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到中年的朋友们可能多少会有些印象，在本世纪以前，每逢重大国际事务，联合国安理会投票阶段，我们听得最多的就是中国投下“弃权票”。由此，那时候的中国还得到个“爱弃权”的别称。

朋友们可能还不太了解，再往前追溯，中国还投了很多的赞成票。而在1971年中国刚恢复联合国席位以来的10来年间，我们还有一种独特的外交行为：出席会议但不投票，且次数不少，达到70次之多。

总而言之，在2000年以前，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投下的弃权票很多，反对票很少，存在感显得不足。这是怎么回事呢？本文按照时间顺序，来一探究竟。

众所周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是联合国中唯一有权采取强制行动的机构。在安理会的决议案表决中，共有三种投票方式，即赞成票、反对票和弃权票。

根据《联合国宪章》，每一个（非争端冲突）安理会成员国都有投票权，在非程序性决议案中， 安理会15个理事国中必须有9票以上赞成，且5个常任理事 国没有一张反对票，该项决议案才能通过。由此可见，常任理事国的投票情况尤为重要，可以说，是举足轻重的。

自1971年中国重返联合国以来，纵观中国的投票情况，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大致能分为几个阶段：初步接触（大致为1971-1979年）、有限参与（大致为1980-2001年）、全面参与（2002年至今）。

以数据和实例为证。

1971年11月15日，中国代表团首次参加联合国大会，标志着中国正式参加安理会的活动。联合国成立于1945年10月24日，作为51个创始国之一，中国已阔别世界舞台26年之久，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而对于刚刚回到联合国的中国而言，这个机构无疑是有一些陌生的。我们对很多事情还不了解，需要先摸摸方方面面的情况，这就是“初步接触”的意思。

从1971到1979这八年间，涉及到议题表决时，中国最常见的投票方式不是赞成、反对、弃权这三种选择，而是不投票。既不赞成，也不反对或是弃权。

根据陶远城对中国“不投票”记录的统计，1971-1979年60余次；弃权票共6次，仅集中在1972～1974年；反对票共2次，集中在1972年的8月和9月；1974年 后，反对票与弃权票均为零，在安理会表决时以“不投票”为主。

有人说了，“初步接触”，“初步”了8年之久，是不是太长了？

这与国际形势的变化，与我国外交思想转变有着直接的关联。

上世纪70年代，是个国际形势发生微妙变化的年代。

70年代，冷战体制出现松动，紧张缓和时代来临，中国面临的国际形势也因此改变。

一方面，美国经济深陷越战泥潭，尼克松政府提出“尼克松主义”，意在体面地结束越南战争，调整美国的海外义务。所谓“尼克松主义”，还包括美国收缩全球义务，调整国际关系，包括对华关系。

另一方面，1971年苏共二十四大召开，勃列日涅夫正式提出六点“和平纲领”，并宣布要“把缓和摆在巩固和加强苏联`和平共处'外交的首位”。

1972年5月22日，尼克松抵达莫斯科，在克里姆林宫与勃列日涅夫进行会谈，双方签署了一系列双边文件；1973年4月的苏共第二十四届代表大会，勃列日涅夫及其“和平共处”政策获得压倒性的支持。

国际局势可谓是既紧张又缓和，试问若是你，在这波谲云诡的风云变幻中，在政客们忽而剑拔弩张，忽而握手言欢的棋局中，该如何自处？

回到当时重返联合国不久的中国，何妨静以待变，以静制动。所以这时候，只要不涉及我们的核心利益，该合作就可以合作。

因此就有了1970年10月下旬，毛泽东会见美国记者斯诺时对他说的那句话：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

因此，也不必在联合国去和美国或苏联搞对立。

话说回来，在此期间，中国并非置身于国际事务之外。恰恰相反，整个70年代，我们干了很多事。

首先是建交，真正回到国际大家庭。

70年代，被称为共和国建交高潮。60年代，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由40多个，而仅在1971年，与中国建交的国家就有15个，1972年又达到了18个。期间，英国、联邦德国、意大利、加拿大、澳大利亚、荷兰、西班牙等主要西方国家先后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建交的最高潮，就是中美建交了，1971年基辛格秘密访华；1972年尼克松访华；同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推动中日邦交正常化。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中国改革开放政策出台；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交。

