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Yan Tu / Greenpeace
2023年的第一场线下活动,绿色和平“中国环境故事网络”项目联合中华环保联合会、故事FM于1月5日举办了一场工作坊。我们请到了来自清华大学、复旦大学的教授,与 真实故事计划、人物杂志、GQ、澎湃新闻、声东击西的非虚构界 一线工作者,共同 围绕“不确定的时代,记录真实的改变:气候变化下的非虚构故事”的主题展开探讨。
气候变化议题不是只包含宏大的、技术的和政治的话语,而应该有对公共利益的维护和人文的温度。如果你也想近一步了解如何把“人”放到气候议题的中心,用真实的、当代的、有力量的故事,帮助具象化系统危机下脆弱的个体经验,寻找更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个人实践,相信你能从下面的内容回顾中找到行动的希望与路径。
01. 讨论气候危机,我们为什么要以人为中心
分享嘉宾 刘君言 / 绿色和平气候风险项目负责人
“用附近去搭建公共与个体之间的桥梁,用行动对抗无力和焦虑感”
大家去描述气候变化问题,特别是描述它的公共性问题的时候,有很多不一样的表述。我们会比较经常听到,一种声音是声音特别洪亮,特别宏观,也是我们主流媒体气候变化报道中间最常看到的,就是关于气候变化宏观的、政策的、技术的、整体性目标的论述。另外一种声音在慢慢起来,但是它还比较小,它是关于个体的需求,个体多样化诉求的。
前一种,我们可以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里面看到,或者当我们去表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时,当我们去表述一个气候变化的全球行动时,都用一个整体性的概念描述它。
后一种,个体的记录和表达。我们过去几年就采访到一些受气候变化影响的个体的声音。比如来自重庆的摩托车手叫吴朴慧,大家叫她戴红蝴蝶结的姑娘。她在重庆山火的时候骑着摩托车给山上救火的队员一遍一遍地去运送物资。还有来自婺源的阿呆,2020年的时候整个长江中下游地区经历了非常严峻的洪涝灾害的影响,他回到了自己的家乡,看到的是淹没在洪水中的村庄和农田。
在我们现在的主流论述里面我会注意到,这两种声音是非常不平衡的,一种声音很大,很响,每天都可以看到;另一种声音非常小。他们中间其实是有一个断裂的,我们要思考,怎么把这个断裂的桥梁重新搭建起来。
我们在气候变化领域大家知道我们经常会讲很多二元对立的话题,应对气候变化是和发展对立的,应对气候变化是和我的个体诉求对立的,应对气候变化产生的产业转型和能源转型和我的就业生存、我的安全用能需求是对立的。
这个对立是怎么产生的呢?我想我们在做整体性目标为核心为导向的政策确立的时候,它把个人的利益、个体的利益忽视掉了。
在这样一种状态,就形成了公众去认知气候危机的第一重障碍——“与我无关”。无法满足我诉求的事情我为什么要管它?我们希望让气候变化的公共讨论中间的另一端的声音变得更大,变得更响亮,从而能够让它和我们去做的这种整体性目标,我们做的这种更自上而下的政策的导向整合到一起、并得到更多响应。
另一方面,我们看到主流的特别是目前我们听到比较多的在中国的公众的行动倡导,它好像在往退回到非常私人的领域。这是我们做了一个在中国的一些政府部门和企业产业部门去倡导的个人的行动的一个关键词的抓取。包括“节能”、“购买”、“回收”、“公共交通”等等,它缩回到个人行为非常小的一个范围里面去了。“保护”、“举报”、“法律法规”、“建议”、“文明”等,这些词好像也没有把个体的行动导向到一个公共空间,没有提供一个更具有指导性的方向。
点击图片,领取《公众气候行动手册》
这其实也是造成了我们气候变化认知气候行动的时候第二重障碍,就是我觉得我个人行动特别无效。所以绿色和平在去年的COP27上也发表了《公众气候行动手册》这么一个手册,我觉得它更像一个开放的地图,带领我们去探索更多在地性和多样性的个体行动,也希望大家跟我们一起去往前走,去找到自己的“附近”,并且在这个“附近”中、在自己的社区和社群里面,找到我们行动的力量。
为什么要讲社区和社群?它是介于公共或者是社会和个体中间的一个尺度。这个尺度里面,我们可以把个人的行为往公共议题方向拉一拉。
通过我们在舆论中间把这个公共政策往个体的利益方向拉,在行动中间把把个体的行动往公共领域去拉,我们想要去做的就是找到中间这个桥梁。
