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大学者、著名思想家顾炎武（世称亭林先生）所著《日知录》，是其本着“明道、救世”的宗旨，经年累月撰成的大型学术札记，自言“平生之志与业皆在其中”。

梁启超推崇《日知录》为“清学之开山”，认为其中之精要实乃“四、五百年来思想界之一大解放也”。《日知录》传世较广的三种版本，即潘耒刻本、《四库全书》本及黄汝成《集释》本，均因清廷文字狱的高压而存在不同程度的删削，而民国间发现的张继旧藏《原钞本顾亭林〈日知录〉》则是非常接近稿本的一个版本，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原钞本顾亭林〈日知录〉》（4卷），兹据原钞本高精影印行世，以期为学界提供最接近原貌的《日知录》文本。

《原钞本顾亭林〈日知录〉》（4卷）顾炎武 著 978-7-5760-2379-4

出版前言

文 | 张京华

顾炎武《日知录》一书，被称为考据学之开山，为明清学术之转关，影响巨大，自不待言。

《日知录》是顾炎武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不断抄录、增补、评断、分类、截取、誊写、传抄的累积成果。《日知录》在形态上有稿本、抄本、刻本之别；在篇卷上有八卷本、三十二卷本之别；在文本上有删改本、节选本、集释本之别。总括《日知录》一书的版本渊源，依次经历了顾炎武稿本、符山堂八卷刻本、三十二卷清抄本、遂初堂三十二卷刻本、四库全书本、黄汝成西溪草庐集释本，大约六种形态。

《日知录》的八卷本稿本，其卷次、条目和文字内容与后来各本多有不同，是顾炎武生前随时与学友切磋交流的未定本。

《日知录》的八卷刻本，是顾炎武在友人张弨的帮助下，先以一部分质之同志的征求意见本，于康熙九年由张弨符山堂刊刻，而由顾炎武本人出资，实际上是顾炎武的自刻本。八卷刻本有早印本与再印本两种版本，其中再印本已收入《中华再造善本》扫描出版。

顾炎武生前，《日知录》已编订为三十余卷的规模，基本定稿，但未付印。顾炎武卒后，嗣子顾衍生将遗稿存徐乾学、徐元文处。遗稿原件已佚，雍正间有抄本流传。民国以来迄今，确定的传抄本有上海杨氏枫江书屋所藏清抄本、杭州范氏净琉璃室所藏清抄本、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清抄本，共三部，均为完整的三十二卷。

康熙三十四年，顾炎武门弟子潘耒由徐乾学处取出遗稿，重新编次，并加删削，成《日知录》三十二卷，以遂初堂之名，在福建建阳刊刻。遂初堂刻本至少有两种印本，并且又有熊赐履经义斋依照遂初堂本行格刊刻的翻刻本。其后各种《日知录》刊本多祖此本。原刻尚存，但多年以来未有影印本，学者其实不易看到。

乾隆间，四库全书开馆，收入《日知录》三十二卷，其底本“内府藏本”只能是潘刻本。上世纪五十年代，河南省图书馆由民间采购获得馆臣删改《日知录》散页计四十二页，2000年由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影印出版，题为《〈日知录〉文渊阁本抽毁余稿》。“抽毁余稿”保存了四库全书的编纂过程，但散页上的圈删标记并未全被四库全书本《日知录》所接受，二者可以对读。

稍后至道光十四年，黄汝成西溪草庐刊刻《日知录集释》三十二卷，集注此前九十余家校勘，附刻刊误四卷，成就最著。其后集释本反复重刊，流通之广超过了潘耒初刻本。潘承弼《日知录补校附版本考略》甚至认为“自潘刻行而八卷本废，《集释》继起，举世推重，而潘刻又废”。但在《日知录》原文方面，集释本仍只是沿用了遂初堂本的文本。

《日知录》的清抄本和遂初堂初刻本均源于顾炎武的遗稿，四库全书本和《日知录集释》则源于遂初堂刻本，但遂初堂刻本、四库全书本、《日知录集释》本均经过编者的删削和校勘，因此形成了各自独立的形态。有学者认为，《日知录》的刻本有三个系统：一为顾炎武自刻八卷本，一为潘耒遂初堂本，一为黄汝成《集释》本，又认为遂初堂本“最接近顾炎武《日知录》之原貌”。所谓“三个系统”之说仅限于刊刻本，未将顾炎武稿本、清抄本、《四库全书》本等考虑在内，显然失于狭隘。实则《日知录》一书具有顾炎武原稿本、清抄本、符山堂八卷刻本、遂初堂三十二卷刻本、《四库全书》官修抄本、黄汝成《日知录集释》本，至少六种形态。

