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计划生育之风

1983年的严打，把横行乡里、参与拐卖人口的“高家五虎”抓进去了三个，剩下的两个已望风而逃；村里的治安环境也好了许多，偷鸡摸狗拔蒜苗、打架斗殴盗黄牛、窝里斗争地边、家族之间的群架也少了许多。

苗叔、苗婶回到乡里，拾掇拾掇院子，开始用在焦作市干木匠攒下的钱，置办一些家业、农具，准备一家四口踏踏实实的种点地，迎接第三个孩子的到来。

“高家五虎”找后账的事情因为严打结束之后，没想到计划生育小组又找上门来了。

徐州地区农村的计划生育，是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的，进入1983年，计划生育政策的宣贯调子越来越高、执行力度达到了一个高峰。

类似“一对夫妇一个孩，少生优育为四化；要想富，少生孩子多种树；计划生育好，政府来养老；生男生女都一样，女儿也是传后人；男孩女孩都是宝，女儿更孝爹和娘。”等宣传口号遍布街面、村口、交通要道；

有的口号更为激进，如“一胎好、二胎流、三胎判；宁可咱村添座坟，不教咱村添个人；该流不流、扒屋牵牛；该扎不扎、墙倒屋塌。”

每个乡镇都设有计生办公室和计生主任、每个村、生产队都设有计生专干和联络人，专人专车专门工作做，一对一盯住孕龄妇女，确保重中之重的计生工作落到实处。

苗叔两个儿子，已无所谓生不生了；苗婶倒是想再生一个女儿，因为农村生活讲究儿女双全，儿子成家娶媳妇分家单过后，有个出嫁的女儿，以后也好走亲戚。

苗婶根据口口相传的妊娠反应和自己的酸辣偏好，有一种预感，怀的第三个是个女孩，这正是她期待的。

因此当村里计生专干带着人叫嚣着上门，强制她执行计生政策，去流产时，她百般说好话，宁愿承担一笔不小的罚款，也要生下来；

而原本是村里的流氓地痞、摇身一变成计生专干的苗三狗，看人下饭，知道两口子从焦作干了几年木匠回来，手头肯定能够攒了一些钱，趁机就敲起了竹杠，把罚款金额抬高了几倍，他就吃定了苗叔的第三个孩子。

2.计生罚款是个无底洞

当时，计划生育是基本国策，政策的出发点是好的，但基层执行下来就变形了，村里的计生专干权利很大，利用手里的权力、行动队和信息不对称的优势，干了很多断子绝孙、丧尽天良的坏事，几乎每个乡镇、村，从事计生工作的在80-90年代都发了横财。

有的没干几年，就能盖楼、买车、换老婆、把孩子送到市里县里上学，他们的钱从哪来，显而易见。

二胎、三胎的超生罚款，因头胎、二胎是性别、家庭收入、家长工作、个人社会关系等条件不同而异，超生家庭需缴纳的罚款数额是不同，而村主任和村里的计生专干，裁量权自由度很大。

像苗楼村苗三狗及其狗腿子，摊了这么一个肥差，掌握了罚款门道后，在村里大吃大喝、横行霸道，拿着政策吓唬人，开着到处抓大肚子，扯虎皮做大旗、花公家攒私钱，赚得脑满肠肥。

看到苗三狗气势汹汹的给出了罚款的最终数额和最后通牒，苗叔犯了难，家里虽然有点积蓄，但老人小孩、种子化肥、孩子上学、人情礼节、生活用度都得花钱，在家坐吃山空，不是个办法。

何况他常年在外，已经不太适应农村日出而作、日落而出、一天三顿饭、只出不进、种地种菜土里刨食的日子，他还想出去挣两个活钱，这次的目的地是长春，他的一个徒弟在那边，那边长春一汽等大厂多，收废品、捡破烂的生意不错，比在焦作埋头做木匠收入高。

苗叔和苗婶商量后，决定孤身去东北，等孩子快出生时，再回来照顾月子。因为计生罚款压头皮，苗婶也没办法，好在公婆在家，多少也能帮衬点。

苗叔出门前，给村主任和计生专干买了点东西，求他们看在同姓本家，房头没多远的份上，计生罚款容期缓限，他去东北之后，多少会挣点，尽量把罚款分批交齐。

那时苗剑已经八九岁了，看着父亲背井离乡的又要走，心里又高兴，又难过。

高兴的是，父亲离家，母亲顾不上管他了；难过的是，这一走，又不知何时回来？

在八义集火车站出发前，苗叔叮嘱苗剑和苗沈阳，要听家里人的话，不要调皮捣蛋，好好上学。

3.兄弟俩一个班，就读苗楼小学

1983年，苗剑和苗沈阳一起在村小报名读了一年级。那时苗剑9岁、弟弟沈阳7岁，等于他在焦作的两年小学白上了。

之所以让他从一年级重新读，也是想让他和弟弟一个班，上学放学路上做个伴。

当时村小穷，只有空荡荡的一排教室，桌凳都要学生从家搬过去，兄弟俩一套桌椅，使用起来方便。

那时农村上小学，年龄很随便的，学籍也不严格，都是五年级考要考初中，才补办的。那一年，我5岁半，在街里中心小学上的一年级。

苗剑回到村小以后，因为年纪稍大一些，又有了焦作城里见了世面的底子，性格活跃、嘴巴也能说，很快成了孩子王，在学校里还是调皮捣蛋，带着一帮苗姓本家的孩子和外姓外村的孩子捉对打架，经常把桌凳腿折腾坏，把课堂秩序闹得一团糟；