亚太地区剑拔弩张的局面开始缓和，中美合作亦逐渐开始，“亚洲新冷战”事实上被终结了。

其次是提出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

“第三世界”这个概念，自1973年7月在不结盟国家阿尔及利亚的《政治宣言》中出现以来，越来越被国际社会所认可，它代表并不靠拢北约或华约任何一方的国家，也有维护世界和平的责任与需要。

1974年2月，我国领导人访问赞比亚，在与赞比亚总统总统卡翁达谈话中，更是明确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三个世界的理论，对于孤立霸权主义和进一步加强中国同第三世界各国的团结和友好合作具有重要意义。

换言之，由于中国在外交上的努力，至70年年代末，中国的国际地位逐渐从冷战体制中独立出来。这一切，表现出世界开始呈现多极化趋势，众多国家的意愿表明，世界不应该成为超级大国争霸的舞台，这个格局是不平衡的。

确实，受国内外各种因素的影响，70年代的中国，并没有建设性和实质性地参与联合国事务和决策。可以说，我们那时候对联合国的事务还不熟悉，对这个机构发挥的作用，认知还不足。

但也要看到，重返联合国保障了中国的安全，也打破了中国外交外交孤立的局面，这是实实在在的收获。

时间来到80-90年代，中国的“不投票”情况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弃权票大大增加，否决权行使得很少。例如，1990-1996年，中国的弃权票占了五大国的65%，整个90年代，中国一共投出45次弃权票，比其他四国弃权次数综合还多12张。对于安理会表决的各项决议，即使有时有不同看法，中国也不否决，基本都投弃权票。

其主要原因有二：

1、重返国际社会以来，中国逐渐熟稔国际事务，与联合国的价值观分歧日益缩小。

2、由于外部环境的压力，与自身发展的需要，中国需要与国际社会全面合作，扩展自己的发展空间。

究其根本，还是在于1978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那次重要会议上，决定将全党的工作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提出了改革开放的任务。

要改革，要开放，要建设祖国，要发展经济，对外合作是必然。邓小平在这一时期提出了“韬光养晦”的外交策略，绝不当头，也不带头反对任何人。

有句老话，叫“和气生财”，那是最好的。因此我们在投票的时候会表现得比较稳健，尽量不得罪人。

当然，投弃权票并不代表对议案没有立场。以1997年关于组织多国部队进入阿尔巴尼亚的决议草案投票为例，在投票前，我国大使秦华孙曾表示：阿尔巴尼亚问题有其复杂性，本质上属于阿尔巴尼亚内政，安理会授权采取活动是与《联合国宪章》不符；但同时，考虑到阿尔巴尼亚政府尽快恢复局势稳定的迫切愿望，中国不阻拦决议草案的通过。

更别以为，中国弃权就是好欺负，如果西方试图孤立中国，妄想在中国的核心利益上挑战中国的底线，那也是不可能的。

举个例子，1981年11月的联合国秘书长选举。中国与美国针锋相对，罕见地连投16轮反对票，坚决反对时任秘书长瓦尔德海姆连任。

原因并不是对瓦尔德海姆个人有意见，只是瓦尔德海姆已出任秘书长10年之久，这次他若再连任成功，意味着联合国自成立以来，五任秘书长中的四任都将由来自欧洲国家的人担任。

因此，这不是个简单的竞选问题，而是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反对超级大国操纵联合国行政事务、争取平等权利的一场政治斗争。

中国身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必须扛起大旗，坚决支持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既公平又合理。而且能树立起“在中国的支持下，联合国秘书长不再为发达国家垄断”这一国际形象，对中国的外交事务，大有好处。

在这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说中国只投弃权票，那也是不对的。在此期间，中国投下赞同票的次数更多，这是一个中国对联合国态度发生转变的时期，从初步接触到有限参与，再转变到全面参与。