02. 气候报道中的个体视角
分享嘉宾 爱哲 / 故事FM创始人
"把一些个体的声音呈现给大家,这是我们作为媒体人的一个责任。"
图源:Yan Tu / Greenpeace
我这次梳理了一些尤其是今天在场的几家媒体曾经做过的一些气候报道,里头有几个常见的个体的视角,其中第一个是受害者,第二是职业相关者,第三是先锋。
首先受害者,举个例子,像澎湃做的气候之症,他们在年底的时候采访了4位受害者普通人,他们分布在江西、重庆、贵州这种受高温干旱影响比较严重的地方,还有北方的内蒙古通辽,受暴雪影响比较厉害。
然后是真实故事计划出品的。在郑州水灾的时候,他是上海出差到郑州的人,结果他进了地铁之后就消失了,他的家人、朋友迅速组织了一个寻找他的救援团队,几天之后找到了他的遗体。
第三个是,这是GQ当时几位记者去郑州做跟踪报道,以时间为主线。
职业相关者,就是主动或者被动从事相关的一些职业,《人物》在去年的时候做了,当时重庆火灾的时候相当于是把云南这支消防队调到了重庆帮助救援,讲述了这支救援队背后的人是如何成长起来的。
最右边这个是2021年底的时候,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当时央视要跟着我拍摄一个声音创作者的故事,我想这样的机会一定不要错过,因为可以通过他们进入到一些新媒体不可能进入的场域。我进去之后。他们有的护林员要在里面生活几个月才能出来,工作非常辛苦,也是一个非常有感召力的工作。
先锋类的这一种可能跟职业相关者是有一些重合的,但是我定义的先锋一般还是会有一些自己的理想主义的成分在,出于自己的兴趣来去做这样的事情。第一个是在2020年“双十一”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个。这个主人公她因为不消费,所以节省了非常多的钱,拿着这笔钱去新西兰去学动画设计。在那她发现了一个新的宝藏,发现在自然中可以找到很多的食物,比如说蘑菇、韭菜、果子,完全可以不消费可以生活下去。然后她有一个咖啡罐,她一年消费的塑料只装满了半罐。
也是真实故事计划做的。他们采访的是一群放弃了高薪,在深圳浅海区域去种植珊瑚的事情。这个有点西西弗斯,因为珊瑚是非常脆弱的,很容易会死掉,这也是一个非常有感召力的故事。
我们作为媒体可以在气候议题上做一点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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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国际媒体人之间的协作很重要。这个案例是港大的陈老师发起的环境报道联盟,做的一组关于非法的穿山甲消费的报道。这样的报道非常必要,因为很多环境议题实际上消费端在中国,所以在中国这一层把这一面呈现出来,的确是我们的一个责任。
再有,我觉得需要学界、公益机构和媒体的协同。如果要做个体故事,需要学界和NGO跟我们配合定位利益相关方,帮我们推荐那些适合做报道的个体。像这次重庆山火的时候,绿色和平也推荐了救火的志愿者给到我们。
官方机构还可以帮我们做突破,学界和NGO以及政府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一些,可以帮我们做这个推荐。前一段时间我想去做中国航天员航天中心的采访,只能跟央广合作才能去做突破,所以需要大家的帮助。
03. 用非虚构故事讲述气候变化下真实脆弱的个体经验
“可能做出这个反应这个力度是远远超乎我们坐在书斋或者是坐在办公室里面对于气候的感受,像这位渔民他付出的巨大代价可能就是死亡。”
“我们要有一个微观的视角切入,把生命故事写出来,写出来之后再在一个大的时代背景看到今天的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剧烈影响。”
在圆桌讨论环节,故事FM创始人爱哲担任主持人,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严飞、真实故事计划创始人雷磊、《人物》杂志编辑姚璐、智族GQ报道总监靳锦一起,共同参与分享了他们在非虚构一线工作接触到的个体故事。
爱哲:因为我们这次是讲非虚构当中的个体经验,几位都是资深的媒体人,我想先请每一个人分享一下您个人,或者是您所在的媒体曾经做过的,一些自己印象比较深刻的个体视角的气候议题。