校长老师们很头疼，罚站、拧耳朵、叫家长都不起作用，气得老师一扔教鞭，说“班里有苗剑兄弟俩，真是两只蛆，害了一锅的酱。”

就这样，苗剑迷迷糊糊的开始了小学生涯，放学帮家里干活、下课忙着打纸包、斗鸡、发电等游戏，课堂累的睡觉，读了好几年书，被奶奶辈的女老师扭耳朵，才知道“远看山有色，近听水无声”是一首名为《画》的诗。

二年级苗剑遇到了一个剽悍严厉、爱体罚学生的男老师，家是邻村潭洼的，谭老师打人狠、喜欢让学生头撞黑板，遇到这样的狠角色，他天天上课提心吊胆，对上学都有心理阴影了。

二年级下半学期，苗楼村小被一场大雨淋塌了，孩子们要到谭洼小学借读，当时三个村的小孩子在一起，课间和放学后打架打的更欢了，天天骑马打架，一个同学背一个同学，捉队厮杀，有的同学脑袋都打流血了，抓把黄土头上一抹，继续开干，打赢打输都不告诉老师、家长，在这群孩子中，苗剑当然是个领头的。

升入三年级，看着父亲在外辛苦赚钱、母亲在家种地带孩子辛苦，家里为妹妹计划生育罚款压得唉声叹气；奶奶年纪大了，还得弓腰到锅屋给兄弟俩做饭，苗剑突然开窍了、想学习了。

正好三年级的两位老师教的不错，慢慢成绩就变好了，成绩能考及格了。

4.多年后谈老家的计划生育，心中仍有阴影

多年后，我在上海、苗剑在北京、岔河老乡老翟在镇江，我们在一个群里谈起对老家的感情，他俩都没有我深，他们都不太爱回老家。

我们聊起小时候老家坏人坏事给我们童年、少年的负面影响，除了恃强凌弱、打架斗殴、偷窃好赌、贫穷短视、狡诈自私、虚荣攀比、检举告密、互相利用、窝里斗劣根性之外，他们都举出了计生专干和计生小组给他们带来的、不可磨灭的、敲诈勒索的痛苦回忆。

比如计生罚款和株连邻居的恶行：那时计划生育抓得紧，是镇里村里的头等大事，也容易搞到钱，计生罚款上不封顶，交了了三千还有五千等着、再交五千还有六千候着，永远不给超生家庭清账，就这么拖着，直到把超生家庭罚个家徒四壁、干瘪精光。

有的小孩从出生都能罚款到上初三，还不给清账，黑窟钱都远远超过了按照国家政策应该缴纳的罚款了。

为了催缴计生罚款，各个村集中了不少穷横泼皮愣头青，偷鸡摸狗小龊子，十几个人专门干扒房牵牛抄浮财的勾当，到了一个超生家庭，就洗劫一空；超生家庭如果没钱，或者逃跑了，他们就搞株连邻居的做法。

以计划生育户主家为中心，划200米的半径，凡是邻居在200米以内的，都要被株连、被带到派出所，然后让各家赎人，目的就是发动群众斗群众，让邻居举报超生者，让超生家庭无处遁身，还得努力搞钱，不然自家不得安生不说，邻居也要被牵连。

至于为啥要搞株连，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被株连的家庭有钱有物品，可以拿走抵扣超生者的罚款，这样的违法违规行为，二十多年后看起来很荒唐，可当时盛行一时，竟没人敢于反抗。

有的村里甚至和派出所勾结，搞了计划生育株连之后，把十几个邻居关在一间屋子里，不给吃的，想着点子折磨人，让人跑步转圈、还用鞭子抽打、言语辱骂，各种各样的处罚，不交赎金，就不让离开，当时这样的不堪事，老家太多了。我父亲也因为我姐夫苗贵的计生罚款没缴清，被抓过；苗剑的大爷、老翟的父亲也都被派出所抓过。

少年时代，遭遇这样蛮横无理、飞扬跋扈的对待，若能再爱这个家乡，倒也是奇怪了。所以，我们三个有时也感慨，我们爱家乡，爱亲友，但不爱家乡“坏人得势，老实人被欺负、有点小权势必无限放大”的做事规矩和老家某些人“吆五喝六、处处刁难、小人乍富，挺胸凹肚”的嘴脸。

在老家这样的风气下，无权无势的老百姓会必然活得很心酸，不少人被动的学会了小聪明和奸滑坏，让区域内风气再次沉沦，，最终不奸、不坏没法生存，老实人陷身其中、不能离开的话，会慢慢被吞噬（啃食或分食），直到劣币逐渐驱赶掉良币，形成死水一潭的泥沼粪坑，与现代文明相差越来越远。

三年级的时候，计生专干的蛮横泼皮、一次次上门敲诈勒索、甚至抓人打人，让苗剑感到极度的厌恶和耻辱，看到父母起早贪黑赚的钱，还没捂热，就被强盗一样的苗三狗骂骂咧咧的据为己有，他的内心慢慢有了知耻后勇和摆脱这种环境的影子。

而作为农村的小孩，又能如何办呢？只能是收心学习吧，期待“知识改变命运。”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