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8月22日凌晨2时，被解除软禁的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专机降落在莫斯科伏努科沃机场。机门开启后，他从机舱里探出脑袋，看到的是自发前来接机的苏联群众。在密密麻麻的人群里，除了少数总统的反对者，绝大多数苏联民众对戈尔巴乔夫的遭遇深感同情。他们愿意既往不咎，希望戈尔巴乔夫能够总结教训，带领国家走出困难。戈尔巴乔夫对眼前的这一幕深受震撼，他甚至忍不住感叹道：“我好像回到的是另外一个国家。”然而激动归激动，遗憾的是，老百姓想要稳定，希望看到国家重焕荣光，戈尔巴乔夫却并不这么认为。

“苏联解体”、“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这些话题纠缠在一起，大伙儿可能都听烦了。 然而这些被摆在历史显赫地位的大人物，他们所作的许多决策，恐怕并没有那么高明。咱们今天要讲的这个话题，乍一听有些骇人听闻，但仔细想想，它又在情理之中。事情大概是这样的：当苏联陷入动荡时，叶利钦和他的党羽们必然十分激动，但戈尔巴乔夫并不一定就不高兴，他愚蠢地认为：局势越乱，自己就越正确。

通常而言，伟大的国家缔造者们，为后人做出最大的贡献莫过于建立了一个政权，从而为人民带来相对稳定的秩序；而就苏联而言，纵使列宁、斯大林甚至是赫鲁晓夫各有各的槽点，他们治下的苏联是团结、安定而强盛的。即便是赫鲁晓夫怎么也看不惯前任，他的“报复”也大有对事不对人的意味，就是说错都错在斯大林一个人身上，伟大的苏维埃不会犯错；戈尔巴乔夫却恰恰相反。

所谓的“民主派”得势后，尤其是在“八一九事件”以后，叶利钦把戈尔巴乔夫折腾得够呛，后者也留了个十分委屈的可怜虫形象：；堂堂超级大国的元首，居然被下属逼着读别人写好的演讲稿；与之形成尖锐对比的是，刚刚坐上头把交椅的戈尔巴乔夫可不是一个“老好人”，尤其是在官员的裁撤上，他手段是一点儿也不软。截至1986年初那会儿，戈尔巴乔夫把15个加盟共和国首脑、最高苏维埃和部长会议的主要领导中的19人换成了自己人，这一数字占到了总人数的40%。2年后，苏联州长级别以上的官员几乎全换了个遍。那会儿的戈尔巴乔夫踌躇满志，立志要做一番大事业，这番操作其实也并不难理解。然而，在为自己的改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后，他接下来的做法却让人大跌眼镜。

改革过程中，戈尔巴乔夫十分强调“道德”一词。在这里，所谓的“道德”并不是咱们通常理解的那样，而是指原有的苏联体制太过冰冷强硬，没有人情味儿。表面上看，他是在认真反思苏维埃高层在过去所犯下的一些错误，实际上，他却是试图用这种方式撬动旧体制。众所周知，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期那会儿，几代苏联人总结出的那一套就已经有些玩不转了，国家经济发展趋于停滞，阶层矛盾尖锐，许多势力甚至到了有你没我的地步。

正所谓“不破不立”，客观地讲，先打破旧体制的束缚，这样的思路没错。在最初一段时间里，民众也乐于参与到当局提出的“公开性民主化改革”的讨论中，然而没过多久，人们便发现气氛越来越奇怪。

原来，戈尔巴乔夫这一手的目的似乎并非“解放思想”，而是图个热闹。在他的授意下，政府只管把动静搞大，根本就不管民众做啥。具体来说，从当局于1986年放开言禁开始，苏联每座城市都冒出数以百计的政治组织和团体。表面上看，它们在为国家改革献计献策，实际上，真正做人事说人话的那一部分所占比例少的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绝大部分就是来瞎凑热闹的，有人提倡让苏维埃政权自行解散，有的还建议恢复沙皇制度，让戈尔巴乔夫登基。总而言之，各种胡说八道的都有，原本严肃的政治圈被搞得像动物园般滑稽，然而政府对此不闻不问。结果仅1年后，这样的团体总数就超过3万个。

