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涵 | 《范仲淹传》前言|寇准|李涵|范仲淹|范仲淹传

壹卷

让/思/想/流/动/起/来

一九四六年我在燕京大学历史系所写的毕业论文《范仲淹传》，是我的指导老师聂崇岐先生给我出的题目，从此和这个历史人物结下了缘分。

一九八一年，和我的学生沈学明同志合作，为中华书局编辑的《中国历史小丛书》撰写了《范仲淹传》的小册子。一九八二年，指导杨果同志写作她的毕业论文《作为教育家的范仲淹》，我自己则写了《论范仲淹在御夏战争中的贡献》一文。

总之，对于这个人物的了解越多越深，就越增加了对他的敬意和好感。他虽然是十一世纪的一位古人，但从他的诗文书信中所流露出来的思想感情，仍然是有血有肉，活生生的，使人读起来十分亲切，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和感染力。觉得应当对这个人物从更多的方面，更深的层次进行挖掘，以便能更真实地反映他的全貌。《范仲淹》的小册子，篇幅有限，许多问题无法充分展开论述。因此从一九八二年起我就有写作一部更为详尽的范仲淹传记的愿望，但被其他事情牵扯着，迟迟未能动笔。

此后的几年间，我和刘经华同志在阅读搜集史料的同时，一直注意了解国内外与此有关的研究成果，从早期出版的专书、论文，直到近两年的作品，如一九八六年出版的程应镠先生的《范仲淹新传》，一九八七年出版的陈荣照先生的《范仲淹研究》，凡是能够看到的，我们都认真地阅读和比较，从中得到不少启发和教益，采用了其中若干有价值的论点和精辟的分析，也学习了一些好的写作的方法。

同时也保持了我们自己的一些看法和做法，例如，写历史人物，不能把他看作孤立的个人，而应该写他与同时代人物的关系。这个原则我们是完全赞同的，但在具体处理上，我们又是围绕着重要事件来进行的，如写景祐党争时，我们不能不写他的对立面吕夷简，他的支持者欧阳修、尹洙、蔡襄等。

但是为了突出重点，对于范仲淹一般的社会交往，亲友关系，我们则大体上从略了。在写法上我们采取了夹叙夹议的方法。在叙事的过程中发表我们对于某些人物与事件的评论。酝酿时间虽长，但写作时间却较短，从去年夏天开始动笔，我和经华（他既是我的学生也是我的朋友）边讨论、边写作、边修改，直到今年六月脱稿，前后不过一年的时间。

由于思想水平和学术功力的限制，再加上时间的匆促，粗疏错误，在所难免。所谓多方面深层地探讨，实际上也只能是相对而言，未能完全做到，如对范仲淹在文学方面的革新主张与实践，在书中就未加论述。学术上的探讨是没有止境的，这本小书譬如登泰山的一级石阶，就让它作为后来攀登者的踏脚石吧。

宋代处于我国封建社会后期继续发展的阶段。经过唐中叶封建生产关系的重大调整，给生产力留有充分发展的余地，因而无论是农业、手工业的生产、还是商品经济的发达，都取得了超越前代的显著进步。

在社会经济和阶级结构变化的基础上，思想文化方面也要求有摆脱前代陈规陋习能充分体现自己时代风貌的新东西，如在儒学上，反对汉唐以来治经限于章句训诂之学的旧学风，提倡以经世致用为目的，着重探讨儒家经典义理的新儒学，即以宋学代替汉学；文风上批判五代那种专门追求华词丽藻、内容空虚、无病呻吟，“因人之尚，忘己之实”的浮靡之风，提倡写作韩愈式的古文，也即用明白朴素的散文代替过去的骈体文；士风上纠正五代以来不讲廉耻的颓风，大力提倡气节操守，开士大夫敢言直谏之风。

上述学风、文风与士风上推陈出新的显著变化，都发生在宋代中期，而仁宗朝成为一个分界线。在此期间知识分子的思想特别活跃，富有创新精神，他们在哲学、史学、文学等许多方面都取得了光辉的成就，开辟了新的蹊径，对后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这种时代潮流的激荡中，范仲淹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开拓者和倡导者。而他一生不遗余力地兴办州郡学校，推广教育，奖掖人才，与学术界、教育界的广泛联系，更扩大了他在士子中的影响和作用。

范仲淹生活的时代，又处在宋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宋初为加强中央集权所实行的强干弱枝政策和压抑武人政策所造成的边备不修和地方空虚的弊病，在西夏发动战争以后已暴露无遗，而地方吏治的腐败更达到令人担心的地步。从青年时代起就“慨然有志于天下”的范仲淹，每遇国家危难之际，他总是挺身而出，站在斗争的最前列。

