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4日下午，广东省粤康码官方公告称，广东省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管理的粤康码，将于2月16日11时起关闭老幼助查、健康申报、防疫工作台等服务入口，并针对下线的服务，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彻底删除、销毁服务相关所有数据，切实保障个人信息安全。

图源：荔枝网（资料图）

一、健康码应该被彻底、完整地销毁

有一个细节，之前广东省粤康码官方公告被删除的版本的相关表述是“停止服务”，目前公告的表述是“关闭服务”。有论者担心，无论是停止还是关闭，管理粤康码的广东省政务数据管理局都并没有宣布将粤康码彻底下线，而只是关闭某些服务。

舆论由此发问，地方政府下线健康码为何如此难？

从逻辑上来说，地方政府之所以迟迟不动，不外乎是因为动力不足或压力不够。

如果站在地方政府的立场来考量，健康码作为一种技术管控手段，的确是太过便利了，更何况它的使用成本还很“低廉”，河南村镇银行储户健康码被强行赋红码舆论是沸腾了，最终也不了了之。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何去寻找地方政府下线健康码动力的逻辑起点？

李公明：你注意到的“停止”、“关闭”这两个表述与“彻底下线”的区别，的确值得思考。即便从最基本的词义内涵来理解，“停止”和“关闭”都可以是暂时性的，今天关停，明天又可以开启。

关键是“码”还在，信息还在，掌控“码”与信息的人与权力也还在。

图源：网络（资料图）

而“下线”这个概念其实也是不严格的。因为它的首义其实是“投入使用”，比如某产品从生产线上“下线”了；然后在涉及网络的语境中，“下线”代表关闭某个程序并断开网络，但是有“下”就有“上”，比如说“我下线了”并不代表我永远不再上线。

因此，当我们谈“地方政府下线健康码为何如此难”的时候，首先应该明确在这里的“下线”的准确涵义是“彻底删除、彻底销毁”健康码，使其在世界上彻底消失，用任何科技手段也无法储存、恢复和重新使用。近日有媒体开始讨论“健康码下线为何如此难”，对于“下线”的使用也是很明确指向“彻底销毁”“完整销毁”。

当我们起回忆在疫情期间每个人的私隐信息是如何全面、彻底地被收集在“健康码”，而神通广大的“健康码”又是如何精准、便利地在有需要的时候让某个人寸步难行的，就应该不难理解人们为什么那么焦虑地追问健康码的下线问题，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地方政府下线健康码为何如此难”。就如你说的，健康码作为一种技术管控手段，的确是太便利了、成本太低廉了。

因此，要地方政府下线健康码的确很难。

动力不足或压力不够是肯定的，当你提出“如何去寻找地方政府下线健康码动力的逻辑起点”这个问题的时候，你是相信或者认为从逻辑上说存在一种促使地方政府下线健康码的动力，问题只是如何把它找出来。

图源：网络（资料图）

从常识来说，公共管理权力提出和运作某项措施的动力与压力有区别，前者有主动性，后者更多一点被动性，所遵循的逻辑也不一样。

从健康码作为一种有效的地方管控技术手段来说，主动放弃的动力从逻辑上很难存在，说“动力不足”就已经很委婉了。因此，如果期待有这么一种动力，其逻辑起点恐怕只能偏移到实际上的压力之中。比如权力的逻辑，即上级下达的指示；或竞争的逻辑，比如各地政绩的竞争。无论如何，从权力内部寻找放弃某种管控权力的逻辑起点是很难的。

二、时间拖得越久，管理者就越被动

既然内部动力不足，那么就从外部压力来入手。

但目前的情况是，舆论能够给予地方政府的压力恐怕是远远不够的。这的确会很容易指向悲观的结论。不知对这个问题，您是怎么看的？

李公明：要促使地方政府尽快彻底下线健康码，的确只能更多从外部压力来努力。但是在这里首先要正确理解何谓“外部压力”，以免造成不必要的误会。

在理论上说，就公共事务管理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来看，本来就不存在什么“内部”“外部”，因为公共管理必须是透明的、开放的、依法而行的，事无不可对人言；公共管理是大家的事，接受公众监督、开放舆论批评，根本不应该有内外之别。

