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评点《古文辞类纂》

1911至1917年，严复详阅姚鼐所编《古文辞类纂》，施以评点。原本藏于侄孙严群家中。王栻主编《严复集》录入其评语，乃“据严（群）先生抄录本选编”（中华书局，1986年，1179页），并非全貌；汪征鲁、方宝川、马勇主编《严复全集》自前书转录（杨齐福《点校说明》，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卷九，287页），也无增补。直至2022年，评点原本现身坊间，世人方得见其完整面目。兹篇姑就前所未知的内容，略述初读感受，以为异时研索之基（此据上海朵云轩拍卖有限公司团队释文，释文承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胡晓明教授赐示，谨致谢忱）。
昔日普通读者，不了解严复评点《类纂》取何版本。此次始知，用的是合河康氏家塾刻本。《类纂》在清代有三个刻本系统：其一即道光元年（1821年）康氏刻本，依据姚鼐中年钞订本；其二为道光五年金陵吴氏刻本，依据姚鼐晚年定本，且从姚氏之命，删掉圈点；其三为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李氏求要堂刻本，主要依据吴刻本，参校康刻本，添入姚氏晚岁圈点（姚鼐编《古文辞类篹》，中华书局，2022年，黄鸣“前言”，第4-5页；附带提及，《类纂》书名中的“纂”，李刻本目为讹字，改从正字“篹”，但严复所评康刻本作“纂”，本文仍从其写法，参看萧穆代李承渊作《校栞古文辞类纂序》，同书附录三，1419页）。康刻本早出，然而无法反映姚鼐的最终擘画。桐城派传人诵习此书，率多选择定本。譬如姚濬昌、姚永概父子所用，便是“吴本”；贺涛、贺葆真父子所用，也是“姚氏晚年手定本”（姚永概《慎宜轩日记》，黄山书社，2010年，346页；贺葆真《贺葆真日记》，凤凰出版社，2014年，41页）。严复取读康刻本，与桐城嫡系有别。学界尝辨析他评点《类纂》，不是归宗桐城的表示（周游《论严复的古文旨趣——以严评〈古文辞类纂〉为中心》，《文学遗产》2019年第五期，126-127页）。实则仅从版本取舍看，此点已然彰明较著。
严复文章趣味，重古文而不废骈体。1918年阅汪中《述学》，有条评语追忆：“当日非桐城一派，文家皆好于散文中著骈语，然有雅郑，大氐须与散行处配色而已。”（《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馆藏严复批校本》第三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19年，136页）可证他起初读古文，即不囿于桐城门庭，而有限度地赞同散中带骈。教人亦复如此。严氏嘱咐外甥女何纫兰：“此时宜多读（唐宋）八家文，因其中神理脉络较之秦汉之文易于寻解故也。骈体文虽佳，非俭于腹笥者所能骤办，偶一流览不妨，不当过于着力也。吾儿以为然否？为今之计，只可看两部书：一《史记》，一《古文辞类纂》。”（《全集》卷八，463页）这是为浅学者说法。先从散体着手，暂且悬置骈文；散体中又先从唐宋文着手。循此次第，《史记》与《类纂》两书，自以《类纂》为尤要。换言之，《类纂》是学文的起点而非终程。严复为进阶者说法，就换了一张书单。他嘱咐熊元鏊：“暇而还读我书，《史》《汉》而外，可看《南北史》《晋书》；余则涉猎诸家文集，作闲书流览。”（《全集》卷八，233页）包括唐宋八大家在内的诸家文集，均退格成为“闲书”，遑论《类纂》。主攻《史记》《汉书》，无疑自唐宋上溯秦汉，舍筏而登岸了。阑入《南史》《北史》《晋书》，则又旁涉骈俪。譬如《晋书》论赞，便以“竞为艳体”著称（赵翼《廿二史劄记》卷七“晋书二”条）。再联系严氏评阅完《类纂》，接着评阅萧统《文选》（严评后一书，多次写有“戊午”[1918年]字样，《严复批校本》第二十五册，415、507、537、605、629页），对其骈散兼蓄的作风，领会当更真切。这张书单，全方位展示了严复文章蕲向。在此蕲向下，《古文辞类纂》的地位一目了然。
严复评点《类纂》足本，超出以往所知的评语，基本不外乎文字校勘、字词训释、层次大意概括。看似琐屑，却也包含若干讯息。
