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先秦时期月令思想的形成与演变经历了长期的过程。早期先民在观察自然、从事生产的同时，形成了“以时系事”“以月系事”的月令思想，并建立起时间观念，用以规范农业生产和社会生活。先民将社会秩序的根据建立在自然秩序之上，“推天道以明人事”。《尚书·尧典》《诗经·豳风·七月》《大戴礼记·夏小正》《逸周书·时训解》以及《管子》诸篇的相关记载，呈现了月令思想形成、发展的历史过程。最终，《礼记·月令》《吕氏春秋·十二纪》以四时十二月为纲，阴阳五行为纬，纳入天象、物候、节气等自然知识，涵盖农、林、渔、猎等生产实践，规范礼、乐、兵、刑等社会政治活动，从自然秩序中演绎出社会秩序，建立了“以月系政”的月令模式。
月令，为农历十二个月的时令、政治及相关事务的记载，被视为中国古代的时宪之书。月令以月系事，按照自然时序的变化，融入农事、礼乐、政教、兵刑，包含自然、社会、政治与思想文化等多方面内容。关于先秦月令思想的形成和演变，学界聚讼不已，大体可以分为以下两方面的研究：
其一，将思想源头指向月令文本，注重讨论文本间的流变关系。杨宽系统总结了自汉代起历代学者对月令的注疏考据成果，认为月令成书具有阶段性特征，是经春秋、战国陆续补订而成 (1 杨宽：《杨宽古史论文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63-510页) 。其他学者如胡适 (2 胡适：《中国哲学常识》，成都：天地出版社，2019年，第251-253页) 、容肇祖 (3 容肇祖：《月令的来源考》，《燕京学报》1935年第18期) 、童书业 (4 童书业：《童书业史籍考证论集》，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648页) 、向宗鲁 (5 向宗鲁：《月令章句疏证叙录》，上海：商务印书馆，1945年，第46-47页) 、冯友兰 (6 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七卷），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30-437页) 、刘宗迪 (7 刘宗迪：《古代月令文献的源流》，《节日研究》2010年第2期) 等人延续了文本考据的传统，探讨早期诸本月令间的关系。近年，张小稳以月令文本考据为重点，指出月令非成于一时一人之手，《周书·月令》为早期传世月令的初创与初始面目，五行系统为后加内容，后收录于《明堂阴阳》中，以《明堂月令》为定型，最终纳入《礼记》，以《礼记·月令》的面目存世 (8 张小稳：《月令源流考》，《中国史研究》2020年第4期) 。
其二，结合出土文献和考古学成果，讨论月令源流。金春峰认为，月令与早期农业生产相关，可追溯到商代甲骨文中有关天气与农业的记载 (9 金春峰：《汉代思想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641-642页) 。邢义田曾以尹湾汉简《集簿》“以春令成户”为切入点，探讨月令与西汉政治间的关系 (10 邢义田：《治国安邦：法制、行政与军事》，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25-179页) 。杨振红对邢义田有关尹湾《集簿》内容的解读存在异议，提出了对月令性质的不同认识，认为《吕氏春秋·十二纪》《淮南子·时则训》《礼记·月令》分别采自《明堂月令》，且三者无直接继承关系，但后出者或参阅了前出者 (11 杨振红：《月令与秦汉政治再探讨——兼论月令源流》，《历史研究》2004年第3期) 。近年，薛梦潇对照早期中国史书《左传》《国语》等，结合殷商卜辞、《日书》简牍、秦汉《田律》等出土文献，认为《吕氏春秋·十二纪》《礼记·月令》是由战国时期不同版本的月令整合而成 (12 薛梦潇：《早期中国的月令与“政治时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212-219页) 。
