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视觉中国
在英剧《伦敦生活》中，女主带着造型失败的姐姐气势汹汹来到理发店讨要说法，理发师回呛她：“头发又不是一切。”女主回应：“头发就是一切，它是美好一天和糟糕一天的区别，它是力量的象征、活力的象征。承认吧，头发就是一切！”
在漫长的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头发，早已不是身体上附着的毛发那么简单，而是被视为某种符号和象征，成为容貌焦虑乃至人格焦虑的一部分。头皮上附着的，不仅有时代的审美取向，更体现着社会价值的变迁。而脱发这一生理现象，不但意味着性感的匮乏、魅力的损耗，更意味着衰老的降临，以及力不从心的生活状态。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脱发困扰是公平的。在毛发领域有着30多年研究经验的库尔特·斯坦恩，在《头发：一部趣味人类史》一书中指出：“脱发不分阶层、不分群体，从普通人到社会名流都可能受脱发所困。”这种困扰，即便曾穿越利比亚的炮火、遍访国际名流、饱览人间悲喜的资深媒体人何润锋也概莫能外。
何润锋是处女座，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他总希望能做到完美。当头皮变得隐约可见，头发不受控地脱落，他开始陷入深深的焦虑。何润锋想做点什么，他想一边寻找解决脱发的可靠方式，一边探访和自己一样的脱发群体，纪录片《突然发生》便在这样的契机下开始了拍摄。
形形色色的脱发个体，在纪录片中得以呈现，人们面对镜头，讲出难言之隐，讲出那些不足为外人道的苦楚。或许人类的悲欢并不相同，但当这些隐秘的痛苦被讲述出来，总能产生某种力量。
“从没想到，一个节目在制作过程中，能经历这么多的风云变幻，也从没想到，这些变幻如此近，如此切肤。一个脱发题材，做着做着，头竟然真的要秃了。也许是件好事，你突然发现，离无数饱受脱发之苦的人更近了，你突然发现，人类的悲欢竟然相通了。”何润锋如是说。
纪录片《突然发生》。
令人难受的并不是脱发本身
随着时代的发展，脱发问题似乎变得越来越严重与迫切。后浪研究所发布的《2021年轻人头发报告》中的数据显示，中国有超过2.5亿人正饱受脱发的困扰，平均每6人中就有1人脱发，且趋势越发年轻化，脱发群体也从平均32岁提前到了平均29.78岁。
而植发，也早已不再是中年人的特权。相关数据显示，在2016—2019年期间，我国植发行业市场规模由57亿元跃升至163亿元，植发早已成为90后主要选择的医美项目之一，在目前的植发群体中，20—30岁的年轻人占比57.4%。
脱发人士的痛苦，不同于熬夜或染发后看着满地头发，略显紧张地调侃一句“我秃了”，而是一种真实的恐惧与莫大的窘迫。然而，目前基于脱发的讨论大都是建立在自媒体渠道和自黑文化下发展而来的调侃，而真正饱尝苦楚的脱发人士，一直没能发出声音。
帽子，对有些人来讲，不过是一件装饰品，但对有些人来讲，却是生活中的必需品，无论什么场合，无论多没必要，他们总会时刻戴着帽子。在纪录片《突然发生》中，25岁的袁先生便是如此，他似乎早已将帽子视为掩体，很少脱下示人。
一次，袁先生去朋友家做客，当朋友都出去以后，他才松了口气，摘下帽子。忽然，一阵风吹来，吹开了门，袁先生以为有人进来，立刻钻进被子，蒙着头不敢出声，后来，他才发现是风。他没有立刻从被子里出来，而是蒙着头大哭一场——“那感觉特别难受，我什么时候成这样了？”
