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文元年七月（1399年），燕王朱棣反了。
他正在开着最后的誓师大会，慷慨激昂的规划的着未来，底下将士听的热血澎湃。突然，原本晴空万里的天气，变得狂风大作，雷电交加，把宫殿的瓦砾都给劈碎了。
这无疑不是个好兆头，底下的将士脸色大变，开始窃窃私语。主角朱棣也是骇然，一时语塞，不知道该如何安抚将士。
不出意外，这场造反誓师大会可能要破灭了。
一个和尚救场了，三言两语解决了危机。他诡辩称：“这是吉兆，风雨大作预示真龙现世，燕王殿下是真龙天子阿。”原本士气低落的将士，再次亢奋了起来。
这个力挽狂澜的和尚叫—姚广孝。
除却朱元璋，姚广孝应该是大明三百年历史最传奇的僧人吧。他辅助朱棣夺嫡即位，被誉为“靖难第一功臣”。生前位极人臣，死后哀荣备享。不过，短短十几年后，他便陷入了无边的诋毁之中，饱受争议600年。
如此两极的反转，姚广孝经历了什么？今天笔者就来扒一扒，这位大明最传奇的“妖僧”。
01、
元顺帝妥懽帖睦尔即位两年后，姚广孝出生于长洲相城（今苏州）的一个郎中家庭。
元顺帝是元朝末帝，所处时期是中国的又一个大乱世。易代的乱世，恰是枭雄、野心家建功立业的舞台。生处元末乱世的姚广孝，恐怕正是以这种心态考量这个世界的。
姚广孝出生于医学世家，祖、父都希望他承祖业学医。可姚广孝从小就有着“愿仕以显父母”的野心，不乐于安心学医，希望走仕途之路。
天下战乱，读书入仕并不是一个好主意，姚广孝的念头被父母无情的扼杀。
不久后，姚广孝入城游玩，碰到了一群僧官，仆从众多，耀武扬威好生风光。姚广孝心生羡慕，诧异道：“僧亦富贵如此耶”。于是，姚广孝又有了出家为僧的念头。
元朝僧官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从忽必烈时期开始，元廷帝国便设置了“帝师”一职。帝师主持皇家重大的佛事活动，皇帝即位之前要从帝师受佛戒九次，后妃们也要接受帝师的灌顶，地位超然。
帝师领宣政院，总领吐蕃（西藏）军务、全国宗教事宜。与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同为帝国四大独立行政系统，自行任免官员，权势一时无两。
受帝国最高层的影响，姚广孝所在的三吴大地佛教氛围浓烈。明末清初文人徐枋曾记载：
三吴之内,刹竿相望，其名蓝巨刹，涌殿飞楼，雄踞于通都大邑、名山胜地者无论，即僻壤穷乡，山村水落，以至五家之邻，什人之聚，亦必有招提兰若，栖托其间。
可见元朝的僧人是非常具有前途的职业，虽不是官，却地位特殊。
姚广孝家族世代信佛，便同意了儿子为僧的要求，14岁的姚广孝被送去了妙智庵为僧，释号道衍。
而出家为僧对于姚广孝来说，是因传统考取功名之路受阻，而进行的一次便宜之策，他的目的不外乎是为了施展自己的抱负，满足自己的野心。
就算是出家为僧，姚广孝也不是不走寻常路。
除了研习佛法，姚广孝骨子里仍与传统士大夫无异。主张“儒者道并行不相悖”。他读书工诗，广交天下士人，是吴中文人团体“北郭十友”的成员。他的诗词文章被宋濂、苏伯衡等名士所推崇。学习儒学的同时，他又拜道士席应真为师，学习阴阳术数、兵法。
姚广孝所学庞杂，涉及儒、释、道三学。
考虑到此时正值红巾军最炽热、天下最动荡之时，姚广孝作为出世的修行者，不仅不隐匿避世，却一反常态的四处游历，高调结交天下名士。足见，姚广孝志向不小。