1995年10月，江泽民在联大发表讲话，这是中国重返联合国后，最高领导人首次出席联合国活动。中国开始恢复或者加入联合国各类专门和附属组织，开始认同和参与国际维和、裁军与军控等联合行动。总的来说就是一句话：组织上不断丰富，认知上日益融入。

更好的例子，是90年代中国的两次独立形势否决权：

1997年1月10日，中国独立否决了安理会关于向危地马拉派遣联合国军事观察员的决议草案。

1999年2月25日，中国独立否决了安理会关于同意联合国驻马其顿预防性部署部队延期半年的决议草案。

背后原因都与中国台湾地区有关，台湾涉及到中国领土主权完整，谁要想在中国领土主权上有什么想法，否你没商量。

所以，不要以为中国弃权就是划水，这背后有着深刻的考量。国际关系就是如此：该合作的合作，该竞争的竞争；在合作中竞争，在竞争中合作。

但是另一个角度看，弃权比赞同更显眼，中国确实弃权不少。因此这长达20年的时间，尤其是90年代以来的十年，这十年恰恰是世界对中国关注剧烈增加的十年，所以也就有了“中国爱弃权”的印象。

进入21世纪，中国在联合国的外交行为也进入到全新阶段：全力参与。

看行使否决权记录可知，21世纪10年代，中国共计投出9次否决票，远远超过了70、80、90年代的总和。

除了一如既往维护我国的核心利益，我们还否决了诸如缅甸问题、津巴布韦问题等等提案。这些问题并不属于我国国家主权范围内，属于周边邻国事务，津巴布韦更是远在非洲。

中国在投票选择上的变化很明显，敢于行使否决权，拒绝按照西方的价值理念制裁缅甸、津巴布韦。

这是21世纪东方与西方国家在安理会的公开碰撞，中国已经敢于扩大自己的利益范围，并对西方说不。

这一切可以用十六大报告中，描述中国对联合国外交态度的一句话来概括：和平与发展仍将是时代的主题，我们将继续积极参与多边外交活动，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及区域性组织中发挥作用。

背后的原因，应该不用我再详细解释。只要看几个关键的事件：2001年中国加入WTO，2008年北京奥运会、2010年上海世博会圆满举办，以及2008年金融危机中国的成功应对。至2010年底，中国GDP已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位。

俗话说人红是非多，随着中国的不断强大，涉及到我们国家利益的问题也越来越多。形势发生了变化，再闷声大发财，不行了，中国需要表明态度。

中国一系列指标飘红，综合国力与国际影响力水涨船高，我们对自身认知也有了变化——由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到负责任的大国，从全球秩序建设，从有限参与与到全面参与的转变相当明显。

中国有信心、有底气了，反映到对联合国外交政策上，就是行使否决权的新变化，敢于扩大我们传统的核心利益范围。该有态度的时候态度鲜明、坚决，毫不含糊，绝不退让，虽千万人吾往矣！这也是中国特色。

自21世纪以来，虽然联合国的地位和作用被不断质疑，但客观上讲，联合国的作用是难以被替代的：迄今只有联合国仍然是唯一最具权威、最有代表性的国际机制，能够并必须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核心作用。

安理会投票行为的变化，正是中国对联合国外交政策演变的晴雨表。在不同年代，中国对联合国外交政策不尽相同，这体现了我们对于国际形势、国家利益、中国自身与联合国角色等认知的不同。

发展到今天，中国在国际上话语权的加大，联合国也成为中国彰显大国地位，表达国家意志的重要平台。

所以，投不投票，投什么票，与国际形势、国家实力、地区关系都有联系，不能只看眼前利益，把投票当投机，那不是大国所为。外交从来不是简单的事，投票或弃票的背后，都是对国际关系的考量。

最后，套用个古老的典故：

曰：鸟止南方之阜，三年不翅，不飞不鸣，默然无声，此为何名？

对曰：三年不翅，将以长羽翼；不飞不鸣，将以观民则。虽无飞，飞必冲天；虽无鸣，鸣必惊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