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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总有一个幻想，那就是：未来十年，我们既要拥有完整的高端制造业，也要留住低端制造；既要拿高端制造业超额利润，去提高人均收入，也要足够的低端制造业，让所谓的低端人群就业。
这种既要又要还要的好事，我们能碰到吗？
这种既要又要还要的思维，多少有点巨婴心态了。
事实上，只要你稍微了解点市场规律，你就会明白：总会有部分低端制造业流出去的，这个不是你你想留就能留住的。
只要我们还要继续推进全球化，继续搞自由贸易和对外开放；那必然会有部分低端制造流向人工更便宜的区域。
因为如果你不流向人工成本和综合成本（房租、工业原料、水电油气等）更便宜的区域，你的制造成本就高，你的商品在全球就没有竞争力。
不流出的结果是，国内部分低端制造工厂会自动消亡，不出去就是等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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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不是我夸大其词，历史上多个国家的教训，重复证明了我所言非虚。
以日本为例，1980年代随着国内人工成本提高、房租和水电油气价格大幅飙升（想想当时的日本房价），以及日元大幅升值1倍，东洋本土已经不适合低端制造生存了。
但日本部分低端制造企业很轴，它们想留在本土生存，所以它们只好拼命压缩生产成本。当时的日本低端制造业，连机器设备使用的润滑液都要回收使用数次；而它们发给员工的新年贺卡，都是从中国香港发出的，因为中国香港的国际邮寄收费，比日本国内更低。
可是，即便日本人想破脑袋降成本，日本企业当时组装出的石英手表，售价依然要高达40美元；而中国大陆组装出来的石英手表，只需要1美元。
面对如此巨大的价格差距，纵然日本石英手表品质更好一些，但全球普通消费者，大部分还是会选择中国造。
市场规律不以人的美好意愿为转移，这就是现实。历史也证明：日本在顽抗了一阵后，还是把低端制造业搬到了中国大陆和东南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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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日本一样，企图想要留住低端制造的，还有1955-1970年代的美国。
当时的美国，也是因为人力成本和综合成本（房租、工业原料、水电油气）的提升，其低端制造商品，被日本、德国产品打得找不到北。
但美国初期为了留住低端制造，和日本采取了不一样的思路。日本是拼命压缩成本，美国则是采用了政治手段。当时的美国企业界，发起了混混烈烈的“抵制日货和德货”的行动，号召大家购买“国货”。
蓝领工人更是频繁地打砸德国的收音机，焚烧日本的服装和小商品，以营造使用外国货的羞耻气氛。想用道德压力，迫使美国消费者使用国货。
可是，使用国货的道德光环，哪有低价吸引人；最后美国消费者用脚投票，把美国低端制造业，或逼向了海外，或者走向历史消亡。
市场规律不以人的美好意愿为转移，这就是现实。
4
后来的美国人，痛定思痛，也想通了，与其和日德在制造业上死耗，不如另谋出路。
于是在1970年代，美国喊出了建设“发达服务业”的口号。用发达的服务业，创造更高的产值和更多的就业岗位（替代低端制造流失的就业岗位）。
注意呀，这里的发达服务业不单指所谓的文化旅游、餐饮酒店等常规项目，更包括支持发展IT互联网、先进通信等高技能服务业，也包括支持好莱坞电影、NBA等小众的产业，更加大众化，并走向国际市场。
在美国建设“发达服务业”的引导下，大量资本、资源和政策涌入，让美国成功孕育出了IT互联网革命，并产生了一大批高技能的服务业。
而这些高技能服务业，又催生了一大批新的制造业。比如IT互联网革命之下，全球芯片制造和芯片制造设备行业蓬勃发展，成为了目前全球利润最高的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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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会说：美国孕育出IT互联网革命是幸运，是它全球霸主的地位来带的。
这个问题，我们不去辩驳。我们只需要记住一点：即便美国是全球霸主，如果它在1955-1970年代，集中资源和德日死磕低端制造；在1980-1990年代，集合资本和德日死磕中高端制造。
那美国还能孕育出IT互联网革命吗？或者说IT互联网革命还能爆发在美国吗？
那美国的霸主地位，是不是就保不住了呢？
可见，即使是全球霸主，也要按照客观规律办事。美国人工成本高、美国人不愿意像日本人一样996，那低端制造和部分中端制造必然保不住，死磕也没用。
但美国有充裕的资本，有全球最多的技术人才和研发中心，有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和世界第三的人口数量，也有鼓励自由创新的文化。
这种状态下的美国，发展庞大的服务业和高技能服务业，是有其生长的肥沃土壤的。不能用一句美国制造业空心化，敷衍的去解释。
换句话说，美国不把部分低端制造业空心了，它是不是更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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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说回我们身上，也是一样。
坚持全球化的我们，想要保住低端制造业不外流，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应该去做的。
我们要做的，应该是立足于我们的国情现实和文化基因，规划出适合我们的道路来。
长江之水不可能倒流的，也不能停住不流，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也一样，我们只能向前走，而且要快。
如果我们的低端制造快速外流，但高端制造没有形成足够的规模，高技能的服务业，也不鼓励发展。那后果就会很严重了。
O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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