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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教育家》2023年第1期

封面人物

华东师范大学附属青岛学校校长刘名卓

青岛崂山，滨海而立，剑峰千仞，山峦巍峨，自古即有海上“第一名山”之称。

在这座美丽的海滨之城，2019年起，又增添了美丽的人文景观——

两所崭新的学校拔地而起：崂山区实验初级中学、崂山区合肥路小学。

两所学校的创办，引起了从家长到社会各方格外的关注。

原来，这是教育部直属985双一流院校，

地处上海的华东师范大学在青岛托管的第一所基础教育阶段的学校。

一流大学能否适应青岛本土文化？

上海与崂山，南北方教育能否有机融合？

外来的和尚能否念好本地的教育经？

人们充满了期待，也多少有一些担心。

时光似箭，三年时间转瞬即逝。

如今的华东师范大学附属青岛学校，已经是花团锦簇、硕果飘香，

不论是课程建设、课堂改革、智慧教育、教育教学品质，

都跃居前列，家长赞不绝口，社会好评如潮。

在一片赞誉声中，似乎没有人注意到这所名校背后，

站着一位年轻的“非典型校长”。

她就是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刘名卓，

作为著作等身、学术成果斐然的学者，刘名卓其实并没有基础教育办学经验，

大学教授跨界做中小学校长，

为何能旗开得胜，在短短三年内打造一所区域名校？

当大学教授，扎根于中小学校园

01

“跨界”办学的初心，与刘名卓的职业经历息息相关。

大学毕业，刘名卓曾经在国际学校担任过两年中学老师。虽然只有短短两年，却让她强烈地感受到了与传统教育大不相同的文化氛围和教育理念，尤其是以生为本的观念和开放的课程体系、灵动的教学方式，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

后来，作为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技术学领域的专家，并曾经担任华东师大开放教育学院国际合作教育中心主任，她对教育的信息化以及国际教育又有了更整体和深切的感受认知。如何在坚守中国本土教育优势的基础上融汇世界先进的教育理念和策略，打造未来型学校，成了她经常思考的一个问题。

于是，当华东师范大学相关领导找她谈话，希望她出任在青岛崂山区托管的学校校长时，她几乎未加思索，一口答应——她知道，一个探索未来教育之路的机会终于来了。

踌躇满志的刘名卓刚刚履新，就很快发现了中小学和大学的差异。

在大学，学校最重要的任务是提供学术平台、提供教科研条件和资源，其他的都是教授自己的事情了：选择课题、开发课程、开展科研、申请项目、招硕士生博士生、组织上课……在充分授权和自由自主的氛围里，大学老师各展其能，酣畅淋漓地发挥着自己的个性和才华。很少有大学老师会去请示领导：这个该怎么干，那个该怎么干。

到了崂山新建学校的办公室，刘名卓发现已经有很多伙伴在等着向她请示工作了：“刘校长，这个方案您看可以吗？”“刘校长，这件事情需要您拍板！”“刘校长，这个事情该怎么办？安排一下吧……”

习惯了自主工作的刘名卓一下子有点懵。

她意识到：大学举办中小学，最重要的还不是带来大学的资源，而是要把大学精神引入到基础教育的田园里，用大学精神照亮中小学校园。

大学之大，就在于它平台宽广，土壤丰沃，能容纳各种人才扎根其上自由成长；而对学术的敬畏和尊崇，对创造的包容和鼓励，是大学精神的核心。大学能够成就大师，就源于此。

刘名卓决心进行系统化的探索。

变革首先从组织结构开始。刘名卓引入了扁平化、协同式、项目制的学校治理模式。

她研究传统学校的组织结构，系统研读了管理学方面的文献，发现层级鲜明、条块分割的层级制管理已经无法适应今天学校复杂动态的发展需求，需要从管理走向治理，依法治校、多元共治、民主协商。“比如办个儿童节活动，端午节要组织师生包粽子，以及承接大型活动任务，传统学校的组织架构很难将这些活动与学校课程体系相互作用、相互融通，实现活动育人的系统化、价值最大化。”更重要的是，组织内的每个人都只能在上一级领导的指挥下行动，很难发挥创造性，更谈不上自主开展工作了。

刘名卓设计了协同式、扁平化、项目制的组织架构和相关制度。每个部门除了各负其责，还通过项目制，以“协同工作单”的形式，与其他部门、处室相互联结。这种工作模式可以把组织中的横向联系和纵向联系结合起来，既确保职能处室平稳运转，又最大程度调动了每个部门、每个人的积极性和个人智慧。