作家村上春树曾说，令人难受的不是脱发本身，而是周围人的反应——“他者是很残酷的，本人越是怏怏不乐，他们越是呶呶不休，什么‘不怕的，近来有高档假发’啦，什么‘春树君光秃也有光秃的可爱之处’啦，如此不一而足。若是耳朵整个少了一只，大家自会同情，不至于当面奚落。然而脱发这玩意儿毕竟不伴随具体的痛感，几乎没有人真正启动恻隐之心。”
某次饭局，一个朋友见袁先生一直戴帽子，便突然恶作剧摘掉他的帽子。袁先生当场崩溃，他低着头，一句话都没讲，也没有立刻将帽子戴上，眼泪顺着脸颊一直往下掉——“我没有戴上帽子，就让他们看吧。那一瞬间，我觉得特别委屈，为什么只有我一个人是这样的？”
接到纪录片邀约伊始，袁先生本来是拒绝的，因为一旦视频被转载，让更多人看到，会让他本就充满压力的生活，平添更多烦恼。但他最终还是选择向大众展示自己最软弱的地方，他给出的理由十分动人，他说：“或许，我的使命就是向世人普及这个群体。”
脱发群体是隐秘且羞涩的，他们在舆论场看不见的地方自发形成互助小组，只有在那里，他们才会卸下防备，畅所欲言。偏方、秘制、神药，无论旁人觉得多么荒唐和离谱，总有人愿意一试——牛舌舔舐头顶、生姜摩擦发根、滚轮碾压头皮、大口吞下维生素与黑芝麻，甚至喝下触目惊心的鼠仔酒。
纪录片《突然发生》海报。
《秃然发生》执行制片人易婷在接触脱发群体的过程中，曾听闻采访对象讲述这样一段经历：某脱发群有着严格的审核机制，群主要求大家提交完整的个人信息，结果，转手就将群员的个人信息卖给治疗脱发的机构。
“人一旦脱发，真的会变成很多人眼中的一块肥肉。”易婷说。
头发——珍贵的身体资产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汪民安曾在《身体、空间与后现代性》一书，写下一篇名为《我们时代的头发》的文章。在汪民安看来，头发虽然附着在身体上，却是最脆弱地附着在身体上。他说：“我们可以将头发视作身体的资产而非身体的器官，头发是身体的产品，但不是绝对的身体本身。每一次头发的耗损，便是一次身体经济资产数量的耗损。”
对于那些短暂拥有过头发又过早失去的人而言，这种身体资产的耗损实在太过令人心痛，恰如何润锋在纪录片中发出的那句感慨：“刘海扫过额头的幸福，已经很久没有体会到了。”
有头发就有自信了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但看完纪录片中罗林川的故事，他给出的答案显而易见——有头发，不一定会自信，但没了头发，一定会丢失自信。
罗林川有着20多年的脱发史，在他的讲述中，他曾是亲切开朗的大学教师，广受学生爱戴，更是一个自信、有朝气的丈夫，拥有美满的家庭。然而，这看似美好的一切，全都随着他头发的消逝，发生了剧烈的变化。
脱发之后，罗林川的自信荡然无存，开始变得唯唯诺诺，在敏感又多疑的情绪作祟下，他与第一任妻子的婚姻走到了尽头。罗林川坦言，脱发毁了他的人生，他甚至提出一场荒唐的交易：“如果宰掉一根小拇指，就换回满头秀发，我会毫不犹豫这么做。”
脱发问题似乎变成某种人生隐喻，或许每个人在生活中都有类似于脱发的烦扰与执念，认为只要这个问题能得到妥善解决，从此便能收获幸福、快乐。山西省洪洞县的张建宏，十分渴望建立自己的家庭，他全网征婚，却收获寥寥。虽然网络上发布的征婚启事没能招来心动的姑娘，却成功吸引到某家植发公司的注意，对方提出免费为他植发，希望他能在根治脱发问题后收获好的姻缘。
纪录片《突然发生》海报。
张建宏本不觉得脱发是问题，但仍决定顺应时代的审美，于是，他同意了这次植发。植发之后，他感觉良好，认为自己变帅了很多，足够对得起这个看脸的时代。果然，之后的相亲顺利了很多，张建宏很快交到一个女朋友，但相处三个月后，两人还是分手了。