综上所述，学术界注重考证传世月令文本的先后顺序，但缺乏分析月令思想的历史脉络，尤其是对先秦月令思想的形成与演变过程讨论不足。回顾月令源流的学术史研究，月令文献是讨论此问题的主要依据，主要涉及《尚书·尧典》、《诗经·豳风·七月》、《大戴礼记·夏小正》、《逸周书·时训解》、《管子》中《幼官》《幼官图》《四时》《五行》《轻重己》诸篇，以及《礼记·月令》《吕氏春秋·十二纪》等。本文以传世月令文献为依据，结合考古资料和出土文献，从先秦月令思想的阶段性特征入手，分析其形成、演变过程，以及诸本月令间的流变关系，力图厘清先秦月令思想演变的历史脉络和主要特征。
一 时间观念与月令思想的产生
时间观念是先秦月令思想产生与发展的重要脉络。刘文英认为，人类对于时间的认识正如对客观世界各种事物的认识一样，无不来自于实践 (13 刘文英：《中国古代的时空观念》，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页) 。在先秦月令文献中，时间观念占有重要地位，人事活动依据时间变化展开，使得月令成为了古代时间观念的具体表达。但是，时间观念与月令思想的产生，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个长期发展演变的过程。
（一） 以时系事
时间观念的形成与人类的生存发展息息相关。经验世界的诸多现象为人们提供了时间感知的基础，物候很早便被人们用以把握时间。考古学家在50万年前的原始人洞穴中发现肿骨鹿等哺乳动物化石，其中鹿类大都猎获于鹿角脱落时期，表明早期先民已经能够观察到一些动物的生活习惯与季节性行为 (14 蔡凤书：《中国史前文化》，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49页) 。
得益于天文学知识的积累，自然秩序按照规律变化的思想开始在人们头脑中明确起来 (15 〔德〕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特别关于哲学问题和哲学概念的形成和发展》（上卷），罗达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82页) ，促进早期时间单位产生。日月交替被认为是先民时间观念的萌芽。通过观察太阳运动，人们形成对“日”的认识，视日出日落为一天。依据太阳行迹，人们进一步将白天分为若干个时段。原始人已能够观察到日出、日落的时间长短与位置变化，并以太阳的起落地点决定农时 (16 游修龄：《中国农业通史》（原始社会卷），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8年，第388页) 。夜晚，月亮成为了人们主要观察的天象。月亮形状并不稳定，人们逐渐发现月亮由圆到缺再到圆的过程大约为30天左右，这一规律性认识反映了新的时间单位“月”的形成。
与“日”“月”相比，“年”这一时间单位的形成更为复杂。“日”“月”由观察天象的运动变化而得，“年”则需要人们观察大量物象的周期性变化，例如植物荣枯、寒去暑来等。人们经过长期观察与体验，在这些变化周期较长的现象中形成了“年”的观念。出于农事安排和生活需要，人们必须掌握一年中的各个重要时间节点。物候现象因受到地理因素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天象则更为稳定，能够提供更加准确的时间。人们逐渐关注到一些具有周期性变化的星象，这些星象也成为了分辨四时的标准。统治者依靠巫、史观测星象，确定时间变化，指导百姓展开人事活动，这一过程最早见于《尚书·尧典》。
表1 《尚书·尧典》月令图
《尚书·尧典》“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帝尧命羲和氏四臣于二分二至日观测星象，确定四仲月的到来，据此选择和迁移居处，并记录了不同时间下鸟兽的物候现象。通过观测四中星，统治者以分至日为标准，于其前后各推十五日确定四仲月 (17 陈遵妫：《中国天文学史》（中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84页) ，这一新纪时法中的“四时”不同于后来人们熟知的农业四季 (18 冯时：《〈尧典〉历法体系的考古学研究》，《文物世界》1999年第4期) 。经过学者计算，《尧典》四中星与后世《礼记·月令》四中星相比，各星象向西移动30度，是历经2152.5年的岁差积累结果，符合帝尧到战国秦汉之间的年数，所以《尧典》反映了帝尧时代的星象记录 (19 郑慧生：《星学宝典——〈天官历书〉与中国文化》，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4页) 。山西襄汾县陶寺遗址出土的编号为ⅡFJT1大型祭坛上层台基存有环形挡土墙和夯土柱，柱间存有观测缝。何驽认为，如果观测柱具有观察日出、授时的功能，将能够证实“敬授人时”的历史背景 (20 何驽：《山西襄汾县陶寺城址发现陶寺文化大型建筑基址》，《考古》2004年第2期) 。
