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什么意思呢？中国历代的儒家学者对其解释各有不同，现代中外的汉学家们也有各自的说法。站在不同的立场上，这些学者各有各的道理，根本没有标准答案。在我看来，这种给理论上空对空的争议没有太大的意义，凡是要以事实说话。关于这句古语的解释，我认为最好的例子便是元末丞相脱脱和扩廓帖木儿。这两位名臣名将虽然是元朝的蒙古族勋贵，却是当时的汉学大家，也是儒家学说深入骨髓的存在。他们在元末明初的一言一行，充分体现了汉蒙两族文化融合爆发出的璀璨光芒。
脱脱是元朝末年最为作为的丞相，也是元朝廷和蒙古勋贵中崇汉派的代表人物。他当政的时间不长，却促进了汉蒙文化的融合，对中华民族的成长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尤其是他主持编纂的宋、辽、金三朝史书，在中华历史的传承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位丞相出身与蒙古贵族，伯父伯颜是元朝丞相，也是执行"旧政"和抵制"汉法"的带头人。按说出身于这种保守家庭的公子，对"汉法"应该是排斥的。然而脱脱的父亲马札儿台非常推崇汉族文化，专门请了当时的儒学大家吴直方当脱脱的老师，培养出了这位蒙古族的汉学大师。
元顺帝即位时被丞相伯颜架空，行蒙古族"旧政"，抵制忽必烈"汉法"，使得元朝社会民族矛盾激烈，农业生产和国家建设停滞，百姓生活非常艰难。脱脱文武双全，是元朝皇帝怯薛官出身的贵族子弟，是蒙古勋贵中最出类拔萃的年轻人。伯颜为了独霸朝政，让自己的侄子脱脱管理元顺帝的宿卫军，实为监视元顺帝。脱脱虽然当了这个官，却不予伯颜等旧贵族同流合污，反而和元顺帝谋划推翻伯颜的旧政。后来脱脱受元顺帝圣旨，在父亲马札儿台和师傅吴直方的帮助下驱逐了伯颜，开始了自己推行"汉法"的新政。
自从忽必烈开始推行"汉法"后，蒙古勋贵中崇汉派的人不断增多。他们大多都有丰富的汉族文化知识，推崇以汉族的法则来治理元朝。然而这些人中真正能称之为汉学大师的是凤毛麟角，大多数崇汉派的蒙古勋贵都像脱脱的父亲马札儿台那样"蒙学为体，汉学为用"。简单的来说，就是行为上看似在用汉人的办法处理问题，但看问题的角度、行事作风和治国理念却脱不了蒙古族原来那一套，这种人中最为典型的便是元顺帝和他的皇太子。他们这种比较畸形的理解汉学的路子，本质上是汉族文化的歪曲和破坏。
而脱脱却是真正的将儒家学说和蒙古族风俗高度融合的汉学大师，他的行为作风和治国理念与真正儒家学者毫无区别。如果我们抛开民族和语言的不同，脱脱其实就是一个汉人。
这里最为典型的案例就是脱脱反对立奇皇后之子孛儿只斤·爱猷识理答腊为皇太子，而是希望等元顺帝皇后伯颜忽都再生了嫡子后再立太子。这个事情也使得脱脱和皇太子爱猷识理答腊关系不睦，为他后来被冤杀埋下了隐患。然而脱脱这个事情上的立场，正是体现了一个注重传统礼法的汉学家的态度。
由于元顺帝正宫皇后伯颜忽都生的嫡子早夭，朝中便有人推举高丽妃之子爱猷识理答腊为皇太子，并要求立高丽妃为皇后替代伯颜忽都。这个事情受到大多数蒙古勋贵的支持，崇汉派蒙古勋贵中也有不少人支持。然而作为丞相的脱脱则表示反对，其理由是伯颜忽都还可以生育，未来生下嫡子为皇太子才符合皇室礼法的要求。后来双方争执不下，元顺帝采取了折中的办法。先立爱猷识理答腊为皇太子，立高丽妃为奇皇后，但不行皇太子礼和昭告天下。也就是说爱猷识理答腊当了个代理皇太子，伯颜忽都的嫡子出生后就得下台。