首先，可以稍窥他的读书状态。譬如欧阳修《集贤院学士刘公墓志铭》“回曲千余里至柳河”句，严氏评：“《地理韵编》云：柳河当在今盛京境。”（释文314条）所引书系李兆洛辑《历代地理志韵编今释》，其书卷七“柳河”条云：“（今）县，按当在盛京境。”（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2年影印本，125页上）由是知严复遇地理问题，时乞援于此编。又如王安石《太子太傅田公墓志铭》“契丹寇澶州”句，严氏评：“澶，平（声），五代州，今大名府清丰县西南。”（释文324条）同样出于李兆洛书卷六（影印本115页下）。标明“澶”字平声，也是因为此书按韵部排列，卷六收下平声一先、二萧两韵，故而晓然。
及至辞赋类，于司马相如之作，则多校以《汉书》。譬如《上林赋》“磐石振崖”句，严氏评：“‘振’，《汉书》作‘裖’”；《封禅文》“五三、六经载籍之传，维风可观也”句，严氏评：“‘维风’，《汉书》作‘维见’”（释文402、426条）。《大人赋》一篇校语最多，此不具引。这类文字差舛，《类纂》通行本多无有。康刻本校勘之疏，可见一斑。由于比读《汉书》，同一部分地理名词，顺势也依赖后者解答。譬如《子虚赋》“而仆对以云梦之事也”句，严氏评：“云梦在华容县”；《上林赋》“文成颠歌”句，严氏评：“文成，辽西县名。”（释文381、406条）《汉书·地理志上》南郡华容县下载：“华容，云梦泽在南，荆州薮”；同书《地理志下》辽西郡下，又列有文成县，两处即严复所本。
观上所述，严复不但“每一开卷，有所见，则随下丹黄”（《与熊育锡》其八论读《庄子》，《全集》卷八，288页），且往往参考其他典籍、工具书，态度较为端谨。对于他书亦然。兹举一例。严氏阅《王临川（安石）全集》，在《霾风》诗“天阙亦已稠”下先评：“‘天阙’二字疑误，不知是‘夭阏’否？”又评：“李注：天阙，建康山名，即牛首山。”（《全集》卷十，35页）他起初面对白文，不明“天阙”含义，疑有误字；继而参证李壁《王荆文公诗笺注》，乃知此系山名，二字不误（参看李《注》卷四）。所用书籍及求知过程，清晰呈现。严复评点之书，今存至少十余种，除《老子》系应弟子熊元锷之请、评时便期传阅付梓外（《评点〈老子〉》熊元锷序，《全集》卷九，11页；参看《与熊元锷》其二十、其二八，《全集》卷八，171-172、177页），余皆供自家摩挲而已。态度犹端谨如斯，至老不衰，足为楷式。
其次，一些字词训释，显示出严复行文运思的特点。他时而以新语词或英文作解。譬如《苏季子自齐反燕，说燕易王》“皆自覆之术，非进取之道也”句，严氏评：“自覆、进取，犹晋（西？）人所谓消极、积极。”（释文236条）有一条早经披露的评语也说：“见兔顾犬，亡羊补牢，二者有今人所谓积极、消极之异。”（《评点〈古文辞类纂〉》，《全集》卷九，606页）“自覆”即自保，与亡羊补牢同是卫护既有之物，故谓之消极；见兔顾犬意在猎获兔子，与进取同是求索未有之物，故谓之积极。值得注意的是，严复惯用“积极”“消极”两词诠释旧文，它们乃是日本借汉字翻译西文创制的新词（参看刘禾《跨语际实践》附录B，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395、396页）。严氏行文，一般采撷固有语词，或者自铸新词，反对使用日人词汇（参看《与〈外交报〉主人》，《全集》卷八，203页）。这条规则，他当然难以恪守，后期特多逾矩之处。沈国威指出，“严复1902年以后的译著、文章，如《穆勒名学》《政治讲义》《教授新法》（又名《论今日教育应以物理科学为当务之急》）等都‘混入’了大量日本译词”（《严复与科学》，凤凰出版社，2017年，209页），此仅一例而已。翻检严氏文章，“积极”“消极”二词，出现时段相当集中。1913年《论读经当积极提倡》一文，题目便即用到，不消说得。同年《救贫》云：“居今而言救贫，自积极言之，惟有力广交通之一事。……至于其余，则皆消极消极者何？去其害民者已耳。”1914年《〈民约〉平议》云：“然则宗教之所谓平等者，乃皆消极之平等，而与卢梭〈民约〉所标积极之平等，倜乎相远，有必不可强同者矣。”（《全集》卷七，462、442、472页）上下两年间，恰当严复评点《类纂》之际。评语中的“积极”“消极”，折射出他一时的遣词好尚。