雷磊:我们的渠道推出的文章,很多是来自于UGC生产。 这种出自于UGC的报道大家的视角往往会受到一定的局限,因为大部分普通人更关注自己的生活。 最近这几年,特别是国内的一些极端气候的天气频繁发生的状况下,也有一些气候影响到实际民生的报道,最后呈现到我们的作者投稿当中。
给大家举一个简单例子,这个投稿叫做,故事来自江汉平原的长江和汉江之间的小镇上。江汉平原有大量依靠养鱼的内河渔民,属于渔港生存的常态。但多数城市人不知道的是,鱼在高温情况下特别容易缺氧,水温过高导致养殖池子里面氧气密度下降,造成大量的鱼类死亡,对渔民造成了不可估量的经济损失。我们的文章讲到有一个渔民,因为晚上想把电制氧放到池塘里面,最后操作不慎触电身亡了,其实小镇上已经长时间出现了断断续续的停电。这是民生上一个小小的悲剧,如果真实故事计划没有接到这个投稿,可能连当地的都市新闻都不会刊登这个事故,因为它发生在一个小鱼镇里而不是大城市里。
但是,死亡悲剧的背后,牵扯到更大的气候议题:首先是高温天气,其次是因为高温天气,然后引发了停电的状况,使得他们必须在晚上操作一些比较危险的设备。我们会看到,普通人在关注气候议题的时候,实际上是气候已经切实影响到他们生活的领域之后,才会做出反应。可能做出这个反应这个力度是远远超乎我们坐在书斋或者是坐在办公室里面对于气候的感受,像这位渔民他付出的巨大代价就是死亡。
图源:Yan Tu / Greenpeace
姚璐:我觉得《人物》杂志一直以来是相当关注“人”,其次是关注跟公共性有关的议题。我想大家都还能记得差不多10年前,《人物》做过一篇报道,叫,这是当时一个刷屏级别的报道,是讲当时北京的雾霾问题。
到2022年,像我们编辑部说的,确实是很深很深的感知,真的气候变化影响到了每一个人,无论是刚刚大家说的在郑州一个上班族可能在地铁里面溺水身亡,还是夏天我们看到很多热射病。之前我甚至不知道这个疾病,而且热射病患者很多从事的是相对底层的工作。
我们就此做了一系列相关报道,包括水灾、干旱、山火、极端高温引起的疾病等。包括刚刚我自己去看我自己的选题单,极端气候是一直在我的选题单上的,我们之后还要做,去找到合适的切口合适的故事。
靳锦:我想分享是2021年西双版纳有一群大象北上的故事,当时很多媒体报道,我们一个记者在当地跟访了一个多月,写了一篇文章,叫。
那篇文章很长,也有很多丰富的信息,我想分享几个视角。
一个是胶农的视角,当时这个记者住在胶农家里面,跟随他完成了一次割胶的工作,他作为胶农凌晨2点钟起床,3点钟进入雨林开始割胶,那天他们非常辛苦割完胶之后遭遇了大雨,所有的橡胶都被冲走了,然后他们就坐在一个因为大于无法发动的车子里面,长吁短叹,胶农妻子说我们今天我们熬夜,又淋雨,但是也没有挣到这200块钱。
第二个视角是记者的视角,记者在当地采访了橡胶产业,他们跟政府、公益人员和胶农交流很多人,他讲到说因为西双版纳本地很难发展出一种非常成熟的工业,大量的土地被作为保护区而存在,保护区是一个人为的概念。对于大象来说,它们眼中是没有保护区的定义的,所有保护区划分在哪里只是一个人为的规定。所以对当地政府来说,如何发展当地经济是一个非常棘手的事情。但是同时他们又很焦虑这个新闻给大家带来一些负面影响。记者当时举一个例子是在勐腊他们人均的年均收入是12000多,平均每个月月收入只有1000块钱左右。但是当地部门请记者吃饭花了1500块钱,她就在稿子里写了,这是当地人一个月的月收入用来吃一顿饭,她觉得心里非常愧疚。
还有一个视角是作为一个都市人,记者在雨林里是很难以忍受的,无论是气候还是地质条件,但是对于当地居民来说他们可以在雨林里面非常畅快生存,她的结论是我们可能更要尊重在地性。
最后一个是我作为编辑的视角,也反映了一线做采访的难度和重要性。有一天我在路上闲逛的时候,突然接到这个记者的电话,她说,你现在能不能立刻马上给我出一个带公章的公函?我说,现在是周末,申请审核需要小一周的时间,这个会非常大地影响到你的采访进度。正当我们在电话里讨论如何解决这个难题的时候,记者说,我必须得挂电话了,因为大象朝我冲过来了。她当时离逃离的象群非常近,大象突然从树林里面冲过来,她和当地的干部就一路狂奔。
爱哲:我们作为非虚构创作者,大家非常想从社会学当中汲取一些经验。我能想到的就是田野调查这一块,对于媒体人来说一般去到现场做田野的话,可能只有一天或者一周的时间,但是对于社会学家可能需要长达几个月、几年的时间。能不能说一些您在田野调查当中的体验、观察到的个体,和短时间内观察到的个体行为有什么区别?