《原钞本顾亭林〈日知录〉》（4卷）内页

《日知录》成于清初，虽然历时未久，但是版本流传十分复杂。各种版本中，由顾炎武本人定稿的三十二卷本的原本的清初抄写本，未经潘耒和四库馆臣删改，具有特殊重要意义。比对抄本乃知，流传已久的遂初堂刻本被潘耒删去“素夷狄行乎夷狄”“胡服”“李贽”“钟惺”四条。《〈日知录〉文渊阁本抽毁余稿》及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目录均无此四条，可知四库馆臣实未见此四条。但四库馆臣进而又删去“左衽”“三韩”“夷狄”“徙戎”“胡咙”“胡”六条。总计十条，均赖清抄本保存原貌。

清抄本《日知录》的发现和流传，始于张继、章太炎、黄侃三人。一九三二年张继于北平购得雍正间抄本《日知录》，交章太炎弟子黄侃鉴定，发现与通行刻本大有不同，遂写出《日知录校记》，刊之于世，广为人知。但抄本《日知录》原书并未公开，张继去世后，其夫人崔震华将抄本带往台湾，至一九五八年，徐文珊将抄本整理点校，铅排出版，题为《原抄本日知录》。抄本《日知录》的发现和整理出版，可谓三十年代至五十年代间《日知录》最重要的研究成果。

这部张继旧藏清抄本《日知录》的原貌，据当日目验此书者章太炎、黄侃的描述，有若干特征：

章太炎的描述：

（一）抄本内容：其缺不书者故在，又多出“胡服”一条，纚纚千余言。

（二）避讳情况：其书“明”则“本朝”，涉明讳者则用之字。

（三）批校字迹：丹黄杂施，不可摄影以示学者（指黑白照相制版）。

黄侃的描述：

（一）抄本内容：今本所刊落有全章、有全节、有数行，自余删句换字，不可遽数。

（二）避讳情况：抄者避清讳至“胤”字而止，盖雍正时人也。

（三）批校字迹：书中有朱笔、蓝笔评校。

（四）题签：其题签云“何义门批校精钞本”。

（五）钤印：书前有光熙、李慎、冰翠堂、殷树柏诸家印记。

黄侃与抄本《日知录》关系至深，不仅写出《日知录校记》，更能投之以怀抱，每每以抄本《日知录》与反满、抗日的民族气节联系在一起。正如尚笏、陆恩涌《季刚师得病始末》所说:“先生固富具民族意识者，平时恒以顾亭林、黄梨洲之节操，勉励学生。尝言明末清初，学者能秉承此旨，故卒得光复。读《日知录》校记即可见先生之怀抱焉。”

黄侃是章太炎弟子，章黄二人以治古文经、训诂、音韵著名，学界称之为“章黄学派”。章黄学派是近代学林中独树一帜的学者，二人既是辛亥革命的元老、先驱，是中华民国的缔造者，同时又都处于在野的立场，而不在民国政权的核心。在撰写《日知录校记》的三十年代，黄侃在学术和政治立场上，反对日本侵华，对政府的内外政策不满，对宋明理学不满，对“新古学”也不满，独抱一种积学积书、保存国故的态度。

黄侃写出《日知录校记》，“原抄本”“违碍”“改窜”之事遂公之于众，立刻引起轩然大波。嗣后《日知录》益加成为民国间学者的必读书。

《原钞本顾亭林〈日知录〉》（4卷）内页

张继旧藏清出版《日知录》今归上海杨氏枫江书屋。荷天之宠，庇神之庥，二〇一九年七月十六日，笔者到上海随黄曙辉先生、丁小明博士及华东师大出版社王焰社长，有幸共同目睹这部瑰宝。目验此书的状态如下：

（一）保存：原帙保存状况极佳。

（二）内容：全书内容完整，共计两函十册，有旧函套。

（三）写本字体：写本字体整齐精致。除后人补抄一页外，似出一人之手。

（四）函套：函套题签“何义门批校精抄本”。

（五）批校字体：批校字体行书，精美，有蓝笔、朱笔两种。正文出于抄胥之手，批校出于学者之手。同一处批校，在朱笔批校之上，又有蓝笔批校，加盖在朱笔上。说明批校分别有两次，朱笔在前，蓝笔在后。

