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为什么大象不听话 : 人类行为背后的25个心理学原理》,作者魏知超。
在人与人的社交互动中,情绪扮演的核心角色是一种传递信号的媒介,它能把我们的所思所想等传递给他人。
我们知道,情绪不光只有主观上的体验。伴随着情绪的产生,我们还会做出相应的表情、动作和行为。眉开眼笑、咬牙切齿、面如死灰、怒发冲冠、抓耳挠腮、坐立不安——这些形容情绪的词语,在字面上描写的其实都是人的表情和动作。
这些表情和动作表现都是外在的,可以被周围的人感知到。所以情绪可以被当作一种传递信号的媒介。实际上,我们经常会用情绪来向别人传达我们内心的感受、想法和意志。
心理学家发现,人们其实很善于利用情绪中传达的信号来为自己博取社交上的利益。也就是说,情绪虽然表面上是感性的,似乎只是人们在发泄心中的感受而已,但从起到的效果来看,它其实经常是理性的。
先来看一些案例。
案例1:理性的愤怒
我们先从看似最不理性的愤怒这种情绪说起。在各种情绪里,愤怒可能是离理性最遥远的一种。我们经常说“不要让愤怒蒙蔽了双眼”;说到“冲冠一怒为红颜”的时候,也不是称赞吴三桂与陈圆圆的爱情,而是暗暗指责吴三桂因为愤怒而丧失了理性。
但实际上,在人类进化历程的大部分时间里,愤怒可能都是一种合理的、“值得”的冲动。
尤其是对于那些生活在远古的采集-狩猎社会里的祖先来说,愤怒很可能是一种非常有用的情绪。采集-狩猎社会里的祖先大多生活在几十个人组成的小部落里,一辈子几乎只跟这些熟人打交道。在这样一个熟人社会中,如果有人占了你便宜/欺负你,你就必须得做出反击。对欺负你的人报以愤怒的老拳,在这种情境下是非常恰当的生存策略。
只要奋起反击,哪怕最后还是打输了也不要紧,因为你向对方和边上的“吃瓜群众”传递了一个重要信号:欺负我是要付出代价的。这个信号比这场冲突本身的输赢更重要,因为它为你在熟人圈中博得了一个“不好惹”的声望,“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这种声望会在以后你跟“吃瓜群众”相处时,慢慢显现它的价值。
这样的反击行动就是由愤怒情绪驱动的。所以在一个熟人社会中,愤怒激发的行动大体上能换来正面的社交收益。
从这个角度来说,愤怒虽然是一种负面情绪,但它并不是非理性的。通过传递“我不好惹”这样一个信号,愤怒维护了我们的切身利益。这大概就是进化最终在我们身上保留了一遇到不公平待遇就怒发冲冠的本能的原因。
但我们也要意识到,愤怒不是在任何场合都能带来正面收益的,比如“路怒症”。“路怒症”是一种理性的愤怒吗?可能就不算了。
遭遇不文明驾驶行为时,我们躲在自己车里“骂街”,还能起到古代熟人社会的那种效果吗?似乎不能。因为我们基本上一辈子也不可能再见到那个别我们车的司机。如果真把他从车里拽出来揍一顿,又是揍给谁看呢,我们在向谁传递自己不好欺负的信号?毕竟周围那些“吃瓜群众”,我们一个都不认识,他们同样也是我们一辈子不会再遇上的人。
身处一个陌生人社会里,揍司机一顿的行为并不能传递任何可能给自己增加正面收益的信号(反而向警察传递了“打人者很危险,得抓起来”这种不利于自己的信号)。
所以,一种情绪是不是理性,不能一概而论,而是要看它是不是向正确的人传递了有利于自己的信号。你当然可以发怒,只要你身边有合适的“吃瓜群众”。这个案例提醒我们,在分析情绪的理性价值时,“吃瓜群众”的视角很关键。
有些时候,情绪的理性价值不是在传递给直接面对的人,而是在传递给旁观者的时候显露出来的。
案例2:理性的沉没成本
说完了愤怒这种基本情绪,我们再来看一种比较复杂的心理,那就是对沉没成本(sunk cost)的执着。这是一种夹杂着情绪和认知成分的复杂体验。
沉没成本是一个经济学概念,指的是已经实际付出、无法回收的成本。比如你花了1万元买了1只股票,现在已经亏到只剩5000元,那么亏掉的那5000元就可以算作沉没成本。这时候,你发现了另外一只股票,它的走势大概率会比现在这只好,那你会怎么选择呢?