“在崂山实验初中，大家宁可上前一步形成交叉，也不退后一步留下漏洞。”副校长何升超说，“每个人都站在工作的中心，都是自己工作的主导者。”

同时，刘名卓在领导班子的设置上，也打破了“某人固定分管某部门”的垂直领导形式。执行校长陆桂英主要分管教师发展中心，但由于她此前办学经验丰富，还直接管理宣传和一部分办公室行政工作。从“人管部门”到“人管事务”的改变，也让组织内人尽其才，同事、部门间的合作更加紧密。

这样的组织架构，既保留了传统层级结构的优势以便于对接教育主管部门，又互相交叉连接形成了一个自主自治的网状结构，极大提高了部门和个人的工作主动性、积极性，管理效率和质量得到了极大提升。

除了组织架构，刘名卓也改变了传统校长指挥调度下属的方式，她与同事沟通时，时常把“这个我不太懂，你比我专业，你看着办”挂在嘴边，鼓励同事们大胆探索，自发研究。

一位接受采访的老师说：“起初我觉得刘校长只是谦虚、客气，后来发现，她真的尊重大家的专业能力，同时会提供思考的方向和问题解决的支架，这样我们就可以放手大胆创造性地工作了。”

某位老教师为了职称评聘，跟原学校两任领导都闹得很不愉快，见到刘名卓第一句话就是：“校长，我就直说了吧，我就是来评职称的。”刘名卓的回答更直白：“咱们的评聘制度公开透明，你需要职称，就拿专业说话。”后来，这位令历任校长头疼的老师，成了学校的骨干之一。

陆桂英在组织青年教师研修坊时，不仅引入专题培训、通识辅导，更加入了“生涯规划指导”。她定期与每位新加入的老师谈心，帮他们找到专业上的发展方向。“我们过去常强调学生的差异化发展，其实学校也应当为老师重构自己的价值，让每个人走在成为某个领域专家的路上。”陆桂英说。其实，这也是大学精神的体现：高度推崇教师的专业发展，努力锻造教育家型教师。

当技术赋能：“像刷抖音一样刷题”

02

在华师大附属青岛学校，“刷题”从来都不是饱含贬义的“笨办法”，而是一件个性化的、高效的，还带些轻巧的工作。

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的“数字画像”，精确到每个学科，每个单元，每个知识点。比如数学老师讲完新课，就会布置对应的练习题；学生当堂完成，在教室里的扫描仪录入系统——正确率、易错点一目了然。下课时，每个学生会收到一份有针对性的作业，系统中的“个人错题集”和“知识图谱”也会实时更新。老师则可以通过宏观数据，迅速了解自己的教学效果，哪些题出的偏难，哪个知识点没讲透彻，进而优化教学策略。正如今天的短视频、购物平台会“猜你喜欢”一样，学校的智能教学平台也会“猜你易错”“猜你遗忘”，提供个性化的练习指导。

刘名卓决定办学的原因之一，就是希望推动教育技术赋能一所学校的发展，撬动一个区域的教育生态变革。但她发起技术赋能的每一步，都走得稳健、扎实、润物无声。甚至刚创校时，许多老师只知道校长是位著名学者，却不知道她是哪方面的专家，专业造诣能为学校带来什么。

老师们最初看到的，只是数学组引入了数字化教学平台，上课更轻松了，辅导更有针对性了，学生也更喜欢数学了。听过数学组的几场教学分享，大家一致认同，技术赋能是个好东西，“精彩大课堂”的教学改革有了它，肯定如虎添翼，而且“没什么复杂的嘛，我肯定也能学得会，用得好”。

这正是刘名卓的推广思路。作为教育技术学的博士生导师，她深知这一领域的理论之复杂，技术之精深，也正因为此，她采取了重实践轻理论的方法，由点及面地推动改革。先让老师们看到技术的便利，再逐步走向深入，而她则提供前沿理论指导。

合肥路小学校长曲健回忆，老师们最初接触的，是教学云平台的基础功能，内有部分课程资源，小组积分、计时、随机点名、自动分组等工具，极大地方便了组织教学。老师们陆续上手后，学校又组织大家共同“做加法”，梳理课程资源，上传共享资料，搭建学校自己的资源库。短短两三年时间，学校就积累了大量的教学资源，老师们不仅可以随时取用，甚至还要在海量的资源中“做减法”，才能上好一堂课。