（六）钤印：书中确有“光熙、李慎、冰翠堂、殷树柏诸家印记”。

（七）张继钤印、黄侃题跋：殷树柏、李慎、光熙三人之外，则有“张继”“张继藏书”钤印二枚。

（八）黎经诰识语：清抄本原帙函套内夹带一页识语，为黎经诰一九三二年所书。

（九）何焯钤印：目验清抄本原帙，比较特殊的是何焯的钤印，为单独一小方印，仅一“焯”字。

初步结论：经目验，黄曙辉、丁小明、杨崇和三人共同判定清抄本原帙为“最善本《日知录》”，且赞同徐文珊所言“原抄本经章、黄、张三公共同读校鉴定，认为民族瓌宝”之语。遂确定彩色扫描，交出版社出版。同时期望在吸收原抄本的条件下，将注释、补校、研究等成果汇集起来，全面梳理成《日知录》集成。

依笔者浅见，杨氏枫江书屋所藏“最善本《日知录》”具有如下特殊价值：

第一、杨氏枫江书屋所藏抄本是第一部被世人所知的抄本《日知录》。
第二、杨氏枫江书屋所藏抄本是推动近代以来《日知录》研究的第一动力。

第三、杨氏枫江书屋所藏抄本是《日知录》学术史研究的最重要文献，虽其文本不及《日知录集释》详赡，但其纪录《日知录》版本流传、印证《日知录》问世迄今三百五十年的学术背景，则显然具有不可替代的文献价值和文物价值。

第四、杨氏枫江书屋所藏抄本，在民国时期抗日战争中起到了重要的精神作用，“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成为重要的抗日口号。

第五、杨氏枫江书屋所藏抄本，页面工整，部帙完好，誊抄精致，批校二百四十余条，七千余字，红蓝斑驳，洵为传世善本。

第六、杨氏枫江书屋所藏最善本《日知录》的出版是迄今第一部影印出版的抄本《日知录》，抄本《日知录》原貌从此乃得公诸于世。

学界自来有一种看法，认为《日知录》三十二卷本不是顾炎武的定稿，顾氏本人遗留的是“三十余卷”“三四十卷”的未定稿，是潘耒将其编定为三十二卷的。顾炎武《与友人论门人书》言：“所著《日知录》三十余卷，平生之志与业皆在其中”；《与人书》言：“别着《日知录》，上篇经术，中篇治道，下篇博闻，共三十余卷。”学者见有“三十余卷”一语，遂以为顾炎武生前仍然未能定稿。现在可以确知，抄本产生在刊本之前，而非据刊本传抄。由抄本实证而言，《日知录》的三十二卷形态在潘耒初刻之前即已固定，反而是潘耒在刊刻中对其篇卷次序作了调整，对其文本内容作了删削处理。三十二卷本的最终形态系出自顾炎武手定是显然的，现在这部抄本便是与顾炎武手定本最相接近的本子，而潘氏遂初堂刊本只是《日知录》三十二卷本的第二个形态。当年黄侃曾经判断，“知抄本实自原本移写”，章太炎亦判断“信其为顾君真本”。今就抄本的完整性而加以分析，在潘耒遂初堂初刻本之前，甚至应当是在顾炎武生前，即已确然形成了《日知录》三十二卷本的定本。关乎此点，徐文珊亦曾指出这一钞本之价值：不惟在于“未经改窜之原抄本蒙尘二百余年，又获重光”，更在于顾炎武先生“用心之苦，志节之坚，精神之彪炳”得以“真象乃见”。所以，我以为枫江书屋主人能掷重金收藏这一钞本，并慷慨允以影印出版，与事诸君怀抱流布原稿之志，前后四年合力推进这一钞本刊行，实则皆秉承一“求真”之心而践行之，所冀期者皆在一“真”字。今此稿将以面世，而吾国学术史上这一巨著得以真象重光，躬逢如此盛事，非但是吾辈之荣光，实近年来吾国学术事业之重大进展也。

本文选自《原钞本顾亭林〈日知录〉》（4卷）

出版前言，有删减

制作：陈文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