戈尔巴乔夫对这样的局面感到十分满意，认为民智已被重新打开，改革的时机也已到来，于是在1988年6月，他高调宣布，要给国家体制来一场彻彻底底的革新。其实在这个时间点上，核心权力圈的大佬们有一大半还是支持改革的，然而其中一部分理智者看到戈尔巴乔夫的操作，对此感到担忧。他们认为改革始于这样荒谬的政治气氛中，它注定不会有啥好结果。然而戈尔巴乔夫对这些建议不闻不问，相反，当年年底，他就列出了一个写有150人的名单，在列诸君都被视为“反对派”。

在戈尔巴乔夫的大力打压下，“反对派”们迅速被剥夺了政治资本，不久，苏联政治结构便发生了彻底的改变。就拿被视为“第二首都”的列宁格勒来说，其州、市两级官员竟无一人入选最高苏维埃；除此之外，过去全国16个军区中14个的司令员均遭落选，一轮“彻底的民主选举”下来，苏联高层的那些传统的政治精英，几乎被玩弄殆尽。而戈尔巴乔夫选上来的又都是些啥角色呢？例如雅科夫列夫，此君是“全盘西方化”的主要支持者之一，大肆鼓吹美国的“三权分立”，把戈尔巴乔夫忽悠得颠三倒四；“民主派”派出了240多人参加选举，最终有约15%的人进入了最高苏维埃，可谓是大获全胜；值得一提的是，叶利钦也靠“递补”资格侥幸当选。

那段时间，只要能发出反对当局声音的个人或团体，他们都会被当局视为“进步人士”，政府会赋予他们政治权利和选票，因此，连监狱里的犯人都摇身便成了戈尔巴乔夫的帮凶。在此之前，有人敢跟当局唱反调，这种情况在苏联是想都不敢想的；如今，“民主派”们不但在核心权力圈建立了稳固的阵地，甚至堂而皇之地要求废除苏联宪法第六条，极尽手段地抹黑国家体制和国家历史上那些伟大的领袖与决策者。后来，雅科夫列夫在自己的著作中对此专门提了一笔：“不单是为了抹黑列宁或是斯大林，而是证明整个制度都是罪恶的。”

很显然，“民主派”是成功的，在他们的肆意破坏下，苏联的国家威严尽失，各种民间组织和团体稍作挑唆就能挑起一次游行示威，过去勤勉的劳动者们放下了手中的活儿，有的人乐得看热闹，有的人则抱怨国家不好。对于这种混乱的局面，戈尔巴乔夫并不着急，在与老政治家们对峙的同时，他甚至还拿出这一种混乱来炫耀：你们看，旧的体制乱成这样，证明它行不通，我的“新思路”是对的，你们还有啥话说？在这位苏联总统毫不设防的心态下，西方势力和“民主派”们对苏维埃的最后一道防线发起了冲击——1989年底，高层决定重修苏联宪法。

总体而言，大多数时间里的戈尔巴乔夫是得意的：他肆意任免官员，所谓的“改革”也是想做啥就做啥，似乎从不估计后果。同前任们一样，他本来握着绝对的权威，最差的局面也不过是再耗费几年国家的发展良机，让国家等一位更高明的领袖出现。然而，戈尔巴乔夫仅仅是为了证明“体制是错的”，自己是对的，执意人为制造混乱，最终引狼入室，不但终结了自己的政治生涯，更是终结了苏联。“八一九事件”后，叶利钦再也不必顾及面子，戈尔巴乔夫当真成了个无用的傀儡。

从一时间风光无两到任人欺负的“可怜虫”，这种转变完全是戈尔巴乔夫自己作死，他却认为自己一直在为国家尽心尽力，而自己是彻彻底底的受害者：“您知道猫是如何收拾被逮住的老鼠的吗？老鼠已经流血了，猫还在不断折磨它，却又不想马上把它吃掉，只是想羞辱它。叶利钦就是这样对待我的。”不过“猫和老鼠”的把戏没过多久，他想了想，又觉得自己委屈，于是自我标榜为“国家英雄”：“我生活的目的，就是要消除这令人无法忍受的制度……我们当时完全在走向一场内战，我辞职是为了避免此种结局。”

讽刺的是，直到苏联解体前夜，他甚至以为这个体制还能撑至少30年，让他继续折腾。而两手空空的戈尔巴乔夫用各种酸溜溜的言语“清算”自己过去的政治敌人时，叶利钦却对他满心感激，前者曾不止一次表示：无论在何种情况下，自己都不愿意将戈尔巴乔夫当成一名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