“搭平台”不是刘名卓技术赋能的终点。学校积累了足够的学习行为数据后，又组织老师们“阅读数据”。通俗地讲，就是老师看到成绩单、错题集，不能只是笼统地判断“考得不错”，还要从数据中分析本班学生的偏科倾向、偏科程度。对于集体相对弱势的学科，班主任还要读出弱科的弱项在哪里，联系学科老师调整教学重点。对于偏科严重的学生，学科教师则可以有针对性地辅导，安排强化训练，分层布置作业。参与命题的老师，还可以对照以往数据和学生表现，判断自己的命题质量……每位学生、每个老师、每个方面，都能在分析数据后得到成长。

“老师要把数据‘融化’到教育中来，”执行校长陆桂英说，“今天我们教授学科知识，建立教育关系，不能只依靠观察、交流。更要重视表现性的数据，过程性质量分析，用科学思维为老师提供更精准的指导。”

崂山实验英语组长薛涵，直言“分析学习数据当然很辛苦，一开始也有老师嫌麻烦”，但是大家又逐渐发现了好处。“读数据”一段时间后，老师上课更轻松了，学生也更加从容自信了。

薛涵还观察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在崂山实验，好像没有很自卑，很厌学的孩子。每个学生都知道，自己的成长是被关注的，被看见的。我跟一些相对薄弱的同学聊起来，他们并不觉得‘我啥都学不好，上学没希望了’，而是认为‘我的文言文还得加强’‘新学的英语时态没掌握好’，只要自己不放弃，就一定能有所提升。那些看似冷冰冰、有些机械的数据，只要我们运用得法，恰恰能为他们带来最温柔的关怀，也许这就是技术赋能的魅力吧。”

数据最能证明数据的力量——崂山实验在全区测评中，综合教学质量始终名列前茅，多项检测指标全区第一；学习不达标的后30%学生比例最低，学生成绩的离散分布率最小。每个人都在理性而坚定地前进着。

精彩大课堂

03

这节示范课从吃苹果开始。

每组学生都领到了两盘切好的苹果，先观察再吃完后，学生们要以小组为单位，描述两份苹果的区别。大家的反馈差不多，红的这盘苹果更甜、口感更“面”，颜色浅些的苹果汁水更多，吃起来更加爽脆。

这时，地理老师周萍升给出进一步的信息——更甜的是甘肃天水的“花牛苹果”，更爽脆的是青岛本地的“明月苹果”。接着，她抛出问题：“能不能结合生物课上的植物常识，从苹果入手，分析胶东半岛和西北内陆的地理差异？”

学生们也拿到了补充学习资料包，内容包括苹果的生长环境，陇南和胶东的年降水量、光照时长、昼夜温差等信息。大家一边回味苹果的香甜，一边抽丝剥茧，从教材和学习包中提取有效信息——为什么山东甘肃都种苹果？光照、温差、降水、土壤对苹果的糖分、水分积累有何影响？胶东和陇南的气温和降水，分别对应怎样的气候类型？

学生们得出了一系列结论后，周萍升再从宏观的地理视角，带领大家寻找数据、事实背后的逻辑联系，并通过数学、3D模型等技术手段，综合呈现学生们的分析。学生们相对零散的表述，被提炼成地形、气候、水文、土壤等学科维度后，分析自然地理特征的方法论也初步建立起来。

这节课是刘名卓团队“精彩大课堂”教学模式的缩影。

所谓精彩大课堂，指的是突破传统教学的时空局限，采用先学后教的模式，为学生提供个性化指导的教学模式。老师需要通过学习包和导学案，引导学生自主研学，解决一系列问题，再带着学生寻找背后的学科逻辑——整个过程和大学里培养博士生的流程已经非常神似了。

在刘名卓看来，新时代的教师不能满足于做知识的传播者、代言人，应当给学生带来学科视野，和自主研究的方法论。新冠疫情之后的网课时代，这样的教学改革尤为重要。“当线上、线下学习频繁切换，当学习的时空无限延展，我们该如何教？如何学？”

刘名卓经常与老师们讨论。合肥路小学基于核心素养和新课标要求，探索出了大单元、项目式课程之路。老师们以月为单位，以重要事件为锚点，设计跨学科项目式学习。比如三年级“我为祖国送礼物”国庆课程，学生们可以利用国庆假期等课余时间，在青岛的街头巷尾与国旗合影，捡拾落叶拼成一幅送给祖国的画，用钢笔写一首献给祖国的诗。

