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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北宸/文

张士诚是运盐工出身,起兵反元,打到苏州做了吴王。

成吉思汗鞭笞欧亚,而后建立一个硕大无朋的元朝。这么一个遮天蔽日的政权到了晚期,也照例是溃痈满身民变四起。张士诚太懂得“卖席的睡土炕,烧盐的喝淡汤”,知盐贵过于米贵,平江府本来花团锦簇,被他经营之后锦上添花。当时有句民谚形容民变的所有头领,说“友谅最桀(残暴),士诚最富”。这种底层的百姓起名字都勉强,就叫张九四(另一个头领陈友谅原名也叫九四),起事之后才请人改的名字。他最后被另一个底层百姓,和尚出身的朱重八逮了去。朱重八也改了名叫朱元璋,按斗争的逻辑,这时候他不会跟底层过不去,但对平层必然会过不去。朱元璋亲审吴王,吴王早拎清得很,说“天日照尔,不照我而已”。朱元璋听完就用一根弓弦勒死了他,之后直至建国,朱也自称吴王。诡异的是,朱元璋缔造的大明朝最后灭国也是一根弓弦的故事:吴三桂在昆明篦子坡勒死了南明永历帝朱由榔。

张士诚死则死矣,但还有彩蛋。

朱元璋讨元,打的旗号是“驱除胡虏,恢复中华”(《喻中原檄》,宋濂起草),这说明恢复的自然是被元灭国的宋。而两宋都有一个问题,就是文东武西的值殿排序——武将地位是远低于文官的,古来以右(东)为贵。朱元璋坐天下,想要恢复宋制。大臣们于是和他辩论起来,朱说,打天下用武,治天下用文,没啥不对啊。大臣们说,可文人有个大毛病,特喜欢隐臭讥谤,就比如——张九四厚礼请文人给他起名,给他起了啥名呢?士诚。朱说,这名不挺好么。大臣就解释,《孟子》说“士诚小人也”,这不就是骂张九四么?赵瓯北在《廿二史劄记·明初文字之祸》中记下了这段场景,并推断说“案是时文字之祸起于一言。……上由此览天下章奏,动生疑忌,而文字之祸起云。”

别的皇帝文韬渊博也就罢了,朱元璋斗大的字认不得一筐,居然大兴文字狱,这不是奇哉怪也?有道是“富帮穷全半生,穷帮穷说不清”,总之,虽然念经杀了运盐的,但也算为他报了阶级仇。

盐滩上造反的不仅是在红尘,仙境里也有。

张羽是潮州人,跟沙门岛的龙女私定终身,但龙王老丈人囚禁了龙女,让张羽一点咒念的都没有。给他咒的是东华上仙派来的仙姑,她传给张羽三件法宝:一只银锅,一枚金钱,一把铁杓——银锅里放金钱,再用铁杓将海水舀满银锅,架好柴禾大火煎煮。这怎么看怎么像盐民熬盐——《长芦:盐运古道上的聚落与建筑》一书介绍长芦盐业的生产分为煎盐法和滩晒法,其中煎盐法的关键步骤是“煎锅以芦苇或蓬草为燃料,烧沸卤水,蒸发水分,卤水随干随添,一直煎倒食盐结晶满锅”。虽然都是锅里煎熬,但仙家的妙用在于,能忽略盐结晶,只在意水多少即可。而且,和现在的锅炉水表和电量显示图标一样:锅里水煎一分,海水落十丈;煎二分,落二十丈;煎干了锅,大海也就同时被煎干了。张羽有了纳大海于小锅的仙家物理做背书,就在沙门岛海滩边开煮。这下就掐住了龙王的嗉子,只能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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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芦:盐运古道上的聚落与建筑》
赵逵 王特| 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
2023年9月

在民间的神话故事里,龙王很多时候是倒霉催的,惹事不惹事都被拾掇一顿。惹事的时候必然被复仇,不惹事的时候还有个怀璧其罪。前者比如这次跟哪吒闹海,后者比如孙猴儿借定海神针。哪吒家在陈塘关就是现在的天津,他闹的是东海现在叫渤海,孙猴儿的家在东胜神州傲来国的花果山,就是现在的连云港,他闹的也是东海,现在叫黄海。

孙猴儿除了斗战胜佛,唯一的正式有名称编制就是天宫御马监的正堂管事——弼马温。《西游记》说弼马温的同僚有“监丞、监副、典簿、力士”,这当然和史书系神话对接不上。《晋书·天文志上》说“传舍南河中五星曰造父,御官也。一曰司马,或曰伯乐”,都是管天马的,差距太大。伯乐在天上管马,下凡后相马,还是干专业。伯乐下凡在东周时代,叫孙阳,被秦穆公封为伯乐将军,专门给他选千里马。