《尚书·尧典》记载了羲和四臣观测不同星象，统治者确定时间，人们展开人事活动的过程，体现了神话设定与政治设定的结合 (21 陈来：《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39页) ，天象、时间、人事与物候被建立起了某种神秘的联系。其中，“敬授人时”本作“敬授民时”，唐人避讳“民”字，故改为“人”字，《史记》《汉书》等均记为“民”，指耕种收获之时 (22 王云五主编，屈万里注释：《尚书今注今译》，台湾：商务印书馆，1969年，第4页) ，可见确定时间节律首要是为农业生产服务。“厥民析”“厥民因”“厥民夷”“厥民隩”则记载了人们在不同时节下迁移居所。《尧典》用寥寥几笔描述了不同分至日下鸟兽的行为，可见当时四仲月的确定主要依靠星象变化，“以时系事”的月令思想萌芽于此。
早期时间观念的形成并非孤立的过程，而是与空间观念交织在一起的。殷墟甲骨中存有一块刻有“四方风”名的卜辞 (23 胡厚宣总编辑，郭沫若主编：《甲骨文合集》（第05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046页) ，胡厚宣据此认为，殷人已有四时观念，四方与四时相配，但尚不明确 (24 胡厚宣：《释殷代求年于四方和四方风的祭祀》，《复旦学报》（人文科学版）1956年第1期) 。李学勤将“四方风”名译为“东方风曰析风曰协，南方风曰因风曰凯，西方风曰彝风曰韦，北方风曰伏风曰役”，视“四方风”的存在为殷商有四时的证据 (25 李学勤：《商代的四风与四时》，《中州学刊》1985年第5期) 。“四方风”通过记叙物候变化所表达的时间节律，反映了殷商分至四节及其时的结果 (26 冯时：《殷卜辞四方风研究》，《考古学报》1994年第2期) 。与《尧典》相似，这一时间观念同以分至日为基础，与农业四季分属于不同的纪时系统，前者为建立在太阳年的时间标记点，而后者则属于农业周期。《尧典》及“四方风”的“四时”尚未与农业周期相结合形成四季，但已应用于当时的农业生产实践中。农业四季的产生则与人们的农事生产及其周期具有紧密联系 (27 冯时：《殷代农季与殷历历年》，《中国农史》1993年第1期) 。任文洁认为，殷商以来冬小麦得到推广种植，促使人们将春夏秋冬的四季流转这一自然时间社会化为“四时”观念 (28 任文洁：《小麦的推广种植与先秦时期“四时”观念的强化》，《史学月刊》2022年第3期) ，形成广泛应用的农业四季。
（二） 以月系事
随着天文、历法的进步，具体的农时观念和较为详备的农历也随之出现。《诗经》汇集了大量的民间歌谣和农桑谚语，保存着有关农时的诸多记载。例如，《豳风·东山》“蜎蜎者蠋，烝在桑野”，《唐风·蟋蟀》“蟋蟀在堂，岁聿其莫”，《小雅·采薇》“采薇采薇，薇亦作止”等。这些诗歌反映了物候变化、时间节律与人事活动的紧密联系，其中以《豳风·七月》最为典型。
表2 《诗经·豳风·七月》月令图
《诗经·豳风·七月》包含少量天象记录，却补充了大量物候内容，包括动物、植物与气象等，并详细记载了不同月份下农桑活动的变化，反映了“以月系事”的月令思想。人们利用物候变化来区分、排列此月与彼月，《七月》形成了以“月”为主的时间结构，但该诗存在对“月”的多种记载形式，这是由于夏历与周历的混用所导致。该诗中的天象记录仅有“七月流火”一条，与《尧典》“日永星火”同义，是夏至日到来的标志。或因当时以夏至日为岁首，故将此句作为此诗的开端。相比《尚书·尧典》，《七月》扩充了大量物候知识，动物有仓庚、鸩、蜩、狐狸等，植物有桑、蘩、萑苇等，气象有“春日载阳”“凿冰冲冲”“九月肃霜”等。展开人事活动应以物候所反映的时间变化为依据。《七月》的人事活动集中于农桑，被视作典型的农事月历。朱熹说：“仰观星日霜露之变，俯察昆虫草木之化，以知天时，以授民事……此七月之义也。” (29 朱熹：《诗集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93页) 该诗反映了农业生产对时间节律的依赖，又因以“月”为主的时间结构，推动了月令思想由“以时系事”开始转向“以月系事”，也使得农业记事成为了后来月令文献的重要内容。