这样的课程除了包含语文要素外，还要求学生走出家门，感受国庆氛围，品味青岛的秋日美景，最后的作品展示环节，更是对空间、对称、构图、色彩等素养的综合呈现。

刘名卓对这个项目课程颇感兴趣，深度参与了教研，结合新课标分析学情。“从微观角度，我们要想想哪些训练契合了新课标的语文素养；从宏观角度，我们要思考这样的教育能给学生带来什么，让他们未来有怎样的核心竞争力。至于活动搞得是否热闹，公众号宣传是否精致，都是次要问题了。”小学语文组长陈沉对刘名卓这段话记忆犹新。

崂山实验办学第一年，就赶上了疫情和网课，经过两年多的探索，老师们已经形成了一套相对成熟的教学模式。比如难度较大的物理学科，老师们会把容易理解的部分录制成微课，提前发给学生自学。同时，学生也能依托“教学云平台”，完成简单的实验操作，复杂实验则在“网络虚拟实验室”中完成。网课现场，老师的教学重点从“传递知识”变成了“建构体系”，授课内容也会同步上传，没听懂或缺课的学生可以随时回看。

这样的学习模式，对学生的自学、逻辑分析能力要求很高。物理老师管晓宇说：“起初大家心里都没底，担心学生不适应自主探究。但是从升入九年级开始，学生们自主学习、建构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展现得淋漓尽致，远远超出了教师们的想象，中考成绩也很能说明问题。我常常感叹，原来在应试的压力面前，我们的教育同样可以很精彩！”

2020年，“基于教学云平台的精彩教育大课堂教学实践”入选《中国互联网学习发展报告》。这一教学模式的实施、迭代，离不开教育技术、教学平台的支持。刘名卓凭借自己的专业优势，引入了大量最先进的技术和资源。

当大家对此表达肯定和赞美的时候，刘名卓说：技术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运用技术的人。指出方向，提供技术，然后让学生自己探索，自我锻造，这才是最重要的。这就是她最想做的事情：让中小学的校园里，充满了大学里的自主探索精神。

好的教育，要滋养每一个人

04

阿义是杜金柱班里的“球痴”。

这个男生高大硬朗，人缘不错，成绩还行，唯独打起篮球来不管不顾。午餐时草草扒两口饭，就直奔球场，等到午休时，也常常溜出去打球。

“阿义遭受的批评，引发的师生矛盾，几乎都跟打篮球有关，其他方面挑不出毛病来。”杜金柱说，他发现苗头后，也唠叨过阿义，诸如“不吃午餐影响身体，午休打球耽误学习”的话，也说了一箩筐，阿义乐呵呵地照单全收，但仍然偷偷跑出去打球，搞得杜金柱哭笑不得。

没过多久，学校推行“全员导师育人制”，每位老师都要担任几位学生的导师，师生双向选择，定期交流。阿义主动申请让杜金柱当导师，两人深谈过几次后，杜金柱发现，阿义只是单纯痴迷篮球，这份热爱甚至成了他成长的障碍。

杜金柱决定改变策略，他隔三岔五约阿义吃饭，慢条斯理吃完后，再拉着阿义一起放弃午休去投篮，搞得阿义怪不好意思。两人越发熟络后，某天杜金柱提议：“你人缘和球技都这么好，在班里组建一支篮球队吧，体育课和放学后带大家一起运动运动！”

当上组织者的阿义，渐渐有了“偶像包袱”，他不但要处理好同伴关系，更要做好表率，学业上努力自不必说，生活中也更加自律了。偷跑出去打球显然在哥们中不够“体面”，于是阿义慢慢回归了原有的秩序。

导师的工作远不止谈心这么简单，他们要知道学生的住址、家庭情况、联系方式，全面了解学生的成长环境。每次沟通后，导师都要记录学生的成长和困扰，以及当下和未来的规划，定期汇总。同时，学校每学期会组织专业心理测评，结合导师的反馈，重点关注一部分孩子的心理状态。每隔一段时间，刘名卓和陆桂英都会带些点心，找个午休，约学生们单独聊聊天。

