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常生活中，盐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我国古代，柴米油盐作为人们日常生活的必需品，每日的需求量和消耗量都是极大的。

然后前三种物资由于其普及性不便于管理，最后一项的盐，就变成了封建王朝特定时期的敛财工具。

盐铁作为生产生活的重要工具，很多时候都会被政府收管，这就是专卖制度，又称禁榷制度，是我国古代统治阶级长期推行的一项重要基本经济制度。

那么究竟是何等原因，使得封建王朝不得不将食盐贸易收归官营呢？其中又有哪些时代与环境因素呢？今天就让我们一同揭开古代食盐官营的神秘面纱。

食盐官营的初始

对于食盐专营这一制度，在我国最远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齐桓公问管仲富国强兵之术，管仲对以盐铁之利。

《管子·海王》桓公曰：“然则吾何以为国?”管子对曰：“唯官山海为可耳。”桓公曰：“何谓官山海 ?”管子释曰：“海王之国，谨正盐策。”

虽然对于此文目前学术界有两种解释，即官营私营同时存在，但私营受到了管制和调控，另一为全部收归国有，不许私人经营。这两种观点暂时还无法分辨孰是孰非。

但我们不难看出，在春秋时期，统治阶级就已经意识到了对盐业管控所能带来的利益，也是在此时，官方势力正式进入了商业竞争的赛场，只不过有些年份竞争的手段未免过于强硬了些。

西汉初年，刚刚经历过战乱的中华大地百废待兴，需要快速恢复发展和生产力，前有秦始皇统一度量衡等消除弊端，后有西汉政权制度支持，在此基础上，商贸进入了一个空前发展的时期。

在此等情况下，西汉迎来了他的第一个盛世——文景之治。

然而当经历了两代帝王的治理，到了汉武帝时期，他的对外战争导致国库空虚，汉武帝颁布政令对盐铁进行专卖，并设立了完整的官产——官运——官销的专卖制体系。

然而由于汉武帝启用了大盐商作为实施这一制度的主导者。因此，食盐官营只是增加了朝廷的财政收入，大盐商依然具有合法经营权，并变本加厉，最终导致民间百姓苦不堪言。

百姓因卖到手中的食盐价格越来越高，被迫减少食盐的使用，这一制度反而对本身产生了消极影响，新莽时期政权的颠覆也与食盐官营这一不正确制度有着一定的关系。

东汉吸取了前人经验重置盐官，再一次对食盐进行征税制度，从此之后我国食盐的制度进入了专营、征税、无税三制交替而行的阶段，且其中专营所占的比重相对是较小的，一直到大唐盛世的结束。

唐朝初始的食盐制度

公元618年，唐高祖李渊于长安称帝，建立唐朝。朝代建立伊始，很多制度都是沿用了前朝的制度，盐业也不例外。

《隋书·食货志》载：“开皇三年正月，帝入新宫。先是尚依周末之弊，官置酒坊收利，盐池盐井，皆禁百姓采用。至是罢酒坊，通盐池盐井与百姓共之。远近大悦。”

在隋朝时期，为促进经济发展盐业回归到了百姓手中，食盐制度也进入了无税时代，但官府依然对其保有管理权，为此设置了盐池监、承运等官职。

到了唐朝，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制度的转变，唐朝在延用了隋制的情况下又做了一些改进和创新。

食盐制造既有私营，也有官营，对于不同的盐井采用不同的制度，征税制、官营制、无税制、以盐代租制、租佃制。

这一系列制度因地制宜地为百姓提供了便利，对唐朝初期的经济恢复与快速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盐业制度改变的尝试