没头发的时候，以为是头发的事，头发的事解决了，又发现其实没头发什么事。在这个世界上，或许并不存在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但有头发总比没头发好，虽然被上一段感情伤透了心，张建宏依然对婚姻充满期许。
脱发——显性的困境
几年前，朱志彬在一家医美机构花费2.8万元，植了3500个毛囊单位。手术之后，朱志彬觉得不对劲，于是自拍一张头皮照片，自创一种计数方法，反复数了好几遍，数完，他发现只有2000多个毛囊。
为了追讨剩下的1000多个毛囊，朱志彬打了4年的官司。多方投诉之后，朱志彬跑去法院起诉，却因证据不足一直败诉。为了帮助朱志彬维权，何润锋奔波于各个监管组织之间，甚至请来律师朋友，最终仍以失败告终。
这个发生在毛囊上“一个都不能少”的故事的主角究竟是何方神圣，居然能不辞辛苦耗费数年时间，屡败屡战，仍坚持为自己的毛囊讨要一个说法？在纪录片镜头下，你会发现他只是一个普通人，在他身上，甚至感受不到丝毫偏执的气息，相反，他看上去温和且平静，有的只是对死去毛囊的无限惋惜，他一遍遍强调：“毛囊属于资源，是吧？你凭什么白白给我浪费那么多？”
朱志彬打了一个十分朴素的比喻：“这就好比馒头，平常大家可能不在乎，但在快饿死的人眼中，价值是完全不一样的。我头皮后面就那么多毛囊，你取一个，就再也不会长了，都永久地失去了。”
“人的精力、体力、皮肤状态等，这些问题，都没有头发问题如此明显，头发是如此显性，如此一目了然，似乎无时无刻不在提醒你，你到年纪了。”何润锋在脱发的困扰中，感受到了自然规律的残酷。
拍摄中，见朱志彬蹲在法院接待室的地上，与电话那头的人据理力争，何润锋不胜唏嘘：“哎，凭什么啊？我们脱发的人到底上辈子造了什么孽？看到朱志彬，我感到特别无力，他是在跟一个庞大的、无形的东西抗争。”
谁能挣脱凝视？
脱发，是男性身上为数不多的容貌焦虑。植发，更是少数的以男性为主的医美项目之一，男性在脱发后对植发的需求，不亚于爱美的女性对医美的需求。
在《谭谈交通》的主持人谭乔看来，男人的事业线就体现在发际线上，发际线越往后，就显得这个人在事业上越拼。不过，话虽这么说，谭乔在几年前也植了发，他笑着说：“男人至死是少年嘛，这就好比那夕阳下疯狂的奔跑，想要留住最后一抹青春的倔强。”
何润锋想一边寻找解决脱发的可靠方式，一边探访和自己一样的脱发群体。/ 来源：被访者
在易婷看来，脱发如同衰老，是不可逆的。当人们走在这样一条不可逆的道路上，如何去应对，是摆在人们面前的首要问题，纪录片《突然发生》要做的，便是这样观察人们的应对方式。片中有一处很妙的设计，那就是：虽以男性脱发议题为核心，却用女性旁白进行讲述。
易婷说：“相较于女性，在脱发群体中备受煎熬的，更多是男性。这部纪录片，聚焦的便是这群男性，而采用女性旁白，就是想让被凝视的女性转过身，对男性进行一番审视，但这种审视是温和的、充满善意的。实际上，困住男性的不是女性的审视，而是时代的审美。”
在时代的审美趋势中，似乎每个人都沦为被凝视的对象，无法真正逃脱被凝视的宿命。当然了，人人都害怕被凝视，对男性而言尤甚，因为被时代审美捆绑的滋味着实不好受，在凝视下被众人议论更是难过至极。
如何才能挣脱这种凝视呢？对很多脱发人士而言，或许自嘲才是最好的保护色。在“脱发圈”小有名气的UP主李闪光便是如此，他戴上假发是清爽少年郎，摘掉假发“一秒秃成地中海”，在视觉效果上有着极大的反差，凭借这一点，李闪光成为一名风格鲜明的“假发博主”。
面对镜头，李闪光总是毫无顾忌地暴露自己光溜溜的头顶，对他而言，极度的坦诚意味着无坚不摧，他说：“当你说出来之后，就不怕被别人说了，别人也无法从你身上获得新的乐趣，或许在某些时刻，这是一种自我催眠，但只要能过得开心，也就可以了。”
