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法家代表人物商鞅富有才华，但在魏国却不受重用，而秦国到了秦孝公时期，秦孝公嬴渠梁为了恢复秦穆公时期的霸业，便发布了历史上著名的《求贤令》。秦献公为了强大秦国，开始广招贤士，为此也给了卫鞅施展才华、报复的一个平台。卫国人卫鞅听闻秦孝公的求贤令，便离开了魏国，带着李悝的《法经》投奔秦国。卫鞅见到了秦孝公后，便用帝道、王道之术、霸道之术等游说。

卫鞅几次所说之法，并未让秦孝公感兴趣，卫鞅最终说到“富国强兵”之法，秦孝公深感兴趣，最终秦孝公决定在国内进行变法，为此展开了商鞅变法。变法初见成效后，秦孝公任命卫鞅为“大良造”继续推行变法，商鞅也被秦孝公封为“商君”。在变法推行后，秦国国力自此逐渐增强，商鞅对秦国是有大功也，商鞅因此在秦国也是位高权重，但变法影响了很多人的利益，而商鞅也不明白“功成身退”的道理，最终落得一个“五马分尸”惨死结局。

商鞅，姬姓，公孙氏，名鞅，卫国人，在卫国内可称为“公孙鞅”，因商鞅是卫国国君的后裔，为表明商鞅拥有卫国国君的血统，也可称为“卫鞅”，之后去往秦国，为秦国推行变法因功被秦国国君秦孝公赐予十五个邑的封地，封号为“商君”，后史称为“商鞅”，这就是商鞅名字的由来。商鞅所在的卫国是周朝时期的姬姓诸侯国，是众多姬姓诸侯国中存在最久的诸侯国，也是最后灭亡的。

卫国虽是一个诸侯国，但却是一个实力薄弱的小诸侯国。公孙鞅虽是卫国的王族后裔（卫国国君姬妾生的公子），但因自己的家乡条件有限，公孙鞅身为贵族，眼界和视野比之常人有着不一样的角度，而公孙鞅出生时正处于战国时期，是诸侯争霸时代，相比起自己腐朽、落后、弱小的家乡卫国，公孙鞅决定前往魏国发展，魏国当时是中原大地上最强大和富裕的诸侯国之一，最终就前往魏国成就一番天地。

卫鞅在年轻之时喜欢刑名法术之学，到了魏国后，成为了魏国国相公叔座的门客，开始侍奉公叔座，做了中庶子一职（战国时国君、太子、相国的侍从之臣），相国公叔座知晓卫鞅的才能但并未及时向魏国国君举荐，在太史公司马迁的《史记》中记载“公叔座知其贤，未及进”，因公叔座的为人是为自己考虑要多于国家，公叔座为了保全相位直到病重之时才向魏王举荐卫鞅。

公叔座在临终时向魏王举荐卫鞅，不仅对自身利益没什么影响，还能博得荐贤之名，但最终魏王没有采纳公叔座的建议而重用卫鞅，导致卫鞅这位人才最终流失到秦国。公叔座病重时，魏惠王亲自去探望公叔座，询问魏国的江山社稷怎么办？公叔座便推荐了中庶子卫鞅，公叔座说：“以卫鞅的才能，可以将魏国的全部国事交给卫鞅治理”，并对魏惠王说：“如若不任用卫鞅就将其杀害，不能让卫鞅离开魏国，到他国效力”。

魏惠王认为公叔座是病糊涂了，不仅没有任用卫鞅，也没有将卫鞅除掉。不久后公叔座病亡，恰巧此时秦国的国君秦孝公发布了《求贤令》。秦孝公继位时山东六国的战国六雄的格局已然形成，秦孝公与齐国齐威王、楚国楚宣王、魏国魏惠王、燕国燕文公、韩国韩昭侯、赵国赵成侯并立，诸侯间开始用武力相互征伐称雄，而秦国此时地处西北荒凉、贫瘠的雍州，加上此时秦国的地位很低，被众诸侯国疏远。

《史记商君列传》：“乃遂西入秦，因孝公宠臣景监以求见孝公。孝公既见卫鞅。”

秦孝公即位后便想重整秦穆公时代的霸业，向东收复失地，便下令在全国寻访有才能的人。卫鞅听闻消息后，便携带《法经》前往秦国，通过秦孝公的宠臣景监得以见到秦孝公。卫鞅起初大谈五帝兴起的道理，以帝道、王道之术说孝公，秦孝公听后不感兴趣，卫鞅又以霸道之术说秦孝公，秦孝公听后虽改变了态度但仍未重用商鞅。最终商鞅对秦孝公讲述五霸兴起的历史，宣扬富国强兵的强国复兴之道，秦孝公为此大感兴趣。

卫鞅向秦孝公说明了变法革新的重要性，秦孝公便打算以商鞅之道变法改革，但又怕变更法度，恐天下人议论自己，为此犹豫不决，秦孝公便召开朝会让百官商议此事。变法遭到以甘龙、杜挚为代表的旧贵族反对，卫鞅开始舌战群儒，最终卫鞅所言被秦孝公言好，于是任命卫鞅为左庶长，卫鞅开始制定变更成法，卫鞅担心秦国的百姓不相信自己，便有了“徙木立信”的典故。

《史记·商君列传》：“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於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

卫鞅在秦国国都的集市南门竖起一根三丈长的木头，如若百姓能把木头搬到北门就能获得十金，秦国百姓深感奇怪，不为所动，卫鞅便将赏金提高到50金，所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最终有一百姓将木头搬到了北门，卫鞅直接给了其50金。卫鞅通过“徙木立信”的手段树立典型，使公众信服，借此表明令出必行，绝不欺骗，为此开展了新法。

