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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受启发的是许倬云老师讲的历史。我们现在讨论的世界，四个世纪以前，是三个不同的世界。

伊斯兰世界，中国的远东世界，欧洲白人基督教世界。

而再往前，东方文明曾引领世界上千年。

而在这最近的四个世纪里，中国在前面走得很顺，慢慢就犯了迷糊，越来越差。但白人开始走了很艰辛的历程，做了很多大胆的尝试，最后在这两个世纪主宰世界。

所以，当你拉长维度到百年的界面，世界历史其实不一定是谁做领头羊。

达利欧通过研究各个帝国、各个时代的案例，发现重要帝国通常延续大约250年（上下误差150年），帝国内部的经济、债务和政治大周期持续50~100年。

但如果将这些变化放到更长的历史周期中来看，却存在着永恒和普遍的规律。在一个周期中，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的变化是常态，而不是例外。

而我们的现在，讨论的都是当下，当你说未来时，绝大多数人想不到未来，只有极少数人是因为相信所以看见，并非相反。

昨天小号的文章，说的就是这种变化，当你沉浸在一种过去时，却没发现，过山车已经开始俯冲，景色完全不同，过去的经验和有序瞬间分崩离析，阶段改变了。

《很多东西都变了》

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过去可能几十年内的历史经验，人们的约定俗成，会快速瓦解和改变，会有一大批不适应的人将被淘汰。

一方面，处于上升周期的社会必须抓住最根本的东西，然后朝着正确的方向行进。

什么是根本的东西？在中国的当下，重要的首先是稳定。

这么大的国家，不能再出现大方向的错误。

动荡的世界中，没有什么超过稳定，稳定并不意味着高效率， 但它是基本的保障和根基，只要是正向而非负向，那么哪怕是跬步，都很珍贵难得。

正常读过书的人，都能够分得清大是大非，当社会的方向偏移时，大家能够形成一定的反馈，而非相反，就算不说什么。

美国的当下，所做的事情，完全不是一个正向的朝着更好努力的样子，是一种倒退，中国不能像它那样。

而在激烈的风暴环境里，犯错的几率会更高。

对比四百年前白人所经历的，当下中国社会所面对的，还远比不上他们的困难和纠结。但目前的剧烈颠簸，人们就已经觉得难以承受了，因为长久的发展和和平下耐受力差了许多。

事实上，我们痛苦的体验，放在整个历史长河里，它并不意味着灰暗，而是上坡路的必然。

下坡路容易的很，上坡路走好，一个人，一个国家，才真正立得住。

人在事上的智慧，便是如此，讲道理，人人都能知晓，但真轮到自己时，难得很。

更多的人，是沉沦在当下的慌张之中。

另一方面，摸着石头过河，我们要探索一条自己的路，不同于西方文明二百年的路，却是处在整个西方世界秩序下的探索，难度可想而知。

个人有个感觉，就是这种media的塑造和驯化，是比西方军事经济等可见实力更强大的，更无形的软实力。

与过去西方的那条崛起之路相比，我们面对的是新世界，暴露在所有人的视线里，它本身与我们的传统文化是极为对立的。

我们至少需要五十年的时间，而且是经济总量超过美国之后的五十年，才有可能走出一条能与西方抗衡的软实力之路。

回看一下定位，我们到底在历史坐标的哪里？

能做些什么？避免做些什么？当下看不清楚，放在历史观下，其实比较清楚了。

现在，稍微超前一点的理论、概念、想法，并不容易实施，因为防守的态势会收紧，扩张时方能放松。

可人类的历史如此，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历史的进程，很多时候并不是一极力量有多么降维的力量，而是另一极突然崩塌的结果。

瑞·达利欧认为在1945年建立世界新秩序之前的几年里，国家进行根本性变革和结构性重组，经历了一段极为艰难的时期，这是大周期末期过渡阶段的典型特征。虽然从旧秩序到新秩序的过渡充满痛苦，但更大的力量与其抗衡，之后迎来的是欣欣向荣的上升阶段。

在困难和苦痛中保持清醒的头脑，明白能为不能为，是我们需要首先树立的历史观和整体感。

对未来中国的发展抱有充足信心，又要时刻审慎的盯着时下决策，做一个现实的理想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