纵使我们无从知晓李闪光的笑容背后，究竟有多少真实快乐的成分，但他的坦然与洒脱，确实影响了很多人。在纪录片的拍摄过程中，摄制组曾遇到不少李闪光的粉丝。这些人喜欢看李闪光的视频，在他一次次勇敢自揭“伤疤”的过程中，脱发的痛苦和窘迫，似乎能得到片刻的消解。
何润锋曾跑到上海，与当地“光头协会”的成员聊天。所谓“光头协会”，非光头人士不能参加，协会中的人早已不在乎他人的眼光，没有一个为秃头感到苦恼。目前，其成员主要是一群光头的外国人，他们会定期聚在一起喝酒、聊天。
沟通之后，面对何润锋抛出的因脱发造成的公信力问题，有人反过来提议：“你可以全都剃掉，成为首位光头的新闻报道主持人，成为光头男士的英雄，他们会说，嘿，看这个男人，他没有头发，但是做新闻报道却这么帅。”
何润锋与他们笑作一团，但玩笑归玩笑，事后，何润锋十分坦诚地表示，眼下的他做不到这些，他没有办法说服自己用完全不在意的姿态去挑战世俗的审美和偏见。
和羞耻感说“再见”
“也许只有最强大、最诚实、最不抱偏见的内心才能挣脱凝视，才能接受生活中各种不快、不妙、不幸的突然发生。”何润锋感慨。可这世上真有如此强大的内心吗？
电影《少林足球》中的二师兄，气质出众，凭一招旋风扫堂腿享誉武林，仍不免仰天长啸，发出天问：“为何我长得这么帅，还要掉头发？”把自己“帅成形容词”的明星吴彦祖，也会在中年脱发后，在公众平台秀出年少时满头秀发的照片，坦言：“我希望我能把所有的头发都拿回来。”
来源：视觉中国
脱发问题发展至今，似乎早已不再是头皮上附着的几根毛发那么简单，而是关乎个体如何处理和应对力不从心的生活危机。面对脱发，见仁见智，每个人的感受不尽相同，对一部分人而言，倘若能掌控自己的发际线，守护住头顶的每寸毛发，便意味有决心和能力掌控自己的生活。
湖南邵阳的瞿先生，有着一头在旁人看来不错的秀发，然而他自己却觉得难以忍受。2021年的最后一天，瞿先生给自己约了一台植发手术，他从湖南出发，坐了几小时的车来到北京，希望赶在2022年伊始，“收复”失掉的发际线，将其梳成理想的英伦大背头。
何润锋看着瞿先生进手术室，他自己则坐在门外等候。植发手术进行了九个小时，等瞿先生出来，已经是第二天，即2022年的第一天，应了他想要的——一切从头开始！
何润锋理解瞿先生内心深处隐隐的担忧，更懂他的未雨绸缪。何润锋说：“即便眼下脱发问题不算严重，瞿先生仍希望头发可以变得更好，这一点无可厚非，因为没有人比自己更在意自己的形象、更清楚自己身体的变化。”
为了挽救日渐稀少的头发，何润锋跑了很多地方，拜访了很多人，见识了诸多防脱的举措，他自己也说不清到底是什么让自己如此在意或恐惧，身旁的人更是不理解他为何如此焦虑。
在这样一场人类与毛发的纠缠和探究中，何润锋与脱发和解了吗？也许，套用鲍勃·迪伦的一句歌词最为贴切——“我的朋友，答案在随风飘荡，答案在随风飘荡！”
但这一切绝非徒劳，在何润锋看来，所谓和解，就是学会消解掉不好的情绪，不再让头发成为自己的心理负担。目前来看，他已学会坦然讲出脱发的困扰，不再遮遮掩掩，并深刻意识到，在意自己的头发并不丢人。
何润锋说：“拍完这部纪录片，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原来有这么多人在意头发，有那么多人正在遭受脱发的困扰，一头乌黑浓密的头发，居然能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如此大的改变。脱发很正常，拯救自己的头发也很正常，我觉得真正的和解就是，和羞耻感说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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