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殖民色彩浓郁的城市化背景中，上海的近代文化日趋成熟。“上海的地理位置、历史文化、西方文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机制、新型的市民意识等等。交织在一起，使上海成为‘化外之地’，而又‘五方杂处’。正是这种充满异域感和杂糅性的文化氛围，赋予其城市文化无拘无限的想象力和层出不穷的可能性。

在这种没有任何“文化霸权”的氛围中，京剧第一次踏入这座独具魅力的城市，便以迅不可挡之势力压申城所有戏曲剧种，独领风骚，成为上海城市娱乐中的一朵奇葩。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逐步确立了中国戏曲文化中心的地位，与北京一同打造了中国京剧发展的又一高峰。

这座“声色洋场”孕育出更多样、更新奇、更奢华的娱乐与艺术样式。作为当时上海各个剧种的领军力量，京剧呈现出“应时而盛”的壮观场面，其“海派”特质更是发挥的淋漓尽致机关布景、连台本戏、真刀真枪等等成为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舞台的主要呈现方式。其商业性、世俗性、开放性、时代性、娱乐性以及西方“现代戏剧艺术”意义上的艺术完整性，皆在这一时期充分体现。

青帮与上海京剧界的联系

（一）、青帮对上海各大戏院的经营

随着世纪初“新舞台”的建立，上海逐渐取消了茶园时期的“案目制”，改为“场团合一”管理体制。戏班按月领取工资，不设案目，改为卖票，戏卖座与否直接与剧场经营者的经济利益挂钩。于是，青帮中的大小头目纷纷做起来剧场老板。经营剧场正好切合了他们希望从资本主义的经济链条中获取利润，使更多收入合法化的目的。为了赢得更多票房，各大剧院邀请北方名角儿作为剧场的台柱，招揽顾客，造成上海京剧市场的盛世。

资本主义的商业竞争机制被运用到了剧场经营方面。经济利益的驱使，使得经营者把代表北方最高水平的表演者吸引到了上海滩，他们把传统的京剧表演艺术与当地文化特色相结合，促成了具有上海特色的京剧艺术的发展与繁荣青帮与京剧演员的关系

青帮把持了几乎所有的剧场经营，同时也以各种方式控制、压榨、利用演员为其服务。其方式主要表现为青帮大亨们需要依靠叫座的当红演员为其赢得经济利益对于自己感兴趣的女演员，他们不择手段据为己有众多青帮弟子因为爱好或者附庸风雅而加入到京剧票友的行列，亲自作为演员参与表演。

青帮与京剧演员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无论是利用、控制、庇护抑或迫害，都是以经济利益、政治目的为趋势。控制了剧场和演员，他们便能够自主的决定剧目的选择与编排，这无形中影响了上海京剧界的审美走向。为了生存，大部分北方演员根据上海观众的审美需求，对传统京剧加以改良，以更加通俗易‘懂的唱词、情节完整的连台本戏，或者惊险刺激的机关布景吸引观众。使上海京剧从形式到内容，都更趋于大众化、通俗化、商业化、完整化。

（二）、青帮对京剧舆论阵地的渗透

任何一种艺术样式的发展，都与其相关艺术批评的推动密不可分。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出版行业已经相当发达，舆论导向已经成为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京剧作为当时娱乐业的当红艺术门类，更是吸引众多爱好者或者专业人士的关注。报刊杂志上的相关戏剧评论在上海京剧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一定的舆论导向作用。而参与其中的出版行业人士、或者戏剧评论者中，聚集着大量青帮弟子。不管是为了寻求庇护，还是为了找到立足的靠山，社会各界人士纷纷加入青帮的行列。他们不再是人们传统印象中那些地痞流氓小混混，而是一些颇具学识和文化的专业人士。

舆论阵地作为主要的宣传窗口，与戏曲的关系主要表现在各大剧场的演出讯息通过报纸广告对外宣传一些知名的剧评家的评论也会影响到市民的选择。《申报》专门开辟专栏，每日向市民介绍当天所演剧目，同时也刊载大最的戏剧评论文章。当时的报刊发行业已经相当发达，一些青帮闻人兼具剧场经营者和报刊董事双重身份，他们己经懂得利用舆论的力量，操控戏曲界的发展导向。

青帮对于京剧舆论阵地的渗透，影响到了上海普通市民对京剧的审美情趣，同时也为青帮所经营的剧场和邀请的演员起到了宣传作用。青帮按照自己的喜好邀请北方名角，报纸杂志自然会竭力烘托其名望。而一旦得到观众认可，不仅演员能够赢得上海这个南方考场，剧场经营者也赢得了丰厚的经济回报。

青帮与京剧关系密切的原因

1.历史因素

背景介绍年月日，上海正式开埠。自此，上海成为一个从洋人到冒险家，从买办到乡下人，从达官贵人到乞丐娟妓的汇聚之地。长江三角洲地带自明清以来就是经济繁荣、稳定之地，较之于全国其它地区，这里的市民生活逐渐富裕起来，特别是开埠后的上海，商业化进程逐渐加快，人们放弃传统的谋生方式，转向资本主义经济行为。了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成为全国最发达的城市，重商观念日益普及。生活水平的明显提高，娱乐消费的日趋丰富，导致上海商业市场、娱乐市场都出现了畸形繁荣。