唐朝时期第一次尝试改变盐业制度是起源于一个名叫刘彤的人，其受姜师度开发安邑盐池启发，上书建议朝廷对特殊行业采用官营制度，其中包括：盐业、铁、木等。

“官收兴利，贸迁于人”的政策出发点无疑是好的，由官方出面管理，加大生产制造，加大朝廷的财政收入的同时也能使得百姓获利。

唐玄宗将此事与大臣讨论，大臣们皆认为可以增加财政收入，然而玄宗欲派遣大臣遍巡各地时，遇到的阻碍却是极大的，因此此次转为官营之事就此作罢。

玄宗放弃盐业转为官营，重申各地应遵循规定缴纳所需缴纳的税额。刘彤的建议在此时重视生产发展的唐朝统治集团内部还是不受认同的。

盐业制度的第一次改变

千里之堤，溃之蚁穴。一个制度的崩溃也是从最开始细微的转变开始的。

天宝九年，朝廷发布了新的制度，在原有的盐政基础上，加收百分之二的税率，其目的很明显，为了增加财政收入，那么促使这一变化的原因是什么呢？

开元与天宝都是唐玄宗的国号，开元29年，唐玄宗改国号为天宝，究其原因有二，一为除晦，当年唐玄宗的兄弟逝世两人，为了除去晦气更改年号。

一为歌颂功德，唐玄宗认为自己一生的政绩已经达到了顶峰外有能臣李林甫，内有心腹高力士，妃子有最受宠的杨贵妃。

唐玄宗 杨贵妃

唐玄宗李隆基，觉得自己可以颐养天年了。于是在天宝九年，李林甫等人想要搜刮更多的财富时，便将手伸向了车、面、盐等行业，征收除陌钱。

至此，盐业的制度开始由最初的促进生产向增加财政收入转变。

榷盐制——彻彻底底地更改

天宝十四年，安史之乱爆发，次年十二月叛军攻入东都洛阳，玄宗携众人逃亡，太子被百姓所留称帝，史称唐肃宗，李隆基成为了太上皇。

安史之乱对于唐朝来说是一场浩劫，平定叛乱需要人力物力，巨大的开销使得本就因战乱人口减少而变得捉襟见肘的财政更加雪上加霜，单纯地依靠税收已经无法支撑。

安史之乱

乾元元年，第五琦效仿在此之前，平原太守颜真卿为抵御叛军，将境内食盐统一管理售卖，以此来补贴军费的做法，创立榷盐制，将盐户生产的盐低价收购，高价卖出。

时北海郡录事参军第五琦随刺史贺兰进明招讨于河北，睹其事，遂窃其法‚乃奏肃宗于凤翔。

在战乱年代，物价飞涨，而收归官营的食盐行业反而是受到影响最小的，虽有涨幅，但相比其他物资已经是很微小的了。

上元元年五月，刘晏任户部侍郎，充度支、铸钱、盐铁等使。他上任后，对榷盐制进行了完善

刘晏将食盐产销体制由民产、官收、官运、官销改成民产、官收、商运、商销。简化手续、精简机构、方便百姓，还给商人找到了一条发财的门路。

安史之乱平定后，唐朝能够再一次迎来兴盛，并持续发展百余年，刘晏所完善的制度是功不可没的，他在没有抬高物价的基础上，疏通渠道，使得财政收入增加的同时为百姓也提供了利益。

盐业制度的没落

唐德宗即位后，罢免了刘晏的职务并将其杀害。随后他想要废除榷盐制度，但不久后只能恢复。

为了进一步敛财，他将食盐价格上涨二倍不止，然后在官盐价格上涨的同时，商人为获利大肆贩卖私盐，最终导致盐业收入反而下降。

元和元年四月，李巽任度支、盐铁使，开始着手整顿盐政、降低盐价、整治吏治、恢复常平盐制度，使榷盐收入迅速增加。

然而李巽的政策使得民众能获得利益少之又少，私盐依旧猖獗，为了对私盐进行管制，唐朝颁布了一系列严苛的刑法。

当生活得不到保证，又处处受到苛政的制约，那这个朝代就危险了。于是，唐末年间，官私争斗频频发生，最终爆发了大规模的起义，加速了唐王朝的灭亡。

唐太宗李世民表示，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一个制度好坏不可仅看能否满足当权者的利益，更要考虑到国家上下的共同利益。

当一个制度充盈了财政收入却使得民不聊生时，那这个制度就危险了。

榷盐制度是一个特殊时期的较为合理的手段，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民众的利益，因此能够为唐王朝续命。

而后来者的一系列做法无非是自毁前程，最终难逃败亡的命运。

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统治者所造成的恶果，最终都只能交由百姓来背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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