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嫁给了自己的导师，没想到竟是这样尴尬婚姻。多年后的我想告诉朋友们，生活是多样的，爱是多样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多样的，做不成夫妻的人，也许是最好的老师、同事和朋友。

师生之恋在飞短流长中生长

我叫凌燕，1986年考上武汉某大学历史系。大三那年历史系开了一门选修课《明代的政治制度》主讲老师是当时历史系最出名的教授之一，在明清史研究方面成果较多，名气也比较大。这之前我只是听说过他，但从未听过他的课。这次听了他的课觉得他确实学识较渊博，对很多问题有独到见解，我对他产生了一种崇敬之情。这门课的期中考查是写一篇研究性的文章，我的文章受到他的好评，他因此注意到我，经常要我到他家帮他抄稿子，我也经常向他借书，或请教一些问题，我们的关系越来越密切。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一所中学教书，但我一直和江子量保持着书信往来。他有一封信谈到他的婚姻，说与妻子没有共同语言，妻子只知道家务人情，不了解他的学术和事业，他生活得很痛苦。我是他的学生，比他小20多岁，又没有什么婚姻经验，不知如何安慰他，但对他的这种信任，我的心里有一种异样的感觉。

在黄冈教了两年书，我觉得与自己的理想相差太远，且遭受了一次恋爱失败的挫折，感到很沮丧。江子量建议我考他的研究生，我顺利地考上了。

1993年我回到母校读研究生时，江子量已经离婚了。他这次招了两名研究生，一个是我，另一个是广州来的女生。他根据我们两人的情况，分别制定了学习计划。但他明显地对我的关心要多一些，第二学期，我的一篇研究报告经他修改并推荐给学报发表了。

后来，江子量甚至把收发信件和领汇款单取钱之类的事都交给我去做。我也很乐意帮他做些事。在感情问题上，我们没有多说什么，但彼此好像心照不宣。

1994年10月，一次规格很高的明清史学术讨论会在山东泰安召开，江子量是受邀请者之一，虽然会议明确规定不准带研究生，但他还是带我去了，并把我介绍给学术界的很多名人。从这次会议上我也看出，他的名气的确很大，还有些年轻人把他的专著买来让他签名。

会议期间会务组安排了一次登泰山活动，一些老同志都是坐上去的，江子量却一定要我跟他一起爬上去。我的体质不大好，爬十八盘的时候，几乎完全是由他搀扶着上去的。一个50多岁的老头子，搀扶着一个不到30岁的女子，引来了登山者很多好奇的目光，尽管我有点不好意思，但我却感到很温暖。爬到山顶的时候，太阳已经快落山了，我们干脆就坐在山顶看日落。直到太阳落到了地平线下，我们才坐缆车下山。回到宾馆吃过晚饭，江子量把我叫到他的房间，认真地谈了他以前的婚姻，并真诚地说他希望我做他的妻子。

此后我们的关系就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由学生变成了恋人，在很多场所我们都出双入对，还经常一起买菜做饭。他对我的态度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再以老师的口气与我说话，我对他也不像以前那么客气。

我认为这是一种很正常的恋爱关系，既没有去渲染，也没有刻意掩饰。不久这事就很自然地在学校传开了，虽然没有人干涉，但学校的舆论大多数都鄙弃我们。尤其是对江子量，很多人都认为他招生时就心怀回测。有一次我到系资料室去，走到门口时，听到几个老师正在议论他，说江子量真缺德，居然和自己的学生谈恋爱。他本来就很风流，这种关系绝对长不了。

我们的关系更是研究生楼茶余饭后的谈资，就连我的小师妹也大不以为然，时时冒出两句冷嘲热讽的话。我的一些朋友和同学对我的选择明确地表示不理解，历史系一位年长的女教师曾语重心长地要我慎重考虑，免得使自己受伤害。她的言谈之中还暗示江子量并不适合做丈夫。

