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朝廷中的“体制内边缘人”、市井“江湖派诗人”里的扛把子，叶绍翁同志，某日外出踏青，写下了一首人尽皆知的小诗：
应怜屐齿印苍苔，小扣柴扉久不开。
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
有人说，诗人原本写的就是实打实的杏花。只是，不知道从何时起，“红杏出墙”被代指为“已婚妇女出轨”。于是乎，红红的杏花，也就和绿绿的帽子，渐渐联系在了一起。
道理是越辩越明的。所以，当我们更较真地推敲完，你就会赫然发现，将“红杏出墙”比喻成“不守妇道”，在逻辑上是行不通的。
学者有云，杏花“未开色纯红，开时色白微带红，至落则纯白矣。”也就是说，杏花呈红色时，往往是含苞待放的阶段，用之比喻少女没有问题，用它来形容少妇，太嫩了点。
不是说中国古代诗人观察事物细致入微嘛，他们怎么可以给已婚女士乱扣帽子？！
关于偷情诗词，关于“出墙文学”，这里边有一个很复杂的转变过程。但因为《游园不值》过早地就出现在小学生课本里，所以我百分百确定， 有关“偷情”的事儿，老师肯定是不会在课堂上讲的。
春天来了，万物复苏，又到了动物们交配的季节。也该聊聊“出墙文学”了。
01
虽然有很多自以为是的诗词解析，但《游园不值》写的极有可能不是实景。
一切还要从叶绍翁的身份说起。他隶属于“江湖派”——那是南宋末年诗坛的一个流派，大部分成员都是社会的中下层。
江湖派里的诗人很不江湖，历来的学者对他们也颇有微词。盖因为一部分诗人，以诗歌为“游走乞索之具”，而且他们所写的题材，多是风云月露、吟风弄月之类。
另外，他们还常常剽窃别人的作品。
叶绍翁当然不至于通过文字乞食豪门，但这并不妨碍他“借鉴”前人。
根据钱钟书的考证，叶绍翁的《游园不值》，直接脱胎自陆游的《马上作》（杨柳不遮春色断，一枝红杏出墙头）。
除了直接的借鉴，还有间接的致敬。钱先生凭借自己非凡的记忆，又洋洋洒洒列举出六句，古人写过的类似“红杏出墙”的诗词。
譬如，温庭筠的“杳杳艳歌春日午，出墙何处隔朱门”；再比如，吴融的“一枝红杏出墙头，墙外行人正独愁。”等等。
而它们最早的源头，则可以追溯到隋唐两代的杂曲。《乐府诗集》中有一首叫《墙头花》的诗歌。
蟋蟀鸣洞房，梧桐落金井。
为君裁舞衣，天寒剪刀冷。
妾有罗衣裳，秦王在时作。
为舞春风多，秋来不堪著。
俗话说天下文章一大抄，借鉴甚至说抄袭，在古代都不算大问题。问题是，为什么偏偏杏花成了“淫花”？
在古代诗人笔下，“出墙”的花朵其实很多。桃花、梨花、海棠、樱桃……甚至是数九隆冬的梅花，也不甘寂寞。
不妨就以梅花举例。唐代诗人有云：“云鬓自黏飘处粉，玉鞭谁指出墙枝。”
人家写得当然很得体，但又是黏又是鞭的，反正我总是想歪了。并且，都这么黄暴了，在情欲的表达上，怎么还是拼不过杏花？
杏花的好拍档“桃花”，那更是老资历了，从《诗经》时代起，它就是多情的象征。甚至，唐朝的女子，因以秾丽为主，遂以桃花自居。
“毛病”其实也出在这里。桃花、梅花之类，实在太过高雅与正经了，高贵到诗人都不好意思下手。
前面说过，杏花怒放的时候，颜色偏白。很多人以为，因为它太淡、不够热情，不能点燃男人们炽热的欲望，也就不能成为他们陶醉的对象。
抱有这种想法的人，显然低估了古代文人“低俗”的趣味。在文学意象的发展平台上，某些诗人大概是这样“意淫”的：
由杏花的淡雅，可以推导出“红颜易老”；因其红颜易老，因其短暂的生机爆发，因其不满“围墙”的桎梏，最终，杏花成为轻浮女子的象征。
试以诗词举例，来说明在某些诗人眼中，“杏花即轻浮女子。”
唐朝诗人有云：
两脸酒醺红杏妒，半胸酥嫩白云饶。
若能携手随仙令，皎皎银河渡鹊桥。
这是一首求爱诗。但诗人描写这位杏花一样的女子时，用词相当之劲爆，近乎于赤裸裸。他敢用这样的字眼，也就变相说明了，那个女子其实挺轻佻放荡的。
诗歌的题目叫《赠庞炼师女人》。“炼师”即“道士”，而唐朝的很多女道士，业余时间也兼职当妓女。所以，她们怎么可能不“放荡”呢？
02
唐朝的进士及第时，可享受“杏园赐宴”的待遇。
正所谓，“女郎折得殷勤看，道是春风及第花。”因为实在太兴奋了，考中的士子们，眼中原本白白的杏花，都变得红艳而朦胧。
当然，这只是一种演绎。但本来浅白色的杏花，的确是被唐朝诗人们给“染红”的。
中国多情的诗人词人们，从此之后，就集体“色盲”了：在他们眼中，杏花永远就是红的。
君不见，风流才子柳永如此描写“世间尤物意中人”：
“轻细好腰身。香帏睡起，发妆酒酽，红脸杏花春。”
再比如，被胡歌老师引用过的《谒金门》，其原词描写的，正是一个闲来无事，无聊的摘杏花的女子：
“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闲引鸳鸯香径里，手挼红杏蕊。”
要说杏花“变异”成红色最狠的，《红楼梦》也许算其中之一：
“墙头皆用稻茎掩护。有几百株杏花，如喷火蒸霞一般。”