在举目风沙荒凉穷苦的陕西边塞，他和广大将士一起艰苦奋战了三年多，经过在前线的大量调查研究，制定并推行了一条符合实际的战略方针，终于挡住了西夏进犯的兵锋，使宋朝西北边陲转危为安。接着，他又以更大的勇气，和他的同道者一起，领导了一场整顿宋朝官僚政治的改革运动，即历史上有名的庆历新政。虽然由于种种原因，改革很快地失败了。但改革派所面临的问题，他们提出的改革方案，他们失败的原因和经验教训，对于我们今天还是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的。

范仲淹影响后世最大的地方，并不在于他政治上的建树和功绩，而在于他的振作士风，也即是对民族精神的振奋。他所提出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代表着当时优秀的士大夫的一种共同的抱负。

他们是从庄田地主中涌现出来的先进知识分子。当时土地转换频繁，地主阶级内部的升降加速，中小地主数目增多了。在科举制发达的条件下，地主阶级的下层，一些寒士可以通过科第而参加政府，取得在政治上的发言权，其中仕途顺利者，并可望致身高位，施展抱负。

这种政治上的优越地位，大大鼓励了士人从政的积极性，增强了他们的责任感，由此养成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宏大气象，同时也培育了一种深沉博大的忧患意识，“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强烈关心国家兴亡，把挽救危难，振兴民族视作自己不可推卸的责任，这是在宋代士大夫中萌发出来的一种时代精神。

这并不是范仲淹个人所独有的，而是早已蕴藏在同时代人心中的一种时代使命感，由范仲淹率先呼唤出来，因而取得了登高一呼，四方景从的效果。正如《宋史》本传所说“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仲淹倡之”。

他的召唤之所以感人，是因为他自己一生立身行事的确是把天下的忧乐放在第一位，而不计较一身的利害得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表现出一位政治家的伟大宽阔的胸襟，和为国为民的炽热的心。

从他的这种精神中受到鼓舞激励的绝不限于宋人，九百年来多少仁人志士从中汲取了很大的力量，如戊戌变法维新中献身的刘光第在少年时就表示要效法范仲淹。我国的一些无产阶级革命家也爱背诵他的这两句名言。

作为封建时代的政治家，范仲淹当然有很大的局限，但是他这种先忧后乐的精神，却代表着我国士大夫的优秀传统，是封建文化遗产中的精华，可以超越时代的限制，成为我们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的养料。在今天进行改革、开放、振兴中华的大潮流中，不是更需要提倡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献身精神吗？假如本书在这方面能多少发挥一点作用，算是达到我们写作此书的目的了。

在本书即将问世的时候，我首先要感谢先师聂崇岐先生对我的启蒙和诱导，使我踏进了宋史研究的园地。感谢前辈邓广铭先生的鼓励并惠赠珍藏的范仲淹画像照片。本书在写作过程中还得到王曾瑜、许汉忠同志无私地支持和鼓励，特别遗憾的是老友汉忠未及见到此书，就在今年六月二十五日突然逝世了。

中州古籍出版社的编辑同志为本书的编辑出版给予很大的支持和帮助。洛阳古墓博物馆的黄明兰同志代为拍摄了范仲淹墓地与祠堂的照片，王克陵、高申东同志为本书绘制了地图。对于一切帮助过我们的师友们、同志们，统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于武昌珞珈山一九八八年七月十四日

YeBook

宋辽金元史论

李涵著

壹卷| 2022年11月

定价：98.00元

【内容简介】

本书为著名学者李涵教授的史学代表作，共收录25篇文章。本书从宋辽金官制与政治研究方面集中探讨从唐宋到辽金的翰林制度，兼及宋辽金中央官制、俸禄制度等，以及从宋代地理与长江流域的开发等方面侧重探讨堤防建设、城镇兴衰诸问题，涉及宋代江汉平原经济开发与环境变迁的历史。本书还尝试从妇女的角度切入历史，分析宋金时代的政治、法律与社会生活；以北宋范仲淹与符彦卿为例散论“宋代人物”，展现北宋文臣武将的生存状态。

【作者简介】

李涵先生，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国内著名的宋辽金元史专家，中国宋史研究会前理事，中国蒙古史研究会前理事。在陈寅恪、聂崇岐等先生的指导下修习历代官制史、蒙古史等。其丈夫为著名历史地理学家石泉教授。

【目录】

八十回顾（代序）

蒙古前期的断事官、必阇赤、中书省和燕京行省

一、蒙古前期的断事官

二、成吉思汗时的必阇赤

三、太宗宪宗时期的中书省

四、太宗宪宗时期的燕京行尚书省

五、小结

金元之际汉地七万户

一、汉地七万户包括哪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