最大的阻力还是来自我的父母。他们都是老师，都很讲面子，他们觉得我无论如何应该找一个年岁相当的男友。

但我认为我们之间有很多共同点，特别是他对学问的认真态度和不懈追求令我钦佩，虽然有人觉得他有点怪，但我认为这是他的个性，名人都有些怪僻，都有不同于常人的地方，这正是其魅力所在。因此我坚决要把这种爱情进行到底。我干脆和他一起过起了小日子，把他的生活安排得妥妥帖帖，让他专心致志地搞他的研究，他也心安理得地享受着我的照料。

但我们的关系不知被什么人反映到学校领导那里去了，并大加渲染，学校责成研究生部调查此事。研究生部首先找我了解情况，我毫无隐瞒地把我们的恋情都讲了，随后系领导和学校领导分别找我们谈了话，都觉得导师和研究生恋爱败坏了学校风气，劝我们中断这种关系，还提出给我另找个导师。

我虽然看起来柔弱，其实很倔强，我明确表示宁愿退学也不中断与江子量的恋爱。江子量也是个我行我素的人，因为他是系里的一块牌子，学校要找个像他这样的人还很难，所以他有恃无恐，谁也不看在眼里。

共同生活中爱的理想是镜花水月

虽然不合时宜，可我们的恋爱毕竟是合法的，校领导最后也只好不了了之。

1995年，江子量的儿子高考落榜，他答应前妻想办法把儿子弄到学校来读书，他把儿子安排在自费走读班就读，他的前妻的家离学校较远，儿子要住在他那里，这种要求当然是合理的，我也能理解。

但江子量对我提出：“你还是回研究生楼去住吧，我儿子来了，你在这里不方便。”

我惊呆了！我们虽然没有正式结婚，但已经在一起生活了一年多了，我们早商议好了，等我的论文答辩完了就领结婚证。现在他的儿子要来就把我赶走，那么我成了什么人了？

我和江子量大吵了一架，便立即搬回了宿舍。江子量四处找我，可我不理他，我甚至考虑过和他分手。我觉得在他眼里，我太不重要了。江子量见我真的生气了，让我的小师妹转给我一封信，表白他对我的一片真心，他说只是怕伤害儿子才这样，并没有要赶我走。

江子量的儿子来学校上学了，他表示不愿意跟爸爸住，要爸爸在学校给他另找个地方。孩子还懂事地来劝我回去。见孩子这么识大体，我感到了一丝安慰。当时研究生宿舍有空房，我帮他在研究生楼找了个住的地方。

但我还是没有搬回江子量那里，我们虽然和好了，但这场摩擦多少对我有点伤害。

1996年6月，我顺利通过了论文答辩，系里决定让我留校任教，这一决定自然是考虑了我和江子量的关系，但主要是因为我的几篇论文得到了专家的肯定。

7月，我和江子量正式登记结婚了，只买了几斤糖发给系里的同事们，不像结婚，而像是一种公告。暑假期间，我们定了两桌酒席，邀请了几个朋友和江子量的姐弟们吃了一餐饭。我通知了我的父母，但他们都没来。我在少女时代对婚礼有着最美好的理想，女儿穿着雪白的婚纱，挽着爸爸的手，缓缓地走向新郎，当父亲把女儿交给新郎时都要说一句“好好待她”，算是父亲把保护女儿的重任移交给另一个男人。我每次在电影里看到这种镜头都会感动，而我自己的婚礼却与理想之间有着巨大的鸿沟。

结婚不久我就不得不面临一种尴尬：新婚的我们，由于江子量年龄大有点力不从心，起初我不以为意，但我没有想到这后来竟成为江子量一系列狭隘行为的根本原因，直至最终断送了我们的婚姻。

婚前，我们虽然交往一年多，但基本上是各自一个房间，江子量很少要求和我同住，有那么几次，他好像都是做了充分准备的。我们结婚之后，不能再分室而居，但每次江子量都草草收场，因此他觉得很自卑，怕我看不起他。我极力安慰他，叫他不要把这事看得太重。江子量不说什么，却经常吃一些补品，还常常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占有欲，他其实是很在乎这件事的，这为我们未来的生活埋下了祸根。