另一篇大量记载物候内容的月令书为《大戴礼记·夏小正》。该篇经文只有463字，却包含了丰富的物候记录。关于《夏小正》的成书时代，学界观点不一，但可以确定它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物候历。《夏小正》共包括植物物候18条，例如“莠雚苇”“囿有见杏”等；动物物候37条，例如“雁北乡”“雉震呴”等；气象记录5条，例如“越有大旱”“时有霖雨”等 (30 闵宗殿：《中国农史系年要录》，北京：农业出版社，1989年，第22页) ，涉及了12种鸟类、11种兽类、11种虫类、4种鱼类、12种草本植物与6种木本植物，种类繁多、范围广泛，“物候历”特征明显。《夏小正》系统建构了先秦时期的月令思想，确立了“以月系事”的思想特征，于十二月中分别纳入物候、天象与人事活动。在《夏小正》中，物候、星象共同决定着十二个月的具体划分，其中以物候现象作为主要划分依据。此外，《夏小正》的星象记录除了昏旦中星外，还记载了北斗斗柄指向、织女等重要星宿，为后代月令文献所继承。与《七月》相似的是，《夏小正》中的人事活动仍以农业生产为主，例如“农纬厥耒”“摄桑委杨”等，但也涉及部分畜牧业与渔业，如“颁马”“剥鱓”等。值得注意的是，政治内容开始出现其中，例如“祭鲔”“颁冰”等，反映了统治者颁布政令也需参照自然时令变化。《夏小正》代表“以月系事”为特征的先秦月令思想正式形成，通过分析该篇的月令思想特征，可以判断其成书是经过层层积累而成，发展过程中既保留了原始内容的遗存，如对夏代历法、物候、天象的记录，也存在增删损益之处。
二 政治秩序与月令思想的联结
随着时间观念的不断精确、天文物候知识的积累和丰富，先秦月令思想的特征由“以时系事”过渡为“以月系事”，为后世月令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此时，自然秩序为先民所掌握，并将其应用于人事活动之中。但是，月令书如何从农书转变为王官之书，如何从具体知识变为制度规范，还需要进一步考察先秦月令思想的发展。
（一） “时政”思想的产生
《逸周书·时训解》是先秦月令思想发展过程中的一篇重要文献，“时训”意为关于时令的训教 (31 黄怀信：《逸周书校补注译》，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253页) ，该篇包含丰富的物候记载，及物候反常所预兆的灾祸。《逸周书》中本有《逸周书·月令》一篇，但内容已佚，只留《时训解》一篇。《时训解》物候内容与后来的《礼记·月令》相同，但《礼记·月令》入礼，流传广泛，没有必要再传抄《逸周书·月令》，所以该篇未能流传 (32 黄怀信：《〈逸周书〉源流考辨》，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14-115页) 。
《逸周书·时训解》以节气为时序，每一节气对应三个不同的物候现象，同时记载了物候反常与相应的灾祸预警。例如，《时训解》以立春、惊蛰、雨水、春分、谷雨、清明六个节气作为春季的时间表征，“立春”又对应“东风解冻”“蛰虫始动”“鱼上冰”三个物候现象。该篇已出现后世所见的二十四节气与七十二物候，反映了先民对自然秩序认识的深化。其中，七十二物候既包含前代月令文献的内容，也出现了更多常见的气象记载，如“雷”“电”“虹”等。该篇强调人们应重视物候现象反常与各类灾祸的联系。早期先民认为物候变化皆为人事妖祥之征，出现物候反常则意味着灾祸来临，需要重视物候变化所反映的吉凶祸福。灾祸内容不仅见于农业生产，如“果蔬不熟”，还涉及“臣不从主”“寇戎数起”等国家政治层面。《时训解》融入政治内容，开始以灾祸预警的方式警醒君主关注节令变化，“时政”思想就此产生。但该篇在整理归纳物候内容的基础上，通过关联、类比来解释诸多现象的起因，赋予政治行为以道德内涵，具有明显的人为建构痕迹 (33 王梦瑶：《中国早期知识系统与宇宙观念研究—月令系统及其模式的形成》，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第36页) 。