姚广孝在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做了一篇讽刺色彩浓郁的文章—《斥牟文》。文中记载，姚广孝游行至乡间之时，见有老农在田垄上哭泣，姚广孝问他因何哭泣。老农答道：有害虫蚕食稻苗的根部，稻苗都死光了。
以田间害虫隐喻这吃人的乱世，身为出家之人却依然时刻关注着朝局、民生。他的好友王止仲曾如此评价姚广孝：“有当世才，虽自匿，欲有所用之”。
可惜，元末数十年的乱世，鼎故革新之际，英雄辈出之秋。待价而沽的姚广孝，未能脱颖而出，他所学的儒、释、道三学也未能在乱世之中发挥任何热量。明朝建国，元帝北遁，跟姚广孝毫无关系。
或许古刹青灯才是姚广孝的最终归宿，但是，姚广孝不甘于沉寂。
02、
洪武三年（1370年），好友高启被征召为户部侍郎时，更加让姚广孝心神向往。次年，朝廷征召高僧，姚广孝前往应天，取得了礼部的度牒，入册于觉林寺。正式踏入了“高僧”的行列。
洪武八年（1375年），姚广孝因通晓儒学被明太祖朱元璋召至京师。但是，姚广孝毕竟更擅长阴谋、厚黑之学，为传统儒家文化所排斥，这次入京姚广孝并没有任何斩获，被遣还吴中。
年已40，却无任何官身，眼看好友宋濂、苏伯衡、高启都踏入仕途，一个个前途无量，姚广孝很郁闷。
为抒发心中的抑郁，姚广孝选择了四处游行。游至陕西嵩山寺时，碰到了一个相士袁拱，袁拱非常没有礼貌的声称姚广孝：“是何异僧，目三角，形如病虎，性必嗜杀，刘秉忠流也”。
或许枭雄、野心家都是有共通之处的，当年许劭评价曹操“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曹操大喜。袁拱评价姚广孝嗜杀、病虎、异僧，这些词汇怎么看都不像好词。姚广孝却如同曹操一样不怒反喜，因为在不经意间他找到了一个学习的榜样—刘秉忠。刘秉忠也是僧侣出身，却位极人臣，开创有元一代之成宪。
我姚广孝如何当不得刘秉忠？
姚广孝得到新的启示，一改之前的颓废，他将刘秉忠当作后半生的终极目标，与袁拱引为“同志”。姚广孝结束游行，南下返京，伺机蛰伏待发。
蛰伏等待的日子是痛苦的，姚广孝只能靠诗书宣泄对功名利禄的渴望。在镇江北固山游玩时，姚广孝做下了一首直抒满腔雄心的诗：
谯橹年来战血乾，烟花犹自半凋残。
五州山近朝云乱，万岁楼空夜月寒。
江水无潮通铁瓮，野田有路到金坛。
萧梁事业今何在，北固青青客倦看。
与姚广孝同行的僧人宗泐讥讽道：“这是我们出家人该做的诗词吗？”姚广孝不以为意，只是眼神越发的坚定了。
洪武十五年（1382年），姚广孝47岁了，老态尽现，已经需要拄拐而行。而历史也终究没有忘记这个蛰伏半生的人，他迎来了一个契机。
这一年，与朱元璋厮守一生的马皇后骤然薨逝。封藩在外的诸王们回京奔丧，丧仪之后，朱元璋又为诸子们选取了一批高僧随从就藩，为马皇后讽经祈福。
常年的游历、结交天下名士还是有好处的。他的好友宗泐法师已经当上了僧录司左善世（正六品），是朱元璋身边最亲信的法师，曾两度受命出使西域。在宗泐的引荐下，姚广孝正在这批高僧的名单之中。
在姚广孝的细心观察下，当今藩王中能一展他心中抱负的当属—燕王朱棣。
朱棣此时年方23，封藩元朝故都，为人“智勇有大略”，数出塞北，擅于用兵。种种迹象表明，朱棣似乎不是甘愿屈居人下的主。姚广孝隐隐感觉，朱棣与他是同一种人。
初次见面，姚广孝声称将送给朱棣一顶“白帽子”，朱棣心领神会。这是两个野心家的首次碰面，此次碰面，注定了天下将会不再太平。
姚广孝从此便跟随朱棣，在北平庆寿寺当主持。
庆寿寺曾是元代京师最宏伟的寺庙，靠近元故宫（即燕王府）。昔年庆寿寺两位主持海云禅师、可庵禅师都曾经推荐刘秉忠给忽必烈。刘秉忠发迹后，为两位禅师立像、刻功德碑于庆寿寺，遗迹尚存。