共同生活的时间一长，我们之间的矛盾逐步显露无遗，有些是因为年龄上的差距，像这样的事情我都迁就他，比如我喜欢听流行歌曲，他就不听，家务事他一概不管，我也不计较。但在原则问题上我坚持己见，因为这些问题大多涉及到我的独立性和人格尊严。

我们第一次公开发生冲突是为我的一本书的署名。我从读大学时就开始收集明清时期中西文化交流的资料，读研究生时也在这方面花了一些工夫，并写了几篇文章，有两篇已经公开发表。毕业后我把这些文章整理成书，获得了校学术基金的资助并公开出版。书稿江子量自然看过，他也提过一些意见。书要出版的时候，他提出了一个要求：加上他的名字，算是我们的合著。他说这样可以表明我们夫妻之间琴瑟和谐，夫唱妇随，在学术界可被传为佳话。

读研期间我公开发表的文章都署上了他的名字，那时他是导师我是学生，署名情有可原。有些人认为我是借导师的名气发文章，我虽然不以为然，但也没有辩解。现在不同了，我不愿意别人说我还在沾他的光，也不愿意把我的成果记在他的名下，毕竟这些文章都是我独立完成的。我委婉地对丈夫说：“这是我的第一本专著，就让我独自署名吧，以后我们再合作。”

江子量很不高兴，说我不讲夫妻情分，忘恩负义，为了这事，他好长时间都不理我。

这样的事情虽然令我不快，但我还是能理解他的心情，但他在生活上对我的限制却让我越来越不能忍受了。

结婚后江子量变得特别狭隘，我和任何男人的接触都会引起他的怀疑，以至于我正常的人际交往都受到了限制。我毕竟年轻，有一帮年轻的同学和朋友，并不是我所有的活动都适合他参加，有时他去了会影响别人的情绪。有时纯粹是女孩子的聚会，他一个老头子去了就更尴尬。可是我不让他去的话，他就会莫名其妙地疑神疑鬼，因此在婚后，我尽量地推掉朋友们之间的聚会。时间长了，我干脆就不理朋友们了。除了上课备课，看书写作，就是伺候他们父子，我感到这样的生活太单调了。

有一次我郑重其事地跟江子量谈了我的感受，他听了却不以为然地说：“你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江子量对我的工作也时有干预，随着我那本书的出版和几篇文章的发表，我开始为学术界所知晓，经常有人邀请我参加一些学术活动，这对于我来说应该是一件好事，但他却经常不问我的意见就擅自做主替我回绝掉，不让我参加。他振振有词地说：“我要的是一个老婆，而不是一个学者。”他甚至责备我，说我因为专心写书而忽略了照顾他的生活。

我觉得世事真是捉弄人，想当初他与妻子离婚就是因为她不能理解他的事业，而现在，我在事业上的成就居然又成为了我们婚姻的障碍。

疯狂的嫉妒中学界楷模成为粗鄙蛮夫

被限制久了，我自然就有了冲出樊笼的冲动。1997年暑期，我又收到一份到厦门参加学术会议的邀请函，我跟系里打了个招呼就独自去了。

回家后江子量很生气，就像孩子似的，好多天不理我，我用尽了女人的温柔，才使他消气。但此后他把我看得更紧了，有一次还私拆我的信件。我为此跟他大吵了几次 但他却罟芒罔闻，我相他这样竖张我可能是我们的年龄差距太大，他生怕我会离他而去，我理解他这种心情。于是在很多小事上，我原谅他，迁就他，只是希望我们来之不易的婚姻能够维系下去。但随后发生的事情则使我们的关系彻底破裂了。

1997年9月，我的一个同学出差到武汉，邀请几个老同学聚一聚，我们晚饭后到一家歌舞厅唱了一会儿歌，我11点钟才回家。其中有个同学是开车来的，就一直把我送到楼下。

江子量从窗口看见了我们，我一进门他就兴师问罪地逼问我，我越是赔着笑脸向他赔不是，他越是火气大，最后竟一耳光打过来，还大骂我到外面找野男人。他声嘶力竭地叫喊着，教授的风度和体面完全没有了，变成了一个毫无教养的、粗鄙的，蛮不讲理的男人。