疫情之下百业艰难，不定期居家学习也放大了许多家庭的矛盾，导师们常常要深入学生原生家庭，缓和矛盾，解决问题。“从学生德育走向家校合育，再到通过学校辐射改善家庭关系，成了一个很自然的过程。”杜金柱说。

刘名卓在华师大青岛附属学校提出了“精心德育”概念，将德育融入常态化的活动、课程，辅以导师制、家校合育等育人模式，浸润每个学生，也滋养每一个人。刘名卓有个很通俗的解释：好的教育，要让每个人变得更好。

某班曾经有位“刺儿头家长”，经常单独联系各科老师，指责他们“水平不行”，甚至投诉了好几位老师。老师们都对他敬而远之，班主任更是头痛不已。刘名卓了解情况后，跟班主任详细分析了这位家长的行为模式：“所谓的攻击行为，根源可能是他在青少年时期受过伤害，才以攻击别人作为自我保护的手段。如果你能主动跟他沟通，给他一些认可和安全感，我猜他会成为家校合作中的绝佳助手。”

班主任将信将疑，但还是主动联系对方，聊生活谈教育，表达对家长和孩子的关注和尊重。出乎他意料的是，这位家长居然很快跟老师成了朋友，教育观念逐渐改变，还主动参加了家委会，成了班级家校沟通的中流砥柱。班主任谈及此事，语气中颇为动容：“那时我才知道，‘让每个人变好’是一件多么伟大的事情。”

发展什么，就评价什么

05

“老师们，该发‘合小星’了！”

合肥路小学每月例会结束时，学生发展中心都会提醒各位老师，及时为学生评分、发星。“合小星”是合肥路小学的学生发展评价机制，学校基于五育并举的原则，设置了“明礼星、乐学星、健康星、才艺星、勤劳星”五种合小星供学生争取，各种星星的形象则是学生自己设计，学校统一海选成型的。

合小星的发放由全体教师共同负责，每位老师都要在教学、活动中观察学生表现，实时在云平台中给学生积分。学生攒够了积分即可兑换合小星，集齐五种合小星后，即可兑换一颗“精彩星”，作为整个学期成长的最高荣誉。

老师们在给学生积分、发放合小星时，不仅要遵循过程性、发展性原则，还要充分考虑评价的科学性。合肥路小学每年都会调整发放比例，目前的规则是“所有学生能拿到至少50%的合小星，15%左右的学生能争取到精彩星”。开学之初，每位老师就会根据执教学科和课时数，领到该学期的总星数，再结合具体教学、活动安排，制定评价细则。学生发展中心主任高婷婷说：“合小星这一评价方式，也许不是最有创意的评价改革，但一定是最适合全体师生的。”

高婷婷是音乐老师，她结合新课标和核心素养的要求，将音乐学习的评价分为三个层次，最基础的是“感受美、欣赏美”，学生们只要按要求带书、带乐器上音乐课，即可获得这部分积分；进阶评价则是“掌握基础的音乐技能”，认真学唱、练习乐器的孩子可以拿到分数，绝大部分学生至少能达到这个层次。更高阶一些的则是“有一定的音乐才艺，并能参加活动，取得成绩”，这就需要音乐组定期组织各类活动，或者深度参与跨学科教研，为学生提供展示和练习的机会。合小星不仅为学生提供了可视化的成长阶梯，切合最近发展区理论，也为教师组织教学提供了抓手。

与合小星相辅相成的，则是学校的“微认证”教师发展系统。

刘名卓还在华师大本部工作时，学校即首创了“师范生在线教学能力微认证”系统。该系统最初面向师范生长期开放，学生自主学习，基于工作场景开展教学实践，提交相应材料后，即可获得一枚“电子认证徽章”。

作为教育技术学领域专家，刘名卓也深入了解这一系统，担任校长后，她借鉴了华师大这一认证体系，结合两所学校教师的具体情况，设计了适合校情的“微认证”教师发展系统。

“微认证”基于“发展什么，就评价什么”的思路，将未来教师的必备能力细化分解，拆分成“追求理解的教学设计能力”“课程开发能力”“作业设计能力”等不同维度，再细分为教研、分享、听评课、教育写作等子任务。不同教龄、不同学科的老师，也会有相应的个性化目标。青年教师以听评课、阅读、写作、参赛为重，骨干教师则有做课题等挑战。

评价体系之外，学校为老师提供工具、能力和策略的全方位支持。老师们沿着系统“认证”下来，专业水平就能稳步提升。合肥路小学校长曲健说：“我们的老师不焦虑，不内卷，每个人都清楚自己要做什么，做到什么程度，将会有怎样的成长。”