娱乐市场都出现了畸形繁荣。资本主义商业发达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取代传统封建手工业，逐渐走上了上海的经济舞台之后，青帮作为近代一支特殊的社会群体，也随之应时而变，由早期的地下秘密结社组织，公开走上了社会经济与政治舞台。他们企图趁着市场的虚假繁荣，在资本主义商业链条中谋取经济利益，转换以前靠黄赌毒聚敛钱财的反面形象。

2.政治因素

背景介绍从年英租界确立到年抗战胜利租界真正消失，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近代上海城市一直是一个由公共租界，法租界和中国地界南市、闸北构成的三界四方为特征的奇异世界。在这个仅有平房公里的城市中，拥有三个政府，三套立法和决策机构、三种警察和武装力量、三个互为邻居又彼此独立的城区。这种多轨而又异质的现象使上海更像一个由三个割据区域构成的组合，而非一个完整的城市。

同一时期同一区域内，并存着多种行政机构，法律制度和行为规范不同的社区，必然导致上海城区内出现了大大小小的“真空地带”即无明确政府管辖的地区。在各个区域交接的阴阳界，地痞流氓充分地利用了当政者之间的界隔与摩擦，以及无统一定罪标准，逐渐发展壮大起来。这也是戏曲能在中国战乱时期，在上海得到极大发扬的一个重要原因。

3.文化因素

“海纳百川”“兼容并包”一直是上海这座城市的独具风格，这与其内部缺乏一种强有力的阶级去固守传统文化有着一定的关系。这一城市文化特征导致了这座城市没有文化霸权，自然也就以更大的包容度接受更多的外来文化、新鲜事物。另外，大批背井离乡的移民需要在城市中寻求一个类似于“文化容器”的公共娱乐空间。同时，在青帮最初的发韧，源于从事遭运的水手，他们几乎都是目不识丁，虽然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其发展策略的改变吸引了大批各阶层的人士加入，但青帮头目仍然都是些文化层次极低的人。

文化层次的低下原本会为其在文化领域的发展设定局限，但由于上海市民在审美趣味上的世俗化、大众化、商业化特征，使得青帮分子能够理解并迎合城市市民的审美需求。这也是青帮能够在那个特定时期操控戏曲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上海青帮与京剧的相互影响

（一）、上海京剧对青帮的影响

上海京剧对于青帮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首先\青帮谋取了经济利益。这不仅是青帮从事任何活动最直接最本质的目的，也是他们从戏曲经营中得到的最大利益。其次，青帮借助京剧美化了政治形象，这也是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青帮的一个“应时而变”之举。

虽然暗地里仍然以攫取经济利益为目的，但客观上借助贩灾义演等众多活动为其美名。还有一些专门歌功颂德的剧目，直接为其美名。

经济利益青帮与戏界的联系从京剧刚刚传入上海时便己有之。谋取经济利益一直都是青帮的最主要目的。他们聚财途径有很多。例如从事黄赌毒等邪恶部门的活动。这是旧上海特别发达的经济事业，所以也是黑社会的主要经济来源。

政治利益以杜月笙为代表的新一代青帮闻人开始改变多年来留给人们的罪恶印象，于是他们经常参加各种慈善事业，借以美化自己的政治形象。

青帮利用京剧赚足了钱、挣够了名、制造了声势、美化了自己，在世纪二三十年代着实风光了一把。但这一切毕竟是特殊社会环境下的一种畸形发展，一旦社会回到正轨，有了稳定合法的政权，有了正规的管理机制，青帮就会失去其成长的土壤。历史印证了一切，在经历的二十多年的风光之后，青帮被彻底的清除出了历史舞台。

（二）、青帮对上海京剧的影响

青帮作为一种负面恶势力的定位是毋庸置疑的，但在其实现罪恶目的的过程中，也客观上为上海京剧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正面影响。所以我们要用辩证的眼光，全面而客观的分析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青帮对于上海京剧发展所产生的正反两方面的影响。

正面影响青帮对于上海京剧的正面影响主要表现在带动了观众、创造了南北交流、进行戏曲创新、保留相关资料四个方面。

。负面影响青帮对于上海京剧的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催生了“恶行海派’，使戏曲界人士沾染帮会恶习两个大方面。

总结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特殊的时代背景和文化空间，为青帮与京剧的结合提供了可能。上海青帮“应时而变”的社会角色定位，为其控制上海京剧界提供了各种便利而上海城市公共娱乐空间的成熟，为戏曲的繁荣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当青帮与京剧在各个方面都产生了密切的联系之后，必然随之发生相互的影响，应该辩证认识到这种影响既是双向的，又是正反共存的。京剧对青帮的影响表现在经济方面，青帮利用经营剧场取得经济利益，这也是其任何一种行为的最本质目的。政治方面，青帮利用贩灾义演之名美化其形象，利用名角为其庆贺来渲染自己实力，甚至直接编演一些歌功颂德的剧目颠倒黑白视听。总之，青帮借助京剧的影响力为其盈利、扬名、美化政治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