又如贾谊《谏放民私铸疏》“法钱不立”句，严氏评：“法钱，即今西人legal tender（引按：法定货币）。”（释文122条）用英文作注，在他也是习以为常。譬如以科学家所言“We must live according to nature”（引按：我们必须按自然规律生活）释《庄子·养生主》之“依乎天理”；以赫胥黎所言“Agnostic”（引按：不可知论）释《庄子·则阳》之“大疑”，悉可为证（《评点〈庄子〉》，《全集》卷九，99、236页）。这类标注，常与严复的西学知识深度关联。即以“法钱”而论，贾谊疏见于《汉书·食货志下》，颜师古注：“法钱，依法之钱也”，已接近严氏之意。但是严评详细内涵，还须求诸他自己十余年前翻译的亚丹·斯密《原富》。
贾谊原文谓：“法使天下公得顾租铸铜锡为钱，敢杂以铅铁为它巧者，其罪黥”；复谓：“又民用钱，郡县不同；或用轻钱，百加若干；或用重钱，平称不受”，因宜亟立法钱。这里涉及两种弊病：一是货币成色不纯，二是货币重量不准。法钱对治二弊，是树立成色与重量标准的。严译《原富》部甲篇四《论泉币之始》云：“知计之主，于一钱之入市，重几何，精几分，皆为著文明白，范而熔之，是曰制币”；篇末译者案语深有会心，写道：“国家制币之要道二：一曰铢两数均，二曰精杂齐等”（《全集》卷二，42、43页），即着眼于政府铸币，重量与成色必具标准。持较贾谊所论，大端相合，难怪严复读《古文辞类纂》至此，特为注出了。不过严格说，此中尚有可分辨者。“legal tender”一语，严氏在《原富》中译作“法偿”。其文有云：“欧洲诸邦，其泉币多品者，其交易、貣贷、纳赋、偿负，必以本位为计，如是者谓之法偿”；又云：“英古法偿皆银币，……民偿逋以金不以银，主者勿受，可也。”（《全集》卷二，51页；参看Adam Smith, The Wealth of Nations, London: Penguin Books, 1986, pp.142-143）各色支付“必以本位为计”，是突显“法偿”作为价格标准的地位；不以“法偿”支付，对方有权拒绝，是反衬“法偿”无限偿付的能力。这些内涵，俱非贾谊所能见及。严复引“legal tender”以解“法钱”，两个概念不尽对称。
无论如何，他从旧籍中寻觅某些西方观念的影子，这一习惯皎然可见。清社既屋，严氏日益“强调传统文化以及在此基础上凝聚而成的民族特性或曰立国精神的重要性”（皮后锋《严复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259页），远不似早岁那般倚重西学。可是西学因素，自难销声匿迹。晚期严复取资域外者，聚焦于两点：一是治学方法。严氏自陈：“窃尝究观哲理，以为耐久无弊，尚是孔子之书。四书五经，故是最高矿藏，惟须改用新式机器发掘淘炼而已。”（《与熊育锡》其五二，《全集》卷八，343页）所说“新式机器”，指形式逻辑等西学方法。因而他坚持译竟《穆勒名学》，“以饷后人”（《与熊育锡》其八，《全集》卷八，288页）。二是新兴学科。严复病笃时手缮遗嘱，一方面教诲儿辈：“中国必不亡，旧法可损益，必不可叛”；一方面勖勉他们：“新知无尽，真理无穷，人生一世，宜励业益知。”（严璩编述《先府君年谱》，《全集》卷九，19页）。补益旧法的新知，积久归纳、演绎，得出公例，遂成就为专门学科。此事后胜于前，经济学即其中一门。依严氏看，中外上古以降，代有论析财赋之人，“独其（亚丹·斯密）择焉而精，语焉而详，事必有征，理无臆设；而文章之妙，喻均智顽，则自有此书（《原富》），而后世知食货为专科之学”（《原富》“译事例言”，《全集》卷二，12页）。一旦拿精确系统的专业眼光，返观古昔名言谠论，为之刮垢磨光，其意蕴乃全幅呈露。曾克耑《侯官严氏评点〈老子〉序》（1903年）载：“严子尝言，必博通译鞮之学，而后可以读吾儒先之书，往往因西哲之启迪，而吾说得以益明。”（《全集》卷九，12页）道理实在于斯。贾谊谈“法钱”，原只是孤悬的单个概念；严复解读为“legal tender”，就把它纳入西方经济学体系之内。“法钱”概念的学术含义与位置，空前明晰起来。这条《类纂》评语，表明了西方学科思维在严氏晚年的延续。