（二） “时政”内容的展开
天文学的发展虽然有助于确定时间，指导人事活动，但在这一过程中人们始终无法脱离神秘主义，有关吉凶祸福的占卜、阴阳五行思想的流行即为证明。《管子》作为先秦时期的重要典籍，被视为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语录汇编，目前学界大多认为该书主体部分撰写于战国时期。其中，《幼官》《幼官图》《四时》《五行》《轻重己》等诸篇月令，以阴阳五行为说理工具，将人事兴衰附会于自然天道秩序之上，以期建构社会政治秩序 (34 张连伟：《〈管子〉哲学思想研究》，成都：巴蜀书社，2008年，第240-243页) 。阴阳五行系统融入月令思想，但五行结构与四时秩序存在矛盾，如何搭配二者成为《管子》诸篇月令试图解决的首要问题。
《管子·幼官》以阴阳言政治，与《管子·幼官图》内容重合，只是排列顺序和标识有异，故放在一起讨论。《幼官》《幼官图》根据四时与节气的变化，规范君主行为与国家政治秩序。“五行时令”系统作为该篇月令的特色，以位于中央的“五和时节”为首，统领四时，春季配以东方、夏季配以南方、秋季配以西方、冬季配以北方 (35 李零：《〈管子〉三十时节与二十四节气——再谈〈玄宫〉和〈玄宫图〉》，《管子学刊》1988年第2期) ，是最早尝试四时配以五行的月令文献 (36 薛梦潇：《早期中国的月令与“政治时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36页) 。此外，春秋二季各配八个节气，夏冬二季各配七个节气，形成了三十节气，中央的“五和时节”则不与之相匹。君主的衣食住行与国家政治秩序受到了自然时令的规范。以春季为例，“君服青色，味酸味，听角声，治燥气，用八数，饮于青后之井，以羽兽之火爨。旗物尚青，兵尚矛，刑则交寒害釱” (37 赵守正：《管子注译》（上册），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67，70页) ，其中包含大量与自然时令相配的五行元素，如五方、五色、五味、五声等，用以规范君主行为。国家政治方面，《幼官》《幼官图》记载了春季与邻国的相处之道、夏季与君臣的相守之道等，强调自然时令变化对天子治政的影响，是“时政”思想的具体体现。相比前代月令文献，《幼官》《幼官图》并未描述天象与物候等内容，结构上并不完整，但不失为月令思想与国家政治相结合的积极探究 (38 霍耀宗：《论〈管子〉与先秦月令变迁》，《山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 。
《管子·四时》重返四时结构，将一年分为四季，春三月甲乙木、夏三月丙丁火、秋三月庚辛金、冬三月壬癸水，中间的戊己土则不匹配时节，显然未解决四时与五行的搭配问题。该篇以四时特点规定四时之政，例如春季“其德喜赢”，喜欢生长盈满，兴举政事也要遵从自然时令，“一政曰：论孤幼，赦有罪……五政曰：无杀麂夭，毋蹇华绝萼” (39 赵守正：《管子注译》（下册），第36页，第413页) ，以护生为主。《四时》颁布了每一时节应实施的五项政令，称为“五政”，强调了时令对于实施“五政”的重要意义以及自然时令之不可违。政令内容涉及到了社会各个阶层与各类事务，使得《四时》具有普遍适用性和较强的可操作性。
《管子·五行》将一年分为五时，以五行配以五时，睹甲子木行御、睹丙子火行御、睹戊子土行御、睹庚子金行御、睹壬子水行御。四时各匀出若干日给中央土，使五行中每行各占七十二日，合计为三百六十日。这一设计虽解决了《管子》月令“中央土”虚设的问题，但不以四时为序的做法有异于先民的四时认知，并不具有可操作性 (40 白奚：《中国古代阴阳与五行说的合流——〈管子〉阴阳五行思想新探》，《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5期) 。《五行》包含丰富的政治活动，以天子颁布政令的形式规定了官员、百姓等阶层的各类事务，囊括了农业生产、选贤任能、赏官赐爵、赋税征缴与自然保护等内容。