《战国策·楚策四·汗明见春申君》记载的伯乐相马,发生在太行山路上。“骥之齿至矣,服盐车而上太行。蹄申膝折,尾湛胕溃,漉汁洒地,白汗交流,中阪迁延,负辕不能上。伯乐遭之。下车攀而哭之,解紵衣以幂之。骥于是俛而喷,仰而鸣,声达于天,若出金石声……”这就是人马感应。凡大道深处都互通,所以韩昌黎(《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这个侄孙就是上八仙之一韩湘子)说“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是跑的料但不是拉的料,在车把式眼里是怂包软蛋,而伯乐眼里则是牛嚼牡丹。特别是这车还尤其沉重——运盐的车。褚人获《隋唐演义》说到秦琼当剑卖马倒大霉的时候,就借用了这段故事作词《点绛唇》,大发感慨“没个孙阳,骏骨谁相赏?伏枥悲鸣,气吐青云漾。多惆怅。盐车踯躅,太行道上”。太行山横亘南北,连着两个盐区,分别是长芦盐区和河东盐区。而据赵逵团队所著《中国古代盐业聚落与建筑研究丛书》的绘图来看,伯乐遇到的盐车只可能是长芦的三个县域,分别是河南林县、河北井陉和涉县。原因是,太行山西属河东盐区,其盐销往北西南三方,就是不下太行山。李白远足凡过往风物皆有创作,但到黄鹤楼就躲了,说“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河东盐不下太行应该是因为,长芦盐销售已经完全覆盖了太行山东麓。

张士诚是盐城人。盐城,顾名思义是以盐立城,事实上也是这样。刘邦建汉在该地置县,叫盐渎。关于渎,《尔雅》(我国第一部字典,且是汉典,本朝撰述解释本朝,字义应该最贴切)解释有二:一是最小的水沟,“水注川曰溪,注溪曰谷,注谷曰沟,注沟曰浍,注浍曰渎”,二是“江、河、淮、济为四渎。四渎者,发原注海者也”。长江、黄河、淮河、济水都是从源头直流入海,所以称渎。那又小又大怎么解释呢?海边生又直流入海,这就是又小又大,源源不绝的意思。《雷锋日记》中有“一滴水只有放进大海里才永远不会干涸”这句和盐渎的命名立意约略相仿。东晋义熙七年(411年)改名盐城,除了隋末就只有1946年苏皖边区改称叶挺县(该年新四军有两大损失:军长叶挺空难和副军长罗炳辉病逝,故该年苏皖边区政府用二人名重命名两个县名以致纪念——安徽天长县改名炳辉县),基本叫到现在。盐渎也好盐城也好,在过去不用盐做地名不足以平民愤的地方非止一处,比如浙江的盐官、海盐等,今天在产业上都跟盐关系不大了。

无海不盐,成方圆在电视剧《虾球传》中唱的片头曲《游子吟》的第一句“人都说海水又苦又咸”,海水里的咸即是盐分。中国东临太平洋,“大陆海岸线长度约1.8万千米”(中国政府网·中国概况),这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前提只是要把盐从海水中提取出来,而这个过程就是食盐的生产。《太平御览》卷八六五引《世本》称“宿沙作煮盐”,这是史籍最早记载的食盐生产。宿沙氏是炎帝时期的一个诸侯(今山东境内),他点燃了烧向海水的第一把火,被称为中国盐业的祖师爷“盐宗”。山东是中国重要的人文祖庭之一,很多开先河者都出现在这里。煮海为盐最早的在山东,赋盐为金最早的也在山东,他就是管仲。管仲创立并施行“官山海”政策,“通轻重之权,徼山海之业”这就是古中国大名鼎鼎的盐铁专卖制度,天下效法。从彼时直到现在,盐始终是政府专卖,成为最大的民生。《论语·宪问》评价他“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

电影剧本《闪闪的红星》里吴修竹对冬子说“人不吃盐就没有劲”,大多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人都是从这部电影里才知道这个常识。后来冬子穿着浸盐水的棉袄把盐从姚湾镇带到红军驻地,再用火烤干棉袄刮盐。游击队有了盐吃,才能坚持打仗,等到冬子爸潘行义带着的队伍打回来。有好事者考证,冬子和潘行义的原型就是麻城的许光和许世友。故事的发生并非在江西,而是大别山区的鄂豫皖地区,那里才有冬子妈说的映山红,比如麻城龟山就是以映山红(杜鹃)闻名。

小说原型考证只能似是而非。许氏父子固然是,但张爱萍父子、曾志母子也是同样。那个战乱流离的年代,类似的事情太多了。至于映山红,井冈山上也是有杜鹃的,品种还是当地独有。但如果说姚湾镇,还算靠点谱——跟盐的关系很大,徐州新沂的窑湾古镇和宿迁的皂河古镇都是大运河上的盐粮要津,窑湾和姚湾同音,都是大镇。大运河自隋开挖之后,直到满清,一直是漕运主干,槽帮即是漕运中涌现出来的群体,因为一个机缘受到官府认可帮办漕务而产生的,二月河的帝王三部曲中把这段演义得活灵活现。