图源：南方都市报（资料图）

在实践中，站在管理者立场上的内外之分和对外部压力的感受是可以理解的，但不应产生对抗性的心态和管理行为。在这种情况下，促使地方政府尽快彻底下线健康码的舆论固然可以说是一种外部压力，但是有责任感的或者说聪明的管理者完全可以把外部舆论转化为内部动力。因为在内部权力运作中，主管者即便具有某种解决问题的真诚动力，也有可能受到权力关系的制肘而难以施为。

说到对目前媒体舆论的悲观，我很能体会你的心情。不过我们也看到了作为官媒的财新周刊从去年6月就开始讨论防止健康码的滥用，到最近更是连续发文讨论健康码下线问题。

图：截图于财新网（资料图）

既然在2月16日我国已经公开宣布“取得疫情防控重大决定性胜利”，下线健康码已是水到渠成；既然我国《民法典》和《个人信息保护法》早已将个人信息作为个人重要权益予以保护，健康码的持续存在已经越来越演变为管理权力的违法行为，因此我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媒体和个人舆论关注健康码下线问题，这个“外部压力”必然不断提升，时间越拖得越久，管理者就越会陷入被动局面。

三、不用手机就不能享受公共服务？

讨论至此似乎可以肯定，健康码下线之所以会成为悬案，根源于地方政府的“别有用心”。

也就是说，呼吁健康码下线，不仅在于健康码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我们必须切实保障个人信息安全，更为重要的是，我们需要警惕健康码的“异化”或“变种”。

图源：新片场（资料图）

但是，如果深究下去，我们会发现，名义上，我们有系统、完善的法律，如果法律无法保证公民的个人信息安全，那么，下线健康码的意义何在呢？

如果法律无法保证权力不越界来进行社会管控，废除了健康码，如何保证不会出现这个码那个码？

李公明：你说到了一个最根本的问题：保障公民个人信息安全的根本是宪法原则、法律规定和对依法行政的监督。如果这个保障前提不具备，个人信息安全无疑是无法保证的；在社会管控的问题上，任何权力都难免会有越界的冲动，法治原则首先就是针对权力的冲动而设置了各种不可越界的制约规范。但是在实践中如何才能保证法治原则能被贯彻执行，这是对法治国家的最大考验。

图源：新华社（资料图）

你说的健康码的变种完全有可能，换一个名称、增添一些新的服务性功能就可以推行。早在去年11月，国家卫健委等部门联合印发了《“十四五”全民健康信息化规划》，提出到2025年要让每个居民拥有一份“动态管理的电子健康档案和一个功能完备的电子健康码”。

有评论说这就是今后的健康码，同时安慰说不必太过担心，它只是让病人看病更方便、个人信息绝不会泄露。但是在使用行程码、健康码的时候不也是说什么都更方便和不用担心吗？

其实，对于健康码如何变种无需担心，担心也没用，关键是绝不能以种种限制、各种说法导致在实际上的强迫使用，必须让不愿意使用的人同样获得同等的公共服务。

图源：齐鲁壹点（资料图）

自愿选择、权利均等、利益保障、同等服务，只要这些能得到切实保障，是否使用就是个人选择的问题。

另外，不管什么码，应该都是要在手机上操作的，这遇到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只要法律没有规定所有公民必须使用手机，那么什么码都无权强制使用。

说到底，个人隐私信息只能由个人管理和使用，在紧急状况中的权利让渡必须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实施。

因此，先不说以后还有什么码，现在是一码归一码：当务之急是地方政府尽快依法下线健康码。

有报道说，广西有关部门还要求接入单位在退出健康码系统时，必须销毁系统所储存的用户个人信息、疫苗接种信息、行程信息、核酸检测信息历史记录等一切相关信息，并且签署《健康码下线协议》，提交至相关部门。

这里应该补充的是，必须把整个过程、细节和责任人向社会公布，以维护政府的公信力。

来源：越秀山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