冥冥之中的机缘巧合，似乎更加坐实了姚广孝就是刘秉忠再世。
史载姚广孝居住庆寿寺后，“出入（燕王）府中，迹甚密，时常屏人语”。可以肯定二人密谋的事，必然跟“白帽子”有关。
但是，考虑到洪武年间大位已定，前有太子朱标，后有太孙朱允炆，身为嫡四子的朱棣是没有机会登大位的。难道姚广孝未卜先知，预料到了朱元璋死后天下将会大乱？
但，历史的诡谲与精彩洽洽在于这出其不意的机缘巧合。
03、
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五月，明太祖朱元璋驾崩，甫一即位的建文帝便开始筹划“削藩”。这是改变大明历史走向的政治事件，也是姚广孝走向成功的密钥。
朱棣虽与姚广孝常年密谋，可真到了关键时刻，还是犯了嘀咕。天下承平三十多年，冒天下之大不韪引起战火，对于朱棣来说确实需要莫大的勇气与精神。
姚广孝就是给朱棣勇气与精神的人。
姚广孝为朱棣引入相士袁拱、金忠等人，用卜巫、相术等方式增强朱棣的夺嫡信念。同时，为朱棣刨析局势：燕军有精锐二三万，甲胄三十万，有维持十年的军饷；可以定山东、略河南，一路南下，天下可定。并且在王府打造密室训练士卒、打造兵器，为朱棣提供实实在在的军事支持。
一番刨析，深锲朱棣的心意。建文元年（1399年），姚广孝翻遍祖训，为朱棣找到了一条师出有名的起兵方式——“清君侧，靖国难”。
“靖难之役”正式爆发。
在靖难战争的四年中，姚广孝一直坐镇燕军后方北平，却仍然远程筹划参谋。朱棣但凡在前线遇到不可决断的军事问题，都会飞骑询问姚广孝，姚广孝则会拟定条陈制定燕军战略大方向。燕军关键的两次战役，济南之战、东昌之战都是依仗姚广孝的策略。
令人吊诡的是，燕军对南军的战绩一向是胜多败少，可燕军无论攻下多少城池都无法设官据守，拥有的地盘仅有北平、保定、永平三郡之地。
燕军的形势如慢性死亡。
为了打破这个死局，姚广孝为朱棣提出了靖难之役胜利最关键的策略。
靖难之役，本质上是朱明皇室内部的一场权利之争，是没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的。对于大明的官员、百姓来说，朱棣、朱允炆都是太祖子孙，朱允炆当皇帝抑或朱棣当皇帝，并无任何区别。
姚广孝深谙其中的道理，并利用了它。
姚广孝认为“四方人心，多所观望，惟视金陵成败为向背耳”。也就是说，谁能入主首都金陵，谁就是天下之主。为此，姚广孝为朱棣制定了一个十二字策“临江一决，逾城不攻，乘间疾进”。即首要作战目标是直扑金陵擒贼擒王，而不是计较一时的攻城掠地。
果然，这个关键性的战略决策，使这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戛然而止。
以三郡之地对抗全国，只能说天命真的在朱棣一方。但是抛开“天命说”，姚广孝的智慧与才能才是战役胜利的关键。
姚广孝的功绩，朱棣看在眼里，他成为了名副其实的“靖难第一功臣”，朱棣曾感慨“朕若非少师默运神算，何得天下大统”。
04、
从此，道衍成了姚广孝（皇帝赐名），成了姚少师，也成了明代三百年历史无法跨过的耀眼人物。
但是，登上人生巅峰的姚广孝并不开心。“僧”与“士”的双重身份时常让他生出无以名状的痛苦。他不再以刘秉忠再世自居，称自己只是“老病之猫”。
他在《题江行风浪图》一诗中曾说：世人知险是风波，那识人心险更多。从中我们看出姚广孝有回归青灯古佛的强烈意愿。可同时，他又有着难以割舍功名利禄的士者之心。
姚广孝终究没有隐退，所做的事情对时政也是大有裨益。从此，永乐时代的朝堂有这么一个怪人，白天是穿朝服的辅弼之臣，晚上是穿缁衣的得道高僧。