卫鞅对秦国展开了变法虽强大了秦国，强大了秦王，但苦了的确实秦国的各个阶层，卫鞅能在秦国顺利展开变法，其最大支持者还是秦国当时的国君秦孝公，而其它各个阶层对新法并不支持，然国君的大力支持，故而商鞅变法得以开展，变法中触碰了秦国贵族的利益只是其一，这也是商鞅之死祸根起因。商鞅推行的变法首先对秦国的百姓造成了很大影响。

新法中采用了连坐法，并使用轻罪用重刑的方式量刑。新法下令将十家编成一什，五家编成一伍，然后互相监视检举，如一家犯法，十家连带治罪。不告发者便处以腰斩之刑，隐藏犯罪之人与投降敌人同样的惩罚；为私事打斗者，视情节轻重处以刑罚；’如果从事工商业懒散就要将其妻子收为官奴，可见商鞅推行的变法中律令严厉，新法推行后，秦国很多百姓也说新法不方便。

新法虽然经过长时期的实行，使得秦国家家富裕，山林没有了盗贼，百姓也用于为国家打仗，不敢为私利争斗，秦国的额社会秩序稳定很多，直观的看是增强的秦国的国力，但客观看，却也致使秦国的百姓变得更加劳苦，因商鞅推行的变法的两大点是农业和军事，农业上，致力于农业生产，让让粮食丰收、布帛增产，使得秦国变得富有，军事上按各家军功赏赐。

变法使得秦国的百姓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提高重视农业，提高生产力，要么参军，上阵杀敌获得军功。提高生产力可以免除自身的劳役或赋税。参军上阵杀敌获得军功可以换取爵位，各按等级军功获得土地、房产，财物等，有军功的可以显赫荣耀，没有军功者即使很富有也不能显荣，当时秦国重视农业，抵制商贾，当时的商人地位低下，在相关影视剧中也可看到，被称为“贱商”。

秦国自变法后还是逐渐增强，但百姓的苦谁人可知呢？而且只要说变法不方便者就会被惩戒，会被迁到边疆进行劳役，商鞅变法不可否认确实让秦国变得强大的，但是百姓也是在“逼迫”中进行，商鞅之法推行全国，秦国的百姓也是畏惧商鞅。并且变法中将触动了贵族的利益，王室宗人如果没有军功者是不能列入家族的名册，削弱贵族、官吏的特权，让国内贵族加入到农业生产中。

商鞅推行的第二次变法废除了奴隶制土地形式，让其归为国有制，实行土地私有制，然后国家承认土地私有。虽然允许自由买卖，但百姓的主要途径还是通过提高生产和军功而获得。商鞅变法可谓是将贵族的利益剥削到极致，商鞅虽然有国君秦孝公支持，但是如若没有秦孝公支持，商鞅的下场可想而知，商鞅只有一人，而秦国的贵族何其之多，受变法影响者更是十有八九，贵族何以不恨商鞅呢？

商鞅之死还是商鞅自己为自己埋下的祸根。在第一次推行变法时，商鞅因为太子（秦孝公之子赢驷）触犯新法，于是商鞅便依法处罚太子，因太子时国君的继承人，而商鞅的变法归根结底还是维护国君，故而不能施以刑罚，商鞅就触犯了太子的师傅，太子左傅公子虞（公子虞是秦国王室赢姓子弟，名赢虞，是秦献公的庶长子，秦孝公的庶长兄，秦惠文王赢驷的伯父）和太子右傅公孙贾，公子虞被受劓刑，被割去了鼻子。

商鞅推行的变法于秦国有大功，秦国通过这次变法，使原本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比较落后的“西戎”之国，逐渐发展为当时最富强的国家，而商鞅的功绩之大自不可没，商鞅也被秦孝公赐予封地，封号“商君”。变法虽然使秦国欣欣向荣，日益强大，但打破了秦国延续几百年的贵族世袭制，商鞅虽然出任秦国丞相一职，但很多皇亲国戚都痛恨商鞅，但商鞅却不知晓功成身退的道理，反而不听劝告。

商鞅变法虽然让秦国变得强大，但也商鞅失去了人心，如若商鞅选择功成身退，也能颐养天年，度过余生。但商鞅并未如此，反而功成名就之后开始大规模地营建宫阙，用严刑酷法残害百姓，用新法逼迫秦国的贵族子弟，商鞅此举尽失人心。最终商鞅之前埋下了的因有了果，秦孝公去世后，太子赢驷继位，是为秦惠文王，商鞅之前处罚过的公子虞便开始陷害商鞅。

《史记·商君列传》：“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发吏捕商君。商君亡至关下，欲舍客舍。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无验者坐之。”商君喟然叹曰：“嗟乎，为法之敝一至此哉！”......秦惠王车裂商君以徇，曰：“莫如商鞅反者！”遂灭商君之家。”

公子虞便联合旧贵族告发商鞅谋反，派人逮捕商鞅。商鞅逃到秦国边境关口时想住旅店，但店家回答：““商君有令，住店的人没有证件店主要连带判罪”，商鞅推行的变法最终反而也应验到自己身上。于是逃到魏国，但是商鞅之前欺骗魏国公子昂而打败魏军，被卫国人憎恨被送还秦国，商鞅最终被秦军杀死，秦惠文王还将商鞅尸身五马分尸示众，并诛灭全家。商鞅推行变法的变法得罪了秦国的各个阶层，还不功成身退，最终死于其推行的严峻刑法车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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