无论是三十时节，还是五时的设计，都有违古人的四时观念，无法在农业生产中发挥作用。《管子·轻重己》则延续了四时结构，将春夏秋冬四季各分为两段，出现了冬至、春始、春至、夏始、夏至、秋始、秋至、冬始八个时节，每季九十二天，合计三百六十八天。《轻重己》以阴阳五行之理规范国家政治秩序，既包括君主行为，也涉及祭礼等国家大事。该篇强调了四时的重要性，“四时生万物。圣人因而理之，道遍矣” (39 赵守正：《管子注译》（下册），第36页，第413页) ，依据自然时令变化行事，才能完备圣人的治国之道。
《管子》诸篇月令文献反映了先秦月令思想的发展过程。其一，《管子》诸篇月令尝试了四时与阴阳五行的结合，形成四时节律、阴阳二气与五行元素的对应关系，在这一过程中实现“阴阳”“五行”的合流，为先秦月令思想的定型提供理论基础。其二，《管子》诸篇月令正式形成了以天子政令、国家政治为中心的“时政”思想，强调天子应依据自然时令变化治政。《管子》月令思想不再以关注物象变化、总结生产生活经验为主，转而以政治内容为中心，为国家政治运作、生产组织和生活管理提供相应的借鉴和参照，由自然知识的应用走向制度规范的设计，反映了“圣王务时而寄政”的观念，有别于《七月》《夏小正》等“农事经验记录”性质的月令文本。
三 思想合流与先秦月令文本的定型
先秦月令思想将自然天道凸显出的秩序之理类推到社会治理上，应用于人事活动中，由此产生了各种月令文本。但是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动荡和思想纷争，导致了意识形态的大分裂，不仅需要从实践上解决一系列社会问题，更需要从理论上进行说明。人们试图遵循自然天道重建社会秩序，构建统一理论，由此形成了今天所见结构规整、内容完善的《礼记·月令》与《吕氏春秋·十二纪》。
学术界对于《礼记·月令》成书时代的观点不一，主要有以下几种：一为夏代说；二为周代说；三为杂有夏、殷、周说；四为战国说；五为秦汉说。《礼记·月令》成书时间尚有较大争论，但《吕氏春秋·十二纪》成文时间清晰，《吕氏春秋·序意》记载：“维秦八年，岁在涒滩，秋，甲子朔，朔之日，良人请问十二纪” (41 高诱注，毕沅校，徐小蛮标点：《吕氏春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241页) ，其中“维秦八年”指秦始皇即位八年。由此推断，先秦月令思想在战国晚期已经成熟。
《礼记·月令》《吕氏春秋·十二纪》内容高度相似，二者的关系问题成为了历来学者讨论的重点。郑玄认为，礼家好事者抄合《吕氏春秋·十二纪》首章，形成《礼记·月令》，后人题名为“礼记”，孔颖达进一步列举了文字、官名、岁首和服色等证据进行说明 (42 郑玄注，孔颖达正义，吕友仁整理：《礼记正义》（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591页) 。杨靖康却认为，《礼记·月令》更好地保存了先秦月令的风貌，并未抄袭《吕氏春秋·十二纪》 (43 杨靖康：《〈礼记·月令〉与〈吕氏春秋·十二纪〉异文考察》，《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9年第2期) 。从文本内容来看，《礼记·月令》《吕氏春秋·十二纪》只在个别词句上略有差异，是前者将后者首章聚合而成，还是后者由前者割裂而来，抑或二者同源，这并不影响将二者视为月令思想定型阶段的代表作。
《礼记·月令》《吕氏春秋·十二纪》在四季的基础上，将每季分为孟、仲、季三月，形成了四时十二月结构。这一纪月法在战国时期已被普遍使用，清华藏战国竹书《四时》篇同将十二月分为四孟、四仲、四季 (44 石小力：《清华简〈四时〉中的星象系统》，《文物》2020年第9期) ，可见其流行。为解决四时与五行的关系问题，《礼记·月令》在春夏与秋冬之间加入了季夏，春季配以木，夏季配以火，季夏配以中央土，秋季配以金，冬季配以水。另外，天文学的高度发展提高了天象指时的精确度，《礼记·月令》《吕氏春秋·十二纪》已包含大部分二十八星宿体系中的星象，并于其后记录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物候现象。