作为太子少师，他担任太子朱高炽、太孙朱瞻基两代帝王的帝师。辅导培育了仁宗、宣宗，为“仁宣之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他主持修撰了《永乐大典》《太祖实录》两部巨著，笼络了因“靖难之役”而分裂的江南士子之心。也力所能及的拯救了许多“建文旧臣”，最著者如方孝孺（朱棣没听）、溥洽。推荐了夏原吉、叶宗人等名臣循吏。
人生的最后十六年，姚广孝养了一只雄鸡，每天闻鸡而起，在“僧”与“士”的挣扎中度过了最后的人生。
永乐十六年三月（1418年），姚广孝逝于功业的发迹之地—庆寿寺，年84。临终之际，只是央求皇帝释放建文帝的主录僧溥洽，或许他也曾后悔兴起“靖难之役”。
明成祖朱棣目睹老友的离去，亲自撰写了祭文，追封荣国公，谥恭靖，仁宗时又配享太庙。死后哀荣有明一代实所罕见。
元末明初最离奇的僧人去世了，可关于他的话题却从未停止。
纵然明成祖朱棣开启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盛世，可自明清以来，受儒家传统观念影响，朱棣所谓的“靖难”不过是谋朝篡位罢了。而姚广孝作为朱棣的首席幕僚，则是其中最大的帮凶，是名教罪人。
尤其是江南一带，充斥着对建文帝的怀念，反对朱棣篡位的情绪从未停止，但都被朱棣残酷镇压。可随着帝位更迭，新帝需要笼络天下士人，政治环境有所宽松。无论朝堂还是民间，对建文帝以及殉难忠臣开始了公开纪念。
他们不敢公然抨击明成祖朱棣，却可以抨击这个不安分的“异僧”，姚广孝无疑成为了朱棣的“背锅侠”。
宣德五年（1430年），关于他的风评开始了两极化的反转。成书于宣德五年正月的《太宗实录》公然暗讽姚广孝“诋讪先儒，为君子所鄙”，把他当做了反面教材。
此时距离姚广孝去世不过12年。
明中期以后，大量文人笔记、野史开始编造姚广孝，多是贬斥、诋毁之语。最广为流传的当属“姐不纳，友不见”的故事，甚至连《明史》都采纳了这种故事。
永乐二年（1404年），姚广孝曾经衣锦还乡，可是唯一再世的姐姐不让他进家门，好友王宾也拒见姚广孝。可实际上，许多明清学者考证，这些都是“吴儿委巷妄语流误，史家不可不正”。
嘉靖九年（1530年），连帝国的最高层都开始否定姚广孝的功绩。姚广孝被移除太庙，移祀于大隆寺，许多当朝大臣拍手叫好。清朝时，姚广孝的地位进一步恶化，清高宗（乾隆）曾说:“永乐最听广孝之言，其称兵簒逆，皆用其谋”。清高宗示姚广孝为“弄国奸臣”，修《四库全书》时，姚广孝的著作不被收录，跟严嵩是同一个待遇。
究其原因，对于承平时期的统治者来说，他们不希望这样的“野心家”被塑造成典型。对于深受传统儒家观念的天下士人来说，姚广孝辅助“谋逆”是不道德的，是有违圣贤的。
在陈旧、腐朽的观念主导下，姚广孝被责斥为妖僧、奸臣、野心家、阴谋家……
列宁有一套自己的历史观，他曾说：“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
抛却前人对姚广孝的推崇也罢，污名化也罢，回顾《永乐大典》、永乐盛世、仁宣之治、迁都北京...毫无疑问，姚广孝很明显给明朝的历史、中国的历史发展“提供了新的东西”。
600年后，当我们重新审视明代历史，重绘既往，姚广孝无论如何应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笔。
最后，诸君是如何看待姚广孝的。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