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 | 李冉@仓巴鹿人

对于悠闲这种状态，中国人似乎有着特别的钟情。

说到原因，汪曾祺先生曾说：中国人的性情，是经过了文学的熏陶和哲学的认可的。这种爱悠闲的性情是由于酷爱人生而产生，并受了历代浪漫文学潜流的激荡，最后又由一种人生哲学——大体上可称它为道家哲学——承认它为合理近情的态度。

中国人能囫囵地接受这种道家的人生观，可见他们的血液中原有着道家哲学的种子。

道家思想在历史中有很长的生命力，到了汉代也开始将它作为治国之本。但悠闲，绝不是一种虚无的享受，说到底，不过是匆忙而过的自我调节。

古代的文人很善于运用这种态度去获得满足和精神上的安慰。无论贫富与否，这种悠闲的时刻是必要的。“江上清风、山间明月”、“夕露沾我衣”、“鸡鸣桑树颠”……这和阶级无关，是在实际生活中感悟出的心得。

似乎所有的中式浪漫主义者都有敏感的情绪和爱好漂泊的天性，物质是其次，精神才是首位。

摄影 | 李冉@仓巴鹿人

因为这种想法，所以很多文人宁愿辞官弃禄，不愿心为形役。它不是达官贵人的特权，相反，由高向低的走法才有这种影响深远的力量。

苏轼可以算的上真正会“悠闲”生活的人了。贬到哪里，就在哪里安定下来，无论多艰苦的环境、多糟糕的处境，种种地、修修堤，看看山川河流，不失为人生的乐事。

我常常可以见到喜欢苏轼的朋友，也经常听到他们吟出几句苏轼的诗词，真正爱东坡的人，我感受到了他们，是真正懂得生活和快乐的人。

这是一种超脱世俗的意识而产生的，并和这种意识自然地联系着的；也是由于看透了人生的中那些野心、愚蠢和名利而产生出的。

因为他们将自己的人格看的比事业还要重要，所以直到现在也能引起我们的共鸣。

摄影 | 李冉@仓巴鹿人

他们不是他们，是我们的理想主义。

热爱人生，才会觉得悠闲的时光格外重要。一个热爱人生的人，对于他应享受的那些快乐的时光，一定爱惜非常，然而同时却又须保持文人骨子里特有的那种尊严和傲慢。

哪怕只是早晨去楼底下买个包子，也一定可以趁机看看树叶、野花，听鸽子飞过头顶，衔来一片晨光。

一个人的垂钓时间和他的办公时间一样神圣不可侵犯。

在生活之外的圣地，去看看快要消逝的春天，抱着自然而然的心情，理所当然的活着。

摄影 | 李冉@仓巴鹿人

主编／仓巴鹿人

撰文/阿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