因盐成事的,槽帮算幸运。有幸运随之必然有不幸,就是那些贩私盐的。

张乐行是捻军巨擘,起事就是因为他原本就是私盐贩子。自有盐禁之初,即有私盐存在,所谓有禁则必有犯禁,有规则必有潜规则。程咬金编耙子之前就是在山东贩私盐的。对于官盐而言,私盐的规模再大也大不到哪儿去,因为政权力量有极大的约束度。

政权疆域内几乎所有的行为框格都是被规定的,比如云南盐运区的滇藏道。丽江以北的维西、中甸两厅是南边喇鸡鸣井的销岸,从地图上看是完全合理的,而实际上,这两厅吃的都是西藏芒康井和四川巴塘产的沙盐——康巴两处距维西中、甸比云南本省的喇鸡鸣井远了两倍不止。何也?这两厅南到喇鸡鸣井之间,自冬至春两季都是大雪封山,而以北的川藏通道却顺畅得多。地图炮的决策,把这里逼成了先天性私盐区,但官府也有辙:禁不掉那就顺坡下驴发财——在德钦阿敦子设卡,对沙盐征税。决策失误反过来成了设卡的因地制宜,血管狭窄虽然不是心脏病的病因,但血管里撑上支架也能有效——这就是官僚的逻辑自洽。

大规模贩私盐出现在清末。

之所以大规模,和如上所述政权约束度的逻辑同理,清末政权发生了问题。太平天国切入东南,两淮到两江的盐运通道被切断。这时候,川盐就自西而动,大举进入两江,关键是绝大多数都是私盐。清廷启动回光返照式的机灵,开始大设盐局收税。李鸿章的《川盐分成排销折》说“湖北宜昌一带,未经兵乱以前,向为川私充斥……自咸丰初年设局收税,化私为官,商民称便,悉就范围”。而相同的情形历史再现,抗战来了,川盐非但不能绝,民国政府还明令川盐增产,这两次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川盐济楚”。从大的层面看是政权的财政、产业和交通策略,而冥冥之中具体的某点,又成了拨动历史巨轮的锁钥。

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一个播布极广的故事。

听过的人虽然无数,但很少去深究几点:一是这个革命不是共产党的革命,而是讨伐袁世凯;二是闹革命的具体对象,就是桑植县盐税局芭茅溪的税卡;三是抢税卡不是抢钱,而是夺枪——那次夺了12条“塞一粒(子弹)打一粒”的毛瑟枪。(《南昌起义前的贺龙资料选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贺龙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

矿税盐税在过去,都是官府驻地武装收取的。向来地大物博的中国,凡有利处必然会有官府的征缴点,孟心史《明史讲义》在说到“万历之荒怠”时说“矿使税使、毒遍天下”,蚁聚蝇烦,数目巨大。小据点有武装但由于据点太多,兵力分散,遇到关键节点,就是起事夺枪的最好切入。如果逢乱世的大矿大井,要部署大量兵力,那谁来驻军就得用枪炮说话了,比如民国时期的自贡。

像唐山的开滦是开平和滦县的组合词一样,四川的自贡是自流井和贡井的组合词,而这两个井都是正儿八经的盐井。与两淮山东长芦这些沿海盐区不同,四川盐区主要是井盐,地下的矿脉是盐卤水,凑巧的是,井盐又常和天然气挂钩。东晋常璩《华阳国志》说秦国的“临邛县……有火井……取井火煮之,一斛水得五斗盐;家火煮之得无几也”。清咸同年间起,川盐称为“盐都”,在民国处处督军的时代,“一两白银一两盐”的自贡就成了西南军阀宝地,拥兵十万,人人吃饭,军费问题就是最要命的。从民前一年(1911年)滇军入川开始,直至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蒋中正控制全川,四川盆地经历了多次大大小小的军阀混战,借口多端,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自流井、贡井,以便就近提拨盐税,充作军用。滇军两次进川,目标都是自流井。

据不完全统计,这段时期自贡的驻军先后有:川军第一师、京防军郑籍庭营、川军第三师、滇军第一梯团、滇军刘法坤旅、川军张鹏午团、滇军金汉昌旅、川军吕超部、川军赵宗藩旅、川军刘成勋部、川军刘文辉部、川军杨森部、川军刘湘部、川军蔡玉龙部等。此外还有滇军的黄毓成、曾任四川都督的尹昌衡属部周骏,以及先依北洋后投老蒋的刘存厚等。战场或在成渝一线,或在其他地区,但往往离不开自流井、贡井这个中心地带。

网上流传一张照片,1939年西康省义敦县县长彭勋站在避难窝棚式的县政府门前。摄影师孙明经(蔡元培誉为“拿摄影机的徐霞客”,北京电影学院1977级张艺谋、顾长卫的摄影老师)问他“县府的房子怎么还不如学校?”彭勋答:“刘主席说了,如果县政府的房子比学校好,县长就地正法!”

这个刘主席,就是西康省主席刘文辉。之前刘是川康边防总指挥、四川省主席,怎么掐头去尾当了西康省主席了?1932年刘文辉和刘湘爆发为夺自贡的“二刘之战”,结果是刘文辉被亲侄子打跑了,只能到西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