《礼记·月令》《吕氏春秋·十二纪》以四时十二月为纲，将农林牧渔等生产活动、礼乐兵刑等政治活动纳入其中，形成了“以月系政”为特征的月令思想。自然天道秩序化为人类生活之理法，政治从中而出 (45 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26页) 。天子循天而治，命令百官以月行政，教化百姓以月生产。天子以自然时令的变化为依据，执掌祭祀礼仪、颁布政令，三公九卿、诸侯百官和普通民众则扮演承担者和实施者的角色。各类官员依据十二月顺序完成天子下达的政令，督率百姓从事农桑牧渔、手工制造等生产生活。此时的月令思想不再有明确的农政之分，《七月》《夏小正》中的农桑，于《礼记·月令》《吕氏春秋·十二纪》中也俨然成为了政治内容的一部分。
阴阳五行思想在《礼记·月令》《吕氏春秋·十二纪》中应用广泛。其中，阴阳二气用以叙述时间变化之理，例如“天气下降，地气上升” (46 王文锦：《礼记译解》（上），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210页) ，天气、地气则为阴阳二气，此时“阳气蒸达，可耕之候也” (47 《礼记正义》（上），第621页) ，是耕种的时间。五行元素成为了万物分类之序。五行配以五时，《礼记·月令》《吕氏春秋·十二纪》中还出现了五方、五帝、五神、五声、五色、五味等其他元素，这与《管子》诸篇月令中的五行思想如出一辙。天子治国理政、管理社会也需遵循阴阳五行思想，否则将会招致灾祸。《礼记·月令》《吕氏春秋·十二纪》以政令与时令不符所引发的灾祸作为每月叙述的结尾，强调了“以月系政”的月令思想之不可违。“毋变天之道，毋绝地之理，毋乱人之纪” (48 《礼记译解》（上），第210页，第210页) ，政令违背时令，社会秩序违背自然天道秩序，将危害国家与社会发展。以孟春月为例，“孟春行夏令，则雨水不时，草木蚤落，国时有恐；行秋令，则其民大疫，猋风暴雨总至，藜莠蓬蒿并兴；行冬令，则水潦为败，雪霜大挚，首种不入” (48 《礼记译解》（上），第210页，第210页) ，灾祸内容相比《时训解》更加全面，包含政治、军事、经济、自然等各方面，天、地、人均被纳入其中。《礼记·月令》《吕氏春秋·十二纪》形成了无所不包的月令思想，强调“推天道以明人事”之理，将阴阳五行系统与天文地理知识、物候气象经验、国家政治制度一一对应，贯穿始终。
综上所述，《礼记·月令》《吕氏春秋·十二纪》融合了前代月令思想，形成了“以月系政”的月令模式。《吕氏春秋·序意》曾言该书为“法天地”而存，自然天道秩序为人类所效法，被赋予社会属性的同时，合理重建了社会秩序，使之成为自然天道秩序的投映。所以，《礼记·月令》《吕氏春秋·十二纪》反映的月令思想不仅吸纳了前代精华，也推动了月令书成为真正具有政治意蕴的王官之书。
四 结语
先秦时期月令思想的形成与演变经历了长期的发展过程。月令思想最早萌芽于先民仰观俯察的实践过程中，先民以时系事，时间节律成为了展开人事活动的依据，产生了以《尚书·尧典》为代表的早期经典。
后来，出于农业生产生活的需求，人们亟需更为准确的时令，大量积累的天象、物候等自然知识促进了月令观念的形成，人们以月系事，推动了以《诗经·豳风·七月》《大戴礼记·夏小正》为代表的月令思想发展。
在早期先民看来，物象变化皆为人事妖祥的征兆，节令变化能够预示国家政治灾祸，这种政治秩序观念的引入推动了以《逸周书·时训解》为代表的先秦月令思想进一步发展，形成“时政”思想。天子政令、国家政治逐渐成为先秦月令的主要叙述对象，《管子》中《幼官》《幼官图》《四时》《五行》《轻重己》以阴阳五行为说理工具，丰富了“时政”思想的内容。
最终，先秦月令思想以四时十二月为纲，阴阳五行为纬，以自然知识所反映的自然天道秩序规范人事活动所构成的社会秩序，形成了《礼记·月令》《吕氏春秋·十二纪》“以月系政”的月令模式，完成先秦时期月令思想的定型。先秦月令思想的形成与演变，反映了早期先民对于时间意义的追寻，形成了四时循环的思维模式，体现了自然秩序的重要性。同时，人们在尊重自然秩序的基础上，建构政治、思想与文化，形成合理的社会秩序，使得月令书由以生活经验为主的自然之书发展为以国家政治为核心的王官之书。总之，先秦月令思想从经验世界出发，以自然秩序为根源与依据，寻求社会秩序的稳定，“推天道以明人事”，最终建立起了一个涵盖自然宇宙与人类社会各方面的月令模式
本文来自《中华文化论坛》2022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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