我被骂傻了，一个被学生当做学界楷模、道德君子的人，竟用如此粗鲁的话骂自己的妻子，还对妻子大打出手，在学术界可能是绝无仅有的。我的气也上来了，没有考虑什么后果，顺手拿起两本书扔过去，正打在他的脸上。这更激怒了他，他跑过来抓着我就打。他的儿子正好在家里，听到我们打起来了，跑出来把他拉开了。

我满腹委屈，趴在床上大哭了一场。不知过了多久，江子量进来了，他疯了似地在我身上乱拧乱掐，嘴里还不停地骂着：“让你出去疯，让你出去疯！”

我毫无防备，只好拼命地躲闪着，但身上还是被掐得青一块、紫一块。江子量筋疲力尽地睡着了，我坐在沙发上绝望地望着他：这就是曾经令我非常崇敬的教授吗？这就是我一心要嫁的男人吗？他在讲台上侃侃而谈，在学术上卓有建树、受人尊重，结婚之前也曾对我温柔体贴，为什么会变得如此行为怪僻、心胸狭窄呢？

我实在不能忍受了，连夜起草了一份离婚协议书，只要他同意离婚我什么都不要。

第二天早晨，我把早餐做好，等他吃完了，我才把离婚协议书给他看。他坚决不同意，并痛心地对我说：“昨天我只是一时冲动，请你原谅我吧。”

我告诉他，我们还是离婚的好，免得给彼此造成更大的伤害。但他还是拒绝签字，并一再向我认错，表示以后绝不再伤害我。我的心又软了，决定给他一个机会，就收起了那份离婚协议书。

但没过多久，江子量的老毛病又犯了，他老是怀疑我跟别的男人有染。有时正吃着饭他会突然对我出语相骂。

我生气地与他争执，他就变本加厉地折磨我。只要我跟别的男人多说几句话，就会被他严加盘问。更令我生气的是，我对他的儿子好一点，他竟含沙射影地说我勾引他的儿子。他儿子怕影响我俩的关系，坚决不肯住在家里，宁愿到外面租房子住。

我觉得他完全是心理变态，建议他去进行心理咨询，但他说我诽谤他，说什么也不肯去。我只好自己去向心理医生咨询。心理医生说江子量的这种症状表明他存在着明显的心理障碍，并造成了人格分裂，在家里和在外面判若两人，这和我们的婚姻和他的生理状况有直接关系。治疗的方法有两种：一是进行心理疏导，让他建立起对自己的信心，对妻子的信任；二是消除他这种心理存在的基础，明确地说就是离婚。

我把医生的建议告诉了江子量，他拒不相信，他认为自己是全国知名的教授，是为人师表的，绝不会有什么心理疾病。而他的疯狂的嫉妒却愈演愈烈，我别无选择了。

1999年底，我再次向江子量提出离婚，我的态度很坚决，我从家里搬了出去，住进了单身教工宿舍。江子量知道无法挽回了，终于在离婚协议书上签了字。

离婚后，我们仍在同一个教研室工作，经常见面，起初都有些尴尬，后来也渐渐习惯了。有些集体科研项目是由江子量牵头的，他要我参与，我们的合作很愉快。在工作中，江子量依然是一个文质彬彬的学界楷模和道德君子，对我没有任何私人恩怨，偶尔还有一点脉脉温情。我有时会觉得奇怪，那个曾经以丈夫的名义损害欺凌我的教授好像从来没有存在过。我静下心来想想，江子量其实并不是一个恶人，但他对我的感情并不是爱，而是一种本能的亲近。逃脱出婚姻和肉体关系，我们心平气和，甚至比从前的师生关系还要融洽 。

之后的许多年，同事们看着我们客客气气地相处，建议我们复婚，但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风雨虽然过去了，但我的伤痛还在。经过了这难堪的婚姻之痛，我明白，对于我们来说，成为同事、师生和朋友，也许是最好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