在“让杏花变红”这件事上，诗人们可谓无所不用其极。譬如，有诗歌云：“碧桃红杏，迟日媚笼光影。” 为了表现杏花的红，他们都让桃花变绿（碧即青绿色）了。
在情欲的表达上，“红杏”与女子又有什么关系呢？
恰如柳永等人的描述，女子绯红的脸颊，的确和“红杏”相得益彰，这还只是最表层的联系。杏花花色正艳时，也即所谓的“蜜桃成熟时”，代表的则是女子情感正浓时。
经过文人们锲而不舍的努力，“红杏”所代指的女子，已经渐渐有了她的轮廓：举止轻浮，感情充沛。
但若要完成一个完整的情欲故事，这明显还不够，还得需要“墙壁”的阻隔。
孟子曾经说过，男女间的那点破事，人人免不了，但是呢，“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
正所谓，哪里有压迫，哪里就要反抗。封建礼教越是禁止，古往今来男男女女，对于“墙壁”的反抗，愈是持之以恒。
元稹写的《莺莺传》中，张生和崔莺莺翻墙幽会的故事，大家想必都知道。但张、崔两人的行为，绝对不是最极致的。
唐朝人写的《广异传》，记载了一个小故事。某个女子，看上了一位叫王乙的书生，为了和素未谋面的情郎约会，她不惜“逾垣而出”。
两人“事毕”，女孩子临行前，才凄凄然对王生抱歉道：我并非不尽心尽力，只是翻墙出来时，“墙角下有铁爬，爬齿刺脚，贯彻心痛，痛不可忍。”
不得不说，这个女孩子可真能忍受疼痛。一直到完事了，才想到了脚疼。
回家不久，女孩子就因为脚疾而病死了。
后来，王乙得官东归，再次路过此地，听闻爱人已死，亲自“持酒馔至殡宫外祭之”。祭祀之时，王生痛哭流涕，须臾，“乙乃伏地而卒。”
“翻墙幽会”，包含了一个个凄美的爱情故事，而“红杏”的加入，也就是情欲元素的加入，构成了整个拼图的最后一块。
其实，早在《莺莺传》时，“红杏”在“翻墙”这种行为中，就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
张生一个区区书生，怎么可能轻易翻墙。正是因为，“崔之东有杏花一株，攀援可逾。”张生用杏花树当作梯子，才爬过了墙壁。
到了《游园不值》这里，关于“红杏出墙”的表述，可能是诗人无意识的描写。但后世对他的改编与继承，则是一种千古的默契在其中。
03
《游园不值》之后，后世的诗人，对于“红杏出墙”的想象与继承，简直是疯癫了。
譬如，叶绍翁还只是扭扭捏捏地说“一支花”，到了元代诗人宋无这里，他作《墙头杏花》道：
红杏西邻树，过墙无数花。
我们必须要承认，诗人的本意，写的应该也是“春天的美景”。但这也并不意味着，古人就没有意淫过“过墙无数花。”
清朝人写过一本叫《杏花天》的毁禁小说。说的是，十二个少妇分别从十二个家庭逾墙而出，追随着被她们称作“前世乃黄鼠狼也”（你今生好骚哩）的男主人公，十三个人热火朝天的故事。
这样的故事，可以被视为“十二枝红杏出墙来”的写照。
民国时代，与张恨水齐名的作家刘云若，写过一部叫《红杏出墙记》的小说。
这本书描写的是，某已婚女子与丈夫的好友偷情的故事。但比较高级的是，最终，男女主人公又重归于好了。
我说刘若云更加高级，绝对没有揶揄的意味。能够做到唯情至上，这对于中国的男人来说，何其难矣。
毕竟，“红杏出墙”之所以流行，是因为这个故事满足的，从来都是男人的恶俗趣味。
“拉良家妇女下水，劝风尘女子从良”、“妻不如妾，妾不如偷，偷不如偷不着”，以及“红杏出墙”的故事，其实都是从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对于“红杏出墙”的行为，自古以来的女子们，又是怎样的态度？
实事求是地说，她们可能要比“君子们”坦诚得多。
就在前几年，考古学家们发掘出一批唐代长沙窑绘，在窑瓷之上，还记载了很多当年写的诗歌。
其中有一首诗，是某位独守空房的女子写的，学者们将那个女子称呼为：“红杏出墙商人妇。”
这首诗是这样写的：
君弄从君弄，拟弄恐君嗔。
空房闲日久，正要解愁人。
“弄”的意思就是F***。某种意义上，这首诗歌很低俗露骨——所以，它又被称为“唐诗弃儿”。但是，诗歌把女生的情欲刻画得入木三分。
从这首诗歌里，我们也许能看到古代女子对于感情的态度：
她们敢正视欲望，却不屑于玩弄感情；她们能接受“出墙”，却绝不愿意做轻浮的“红杏”。
谭维维唱过一首歌：
你看那你侬我侬，几分钟，又说是，年轻冲动。
你看这两眼通红，几天后，又可以，风情万种。
在真正相爱的人面前，这种“冲动”与“风情万种”，还是少些为妙。
参考资料：
钱钟书选注：《宋诗选注》
戴孚：《广异记》
纪永贵：《“红杏出墙”意向考释》
纪永贵：《古典文学中“墙喻意向”绎论》
石麟：《“墙”与墙两边的男男女女》
罗平章：《长沙窑瓷上题诗“君弄从君弄”解读》
作者：老谈。拾文化（ID：shiyafengshe），以理性的姿态看待人和物，以文化的底色，传达情感、新知、文化和生活。文化改变生活，信仰照进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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