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之变爆发后，慈禧被八国联军轻易拉下神坛，吓得仓皇逃出京师。早在她出逃京师之前，就想到了让倒霉蛋儿李鸿章来京善后，于是她再度封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并连番下诏要求他迅速返京与各国协商，这相当于慈禧承认了自己所做的决策错了。当辛丑年慈禧回銮途中，听说李鸿章“病势危笃”后，顿时觉得没了主心骨。据吴永说：太后曾诏予语及，至为之流涕，谓大局未定，倘有不测，这如此重荷，更有何人分担？后来，听闻李鸿章病逝，慈禧“震悼良深”，并予谥文忠、追赠太傅、晋封一等侯爵、入祀贤良祠等褒奖。
接着，慈禧又对顽固派进行了惩办，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慈禧对实施新政的态度已经明显发生变化，加之在庚辛年间慈禧亲身经历了落魄窘困的逃亡生涯，这些遭遇深深触动了慈禧的内心，为了巩固大清的统治她产生了实施新政，以期“自强、雪耻”。应该说，这次慈禧主动发出“新政”倡议，是其心理发生变化的结果，那么，在庚辛年间，慈禧的内心都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首先，慈禧在西逃路上遭遇的前所未有的困顿，促使她生发了一定的愧疚心理。养尊处优数十年的慈禧，一直无偿享受着全体子民对她的超级供养，她对民间百姓的疾苦是毫无体会的，她也从未想过要去体验民间贫苦百姓艰辛的生活滋味，但此次西逃却实实在在给她上了一课，让她切实体验了一回饥寒交迫的感觉。正是西逃路上少有的一些艰辛困境，使慈禧认识到了自己施政的一些错误，她在将庚子之祸的责任推给义和团和载漪、刚毅、赵舒翘等“祸首”身上时，也曾很难得地对吴永说，“当时拳匪初起，议论纷纭，我为是主张不定……我本来是执定不同洋人破脸的，中间一段时间，因洋人欺负得太狠了，也不免有些动气……总是当家负责的人，现在闹到如此，总是我的错头，上对不起祖宗，下对不起人民。满腔心思，更向何处诉说？”据说，事后慈禧还曾在追忆自己当时的决策时，表示了忏悔之意“综余生平，唯此谬误”，甚至还曾对光绪也产生了“内惭其子”的愧疚感。但情感是情感，慈禧超级偏执的理智使她无论如何舍不得放弃手中的权力。
其次，西狩的经历不仅让慈禧比较真实的了解了民间百姓生活的疾苦，更让慈禧看到自己虽保住统治地位，却签订了旷古未有的《辛丑条约》，这深深促动了她变革图强的欲望，也由此成为其推动实施新政的精神动力。另外，通过这次与西方各国的较量，使慈禧从心理上认可了西方的强大，并学会了用一种理性的谦虚态度与洋人相处。回銮后，慈禧经常借会见外国使节夫人的机会，拉近与洋人的距离，并逐渐接受了一些西洋物件和技术，后来慈禧甚至迷恋上了照相，因此才留下不少其老年的真实照片传世。
但对比慈禧在早期实施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等行动中的表现，可以看出，她对变法革新抱持的是实用主义策略，就是如果变法行动有助于巩固她的统治基础，那她就会全力支持，如果所实施的变法行动威胁到她的统治地位，她就会毫不留情的予以斩杀。这说明慈禧在意识层面并未真正认识到变革对维持清王朝统治的意义，但是，经历了庚子事变后，慈禧发现实施新政既是救赎清王朝的必由之路，也是唯一能够维持其统治的最后办法。慈禧正是基于这样的心理变化，才促使其真正产生了变革求新的意识。这也是慈禧为什么会在驻跸西安行宫不久，就颁布实施新政上谕的根本原因，也正是由于慈禧心理的这种巨变，才奠定了清末新政的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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