严飞:我自己在想在气候变化这个议题上如果加上社会学田野进入的视角和社会学的分析思路,我大概想到也许有三个角度值得跟大家去讨论。
第一个角度是我们田野点的选择,一般来讲,在传统社会科学的调查和研究当中,我们一般都是以单点作业为主,比如说我们会带着同学们来到北京的城中村,来到北京的地下室,来到北京一个工地上,来到一个特定的地点。我们在这个特定的地方做长时段深度的访谈,深度的调查,然后与当地人建立一种亲密的关系。同时不断迅速来观察这个地方所发生的变化。
如果采用多点的方式,去和美国一些宗教社区或者是一些种族社区进行一个比较,这样一种比较的视野里面是对多地多个社区群体的研究,然后在一个更大的全球性的视角里面来进行不断地观察,这样我们就会把关于气候研究的议题不断进行拓展。
我会觉得这是我们社会学田野进入到非虚构写作,再和气候变化议题相结合的第一个视角,田野点的选择可以从一个静态的单点可以变成一个动态多点的比较,发现这样一种比较可以是全球性的一个跨区域、跨国别、跨社会群体一个多点的比较。
另外,进入田野过程中,一个非常著名的社会学家乔治·马库斯,他提出来,我们在田野中要不断跟随人、跟随物,跟随隐喻,跟随情节、故事和预言,跟随生活的传记,跟随冲突。
说跟随人,我们之前有学生是做三峡移民气候变化导致大量三峡移民迁移到另外一个城市,我们就是根据具体人探讨他背后的故事。
再比如说跟随物,最重要关注的点是所谓的平民化的焦点,对我们日常生活深度的挖掘,我们更多的是想看到在大的宏观的气候变化议题之下,普通人他们是怎么样受到深度的影响。
社会学的角度来进行非虚构的写作,我们总结的是一些有代表性的声音和故事,但是这些代表性的声音和故事背后,是一个社会时代、一个结构性的特征在不断地展现出来。我们要有一个微观的视角切入,把生命故事写出来,写出来之后再在一个大的时代背景看到今天的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剧烈影响。
第三,非虚构写作过程中,因为我们关注是普通人的声音,我会一直强调对于具象化生命体验的人生每一个细节,进行一个生命基调的一种写作,这样一种关注生命基调的写作会特别在意的是对于细节的一些再现,和我们关注这个田野点的一个深度的描绘。我们要以一种在地人的身份主动和这个地方建立起来,不是说一篇深度报道写完了,这些在地的被访者和我们就再也没有联系了,我认为不是这样的。
我认为一个在地的身份意味着我们和这个地区的联系会不断有一个长时段的可持续的纽带的连接。尽管我们这篇论文写完了,但是我们和在地人的连接不断延续下去,不断按照生活的逻辑继续延续,而且会在后期的日常生活的碰撞中激发出一些惊喜,让人非常惊喜的让人可以期待的一些效果。而不是作为一个外来的旁观者,一个高高在上的,具有自我优越感的学者说,你来配合我们的访谈,不是这样,而是把自己打入其间,变成一个在地人的思维方式。
圆桌待续······
在下篇回顾,你将看到靳锦老师回顾GQ在去年从救援队视角,对郑州水灾的报道,雷磊讲述孟加拉经典美食由咖喱鸡肉转变为咖喱鸭肉背后的故事,以及第二个圆桌讨论,我们邀请到了声东击西主播徐涛、澎湃新闻市政厅栏目主编王昀、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刘景芳、中央财经大学气候与能源金融研究中心高级政策分析师徐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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