮商就中酌设子店，拨售零引”，川盐和淮盐在松滋县形成竞争销售局面。

还见有“顺天府 喻国良”、“富阳县 喻国良”的川锭型银锭，则可能为协饷四川的银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