正确的做法是立刻把原来那只亏了钱的股票卖掉换成新的。我们应该完全忽略那5000元沉没成本,只站在当下做决定,既然当下看好新股票的未来走势,就应该买它。
只要稍微调用一点理性思维,这个道理就应该不难想明白。但事实上,大部分人做不到这点。股票如果亏了,人们往往对亏进去的沉没成本念念不忘,非要在这同一只股票上补仓,直到从它身上把钱赚回来才甘心。
这种放不下沉没成本的心态,在生活中非常普遍。一场电影看了头20分钟就知道肯定是大烂片,但很多人还是会坚持到片尾,因为放不下那花出去的电影票钱。但这样一来,不但折进去电影票钱,还折进了宝贵的时间。
那我们为什么那么在意沉没成本呢?传统的解释是:第一,人们面对损失时,负面情绪总是特别夸张,丢100元钱的痛苦远远大于捡到100元的快乐;第二,人类的理性不够充分,没办法把坚守沉没成本和放弃沉没成本的得失计算清楚,于是我们就跟着感觉走,对损失掉的成本念念不忘。按照传统解释,坚守沉没成本其实是一种感性压倒理性的典型表现。
不过,法国心理学家雨果·梅西耶(Hugo Mercier)和丹·斯珀伯(Dan Sperber)对人们放不下沉没成本这种现象提出了一种非常新颖的解释。他们是从“情绪是一种传递信号的媒介”这个角度来重新理解沉没成本的。他们提出,人们之所以这么在意沉没成本,可能是因为当我们跟别人合作时,非常希望给别人留下“可靠”的印象,毕竟人们都喜欢与可靠的人合作。
那怎么表现可靠呢?可靠其实约等于一定程度的顽固。当你面对一笔已经亏损的投资咬牙坚持下去的时候,给人留下的印象就是:你不是一个朝三暮四的人,你是有所坚持的。而这样的人似乎比那些随随便便就放弃一笔投资的人更可靠。
所以,不放弃沉没成本,对沉没成本念念不忘,其实是在向合作者发出一个你很可靠的信号。
如果从这个新颖的角度来看沉溺于沉没成本这种心理,那它也许根本就不是非理性的。对沉没成本念念不忘,的确会给人带来直接的经济损失,但其实它也带来了社交和名誉上的长远利益。
当然,在金融投资高度专业化的今天,不放弃沉没成本的行为可能不会被其他的专业投资人解读为一种“可靠”的信号。但别忘了,“今人神似祖先”,在远古,一个不肯放弃投资的“老实人”,是有可能得到周围合作者的青睐的。
从这个新颖的角度出发,在对沉没成本的执着这种情绪中,感性并没有压倒理性,看似非理性的冲动其实也包含着深层的理性。
揭穿“情绪骗子”
既然情绪作为一种信号媒介时可以为人们博取利益,那么“情绪骗子”必然粉墨登场:伪装出来的慷慨和友谊可以诱使对方给出慷慨的回报;在其实没有发生损失时,伪装出来的愤怒可能会赢得补偿;假装的悲伤可以引发真实的同情……
但“情绪骗子”其实没有那么好当,因为人们识别情绪真假的能力相当强悍,尤其是利益攸关时。在一项研究中,以色列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科学家给受试者看一个综艺节目的视频片段。在那个综艺节目里,有一个环节涉及分配奖金,有些参赛选手会通过各种假装的表情、话术和行动来骗其他选手信任自己,然后独吞奖金。也就是说,在这个环节里,选手既可以选择与别人坦诚相待,也可以撒谎。
在实验中,受试者们看完综艺节目之后要在两种情况下推测节目里的选手有没有说谎。第一种情况下,如果推测对了,受试者就会得到一笔现金奖励。另一种情况下,即使推测对了,受试者也没有任何奖励。
请注意,综艺节目中选手的撒谎并不像罪犯试图隐瞒犯罪事实时的情况。选手不是要隐瞒事实,而是要隐瞒自己的真实情感,装出一些能赢得信任的表情和神态。所以受试者们的任务其实不是测谎,而是分辨哪些人表现出来的情绪是真实的。
结果发现,在有现金奖励的情况下,受试者的判断准确率明显提升。也就是说,在利益攸关的时候,我们更善于分辨一个人的情绪是不是真实的:“如果你只是个演员,在我面前演戏,那你的一颦一笑是真是假,我可能就不计较了,说不定还会为你的以假乱真叫好;但如果你要跟我做生意,那可别想轻易蒙我。”
所以,“情感骗子”没有那么好当。那么,如果情绪很难假装,骗子会就此“认 ”吗?并不会。情绪的伪装和反伪装仿佛是一种军备竞赛。生物学家罗伯特·特里弗斯(Robert Trivers)推测,如果一个骗子生活在人人都是活体“谎言检测器”的世界里,那么他的最佳策略就是“我狠起来,连我自己都骗”。
换句话说,当人们试图通过表达某种情绪来获取利益时,他居然真的会产生那种情绪。
你可能有过类似的经历:你女朋友叫了外卖,结果超时很久店家还没送出。她催了几次不管用,你觉得女朋友太温和了,笑嘻嘻地对她说:“换我来,我让你见识见识怎么催。”你打通了店家的电话,在电话被接通的一刹那,你之前开玩笑的态度不知怎么回事瞬间就消失了,你对着电话越骂越起劲。女朋友一开始还感觉你是在演戏,但越听越不对劲,发觉你是真的生气了,甚至挂掉电话之后,她还能听见你在嘟嘟囔囔地骂脏话。
也就是说,一开始你只是想假装生气讨个公道,但一旦付诸行动,你就会真的动怒。
为了对抗他人识别伪装情绪的火眼金睛,我们居然真的可以让自己产生那种情绪。这就是“情感骗子”的绝活。
以上就是情绪的伪装与反伪装之间的博弈,双方各有绝活,互有胜负。
伴随着情绪的产生,人们会做出相应的表情、动作等可以被他人感知的外在表现,因此就像古代战争中用来传递信号的烽火台,情绪也可以被用作信息传递的媒介。情绪看似感性,但实际上我们却能在用情绪传达信号的过程中达到理性的目标。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情绪其实是理性的。
这个原理提示我们:正如看见烽火台上的狼烟烧起来时,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那是烽火台失火了,同样地,在看到一个人表达情绪的时候,我们也不能单纯关注情绪本身(对方是在开心还是发怒,程度是否激烈),还应该想一想对方通过情绪想要传递的信息是什么。
人们传递情绪时往往“醉翁之意不在酒”,情绪是一回事,它蕴含的信息就是另一回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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