刘名卓的教育评价观，说起来十分简洁：“确定目标、分解到可执行的颗粒度、试点、推广、优化，找一条最适合师生的路，这就够了。”不仅是评价改革，刘名卓在两所学校的每一次变革，都力求抓住主要矛盾，做到大道至简，举重若轻。

PDCA:做好一件事，就能办好一类事

06

“做了校长才知道，今天中小学老师太不容易了。防疫、安全教育、消防、反诈骗……事事都要老师操心。学校还要承担社会责任，今天举办一个活动，明天承接一场考试，种种压力都要由老师分担。”采访中，刘名卓很是为老师们心疼。

但在中层领导、青年教师口中，这些事务性工作都有清晰的解决路径。不少老师谈及承办活动，组织仪式，都有自己的方法论，甚至得心应手，游刃有余。

崂山实验创校之初，刘名卓就与副校长何升超一道，在组织内推行“PDCA管理循环”。PDCA将管理工作分为计划（Plan）、执行（Do）、检查（Check）、处理（Act）四部分，力求在循环中实现管理的闭环。“有了计划就去干，不论干得怎么样，都要及时总结，再完善同类工作。”办公室主任刘金娥说。

她又举了个例子，侃侃而谈：“比如说咱们要庆祝教师节。首先要开个预备会，明确领导讲话、新教师入职礼、师徒结对、工作表彰等环节如何组织。再拿出具体方案，细化到每个环节的负责人，谁搬桌子、谁拍照、谁写总结文章，都要逐一落实。”

“活动结束后再开一次总结会，分析细节上的经验教训。总结会开完，所有参与的老师，要清楚整个活动的具体流程，具备牵头组织下次教师节大会的能力；这次教师节活动的主要组织者，要具备组织同类活动的能力。这样，不仅工作形成了闭环，我们的人才培养也循环起来了。”

刘名卓经常旁听老师们的总结，还会“抽查提问”，请承担辅助支持工作的老师，或者第一次参与此类活动的老师，复述整个活动的组织流程。总结会后，这项工作的负责人还要在校内发布“某某活动实施流程”，供后来的组织者参考。

PDCA看似繁琐，其实只要形成了行之有效的路径，反而会减轻老师们的事务性工作压力。学校也会以表彰、绩效考核等形式激励组织者。用何升超的话讲，就是“做好一件事，就能办好一类事，这反而是一种减负”。

回归本真

07

刘名卓在山东诸城度过了童年时光，父亲是一位村小校长。刘名卓四五岁时，常常骑在教室门框上听父亲讲课。她还记得父亲一手拿粉笔，一手叉腰，滔滔不绝讲课的神采。父亲上课激情澎湃，他关心每个学生，不仅仅关心学生的学习，也关心孩子的日常行为习惯。他既是孩子的老师，也是孩子的朋友。那时人们还没有“教育技术”这个概念，父亲教书育人的全部工具，只是一块黑板，一盒粉笔而已。

许多年过去，刘名卓成了教育技术学专家，也做起了中小学校长。她的学校里有先进的多媒体设备，有智能化的教学云平台，更有超前的教育思想。未来学校究竟应当是什么样的呢？无数个结束加班的深夜，刘名卓都会反复思考这个问题。办学三年多来，随着大量新技术投用，新理念落地，刘名卓渐渐找到了答案。

这所学校将基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打破传统学习的时空边界，构建智慧教育的全新生态。在合肥路小学和崂山实验初中，未来教育将是实体校园和数字校园的复合体，真实的学习将在教室里发生，在操场上发生，在青岛、在全世界的街头巷尾发生，在数字空间发生……

当这些未来的图景在刘名卓脑海浮现的时候，父亲的身影总是不期而至。

“跟我们努力打造的未来学校相比，当年那所乡村小学的课堂上有许多东西并未过时。比如老师对教学的痴情和热爱，比如亲密无间的师生关系，比如老师对孩子全面成长的点点滴滴的关注……这些宝贵的东西，穿越时光，历久弥新。它让我透过技术的发展，看到教育的本质。不论未来学校如何发展，它一定是人在中央的，是以儿童为本的，一定是弥漫着爱与尊重、自由与个性的空气的，一定是散发着浓郁生活气息的……”

说这番话时，刘名卓眼神明亮，语含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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