脱脱这种坚持正统，坚持礼法的做法，才是真正的汉学大家该有的态度。为此他不惜逼父亲马札儿台下野，与皇太子爱猷识理答腊决裂。他的这种做法是为国为民的儒家学者的典范，因此被称为"贤相"。
而爱猷识理答腊、马札儿台等虽然崇拜汉学，却是挂羊头卖狗肉，走的都是"小人之儒"的路子，对元朝来讲是很大的祸患。这些人学习汉学和利用汉学只是为了和蒙古族旧派勋贵争权夺利，为了自己的私利而不顾百姓死活。马札儿台欺行霸市，爱猷识理答腊挑起党争都是在挖元朝的墙脚。
除了丞相脱脱以外，元末名将扩廓帖木儿也是蒙古族融入汉族文化的代表。扩廓帖木儿是汝阳王察罕帖木儿的外甥，也是元末北方元军最大的军阀，没有之一。他是蒙古勋贵出身，父亲为翰林学士、太尉赛因赤答忽，是在汉族文化环境中长大的蒙古人，还给自己改汉名叫王保保。
元末农民战争爆发后，扩廓帖木儿随舅舅察罕帖木儿征战四方，立下赫赫战功，成为北方元军最年轻，也最有作为的将领。察罕帖木儿在征讨山东红巾军被刺杀后，他继承了舅舅的军队，镇压了巅峰时期的山东和河南红巾军，成为北方元军中最强大的军阀。
皇太子爱猷识理答腊为了逼元顺帝退位，而挑起元朝内部党争后，扩廓帖木儿作为皇太子派系被卷入其中。扩廓帖木儿以强大的军事指挥能力击败了元顺帝一方的大军阀孛罗帖木儿，攻占元大都，表现除了军事上的霸权。然而他的霸权却并没有走上篡位或者独霸朝政的方向，而是提出让皇太子爱猷识理答腊还政于元顺帝的要求。这在唯利是图的军阀集团中是不可想象的，对皇太子爱猷识理答腊也是重大打击。但这却正是一个儒家汉学者骨子里的气节，也是他在国家危难之际的态度。
当时元末农民起义军不断壮大，朱元璋、陈友谅、张士诚等已经威胁到了元朝的命脉，元朝廷内部的内耗实际上是在断送国家的命运。此时的元朝应该尽全力团结起来，集中资源恢复北方军阀割据的状态，再处理南方各路反元义军，将国家拉回正常的轨道。扩廓帖木儿虽然是皇太子爱猷识理答腊方面最大的军阀，但对于皇太子的上位却是持反对态度的。因为爱猷识理答腊的上位，意味着国家的分裂，这对于深陷灭国危机中的元朝是雪上加霜。只有搁置元朝内部皇权导致的党争，元朝才能有腾出手来平定南方的战乱。
不论是脱脱反对爱猷识理答腊当皇太子，还是扩廓帖木儿反对爱猷识理答腊当皇帝，都是处于汉学文化传统做出的决策。这种决策表现出上述两位的汉学理念深入骨髓，是在以汉族忠臣良相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从短期利益来看，他们的属下和亲戚都是持反对态度的，然而他们更看重的却是元朝的未来和前途。他们明知这种决策对自己的不利之处，会受到皇太子爱猷识理答腊的猜忌，但也义无反顾的站在了于国家有利的立场。这是只有将汉学文化融入自身行为准则才有的态度，也是汉蒙两族文化融合的典范。元朝覆灭的根本便是在，这种融合成功的蒙古族汉学大师太少，才使得朝廷内部党争四起，最终导致国家的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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