最后，个别新见评语，能深化关于严复文学批评的认识。譬如欧阳修《南阳县君谢氏墓志铭》，严氏评：“全志出丐铭者口中，此是有法。”（释文318条）撰写墓志，例用第三人称全知视角；欧文主体，则自为妻子乞铭的梅尧臣口中道出，用第一人称限制视角，笔法不主故常。前人唯浦起龙等少数评家，曾经揭明此点（参看浦氏《古文眉诠》卷六一）。严复注意及之，堪称具眼。
又如王安石《读孔子世家》：“岂以仲尼躬将圣之资，其教化之盛，舄奕万世，故为之世家以抗之？又非极挚之论也。”严氏谓末句“又”字之前，“须有‘则’字”（释文76条）。不加此字，寻常人读来，想也未觉辞气有何缺欠。严复斤斤于是，可证其特重虚字。他与马建忠为友，盛赞《马氏文通》之作有裨于世（《〈马氏文通要例启蒙〉序》，《全集》卷七，482页），对此书不会陌生。《文通》卷八说：“事理以推论而见为异同者，‘则’字所以决所推之理与上文之为异为同也。”（商务印书馆，1998年，303页）严氏所评之句，否定前句是“极挚之论”，即断言“又”字前后为异，分界处恰合用“则”承接。区别在于，《文通》立刻申言：“‘则’字后加‘是’字者，所以确指其理也。不加者亦有焉。”实际运用中，连字“则”无妨省略；相反，严复却一意补足。严译耶方斯《名学浅说》（1908年）有云：“句主、缀系、所谓，之三者为一词之要素原质，固矣。然在常语文字之中，则多隐括而少显露，多颠倒而少平叙。”（《全集》卷五，364页）此处“词”指命题，“句主”指主语，“缀系”指系词，“所谓”指宾语。在日常语言里，一句话，主谓宾三种必备成分都或隐去，何况虚字？所以严氏补足“则”字，非就语法着想，而是注重逻辑线索的明确。这同他不慊于古文家说理之含混（参看《评点〈古文辞类纂〉》，《全集》卷九，第312页），自是密切相关。
交映成趣的是，在另一些场合，严复又倾向于取消虚字。有学者观察到：“他不喜欢在句与句之间用虚字来转折，而是欣赏‘硬顶’‘直接’的方式。”（前揭周游文，130页）这与上举补足“则”字之例貌若抵牾，实际上，针对层次不同。严氏力主芟夷虚字，集中在层次转换间。譬如评韩愈《原道》：“此篇文最可玩者莫如转接衔递处。入后几处直接，不用关捩虚字，故笔笔不测，而意境闳奥。”评刘向《极谏外家封事》“妇人内夫家、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句：“一折用硬顶、紧接，最觇能事，非文境极熟者不能。”（《全集》卷九，295、416页）明谓“转接衔递处”“一折”，皆注目于层次变化所在，不是泛言一切文句。又如评韩愈《平淮西碑》：“‘其无用乐’下用直接。”（《全集》卷九，530页）碑文“其无用乐”以上，叙唐宪宗问计群臣，最终决策出征，分派各人职守，以对话描写为主；此下概述用兵经过。自朝中而阵前，更属一大层次过渡。
晚清骈散两体文家，均有人倡言层次递接无痕，不把虚字当作转换标志。骈文家中，朱一新、李详、孙德谦诸人讲求“潜气内转”，至刘师培，作了最透彻的阐发：“古人文章之转折最应研究，第在魏晋前后其法即不相同。大抵魏晋以后之文，凡两段相接处皆有转折之迹可寻，而汉人之文，不论有韵无韵，皆能转折自然，不著痕迹。……使后人为之，不用虚字则不能转折，不分段落则不能清晰，未有能如汉人之一气呵成，转折自如者也。”（《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第五节，陈引驰编校《刘师培中古文学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119-120页）层次切换不以虚字提挈，为文方造高古之境。古文家中，曾国藩也追求“每段分束之际似断不断”，“每段张起之际似承非承”（王启原校编《求阙斋日记类钞》卷下“文艺”门辛亥七月条，朝华出版社，2018年影印本，162页）。严复于文章换层时，欣赏不加虚字、转接隐而不彰，无非受一时风习熏染，不见得多么创辟。此番新出评语，则透显他在非换层处，重视虚字作为逻辑标志的功用。这非但为以往所不知，并且是语法、逻辑等西方学科进入所激发的创见，更应该着意体察。
严复对于文章虚字的看法，必须合观已知与新出评语，始得其全。其他问题也大抵如是。新出评语只添加了一部分拼图。若把它们放回严氏所有《古文辞类纂》评点，甚至其人整体思想的画面里，这幅画面，又将产生几许改变？那真是一道饶有兴味的思考题。个中蕴藏，留待今后细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