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中华历史上阶级最固化的时代,莫过于“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魏晋南北朝,而现象则要从汉末三国时代说起。

面对天下震动,袁绍、袁术、袁遗、袁胤、袁叙兄弟们振臂一呼,函谷关以东就姓袁不姓刘了。

曹操、曹仁、曹洪、曹纯、夏侯惇、夏侯渊振臂一呼,孙策、孙贲、孙香、孙辅、吴景、孙权振臂一呼,河南与江东就不姓袁了。

刘备虽没有什么兄弟,但他以汉室宗亲的血脉,吸收了幽州牧刘虞、陈王刘宠、荆州牧刘表,益州牧刘璋,一大批忠于刘汉王朝的基本盘。

熟读历史就会明白,哪有什么伟业是靠一代人的努力就能成功。

相比于袁曹孙刘的家族创业,有些家族则选择了分侍多主,分担风险。

诸葛亮是蜀国的丞相,诸葛瑾是吴国的丞相,诸葛诞是魏国的大将军。

兄弟们分仕三国并非刻意的安排,也没什么默契,但却是家族传承的一种必然选择。

或者说,只有这么选择的家族,才能在一次次的搏杀过程中侥幸的把基因和姓氏传承下来。

夷陵战前,强烈反对开战的“鸽派”诸葛亮和诸葛瑾,就作为刘备、孙权之间的秘密谈判通道。

刘备死后的吴蜀罢兵联盟以及多次联合北伐,也是诸葛亮和诸葛瑾(诸葛恪)家族的暗中联络。

而名垂千古的“后出师表”,并没有出现在魏蜀两国的文献中,却被吴国记录了下来,应该是诸葛亮通过诸葛瑾的秘密通道,给正在筹备北伐的东吴重臣们“展示”的一封家书。

刘备死后,诸葛亮执掌大权,曹魏的高级官员诸葛璋,就像“司徒王朗”那样奉命暗中写信劝说诸葛亮投魏。

这种秘密信件自然不可能见光,因此也意味着这种家族之间的私下联系,是一种敌国之间秘密的情报传递方式。

而这种情报,往往也都是各国君主们极为依赖的。

在赤壁战后,孙刘需要联合抗魏的大背景之下,能相互勾兑的诸葛亮、诸葛瑾兄弟必然会在各自阵营的内部竞争中拥有巨大的优势。

面对蜀吴两国的最高执政者都是姓诸葛的,曹魏这边也把诸葛诞、诸葛绪推到了对抗吴蜀的一线,诸葛璋也成为了曹魏外交部负责人......

甚至家族之间的分散与合作,往往也是保存各个分支的重要手段。

吴国诸葛瑾一支因诸葛恪被灭三族,但是诸葛瑾的儿子诸葛乔被过继给了诸葛亮,从而得以幸免于难,其孙诸葛攀凭借着“诸葛亮”孙子的身份,过继回来续上了诸葛瑾一脉的香火。

魏国诸葛诞一脉斗争失败被灭族,但诸葛靓一支在吴国混了下去,等到后来西晋东渡,以诸葛恢为代表,让诸葛家族又再次崛起成为顶级家族。

这些套路,在各个顶级家族之间都玩得很溜,譬如颍川荀氏、河内司马氏,在袁曹之争、曹魏代汉和司马代魏的过程中,也都是将筹码分散开来,兄弟们分别支持不同的利益集团。

官渡对决时,荀湛和荀彧分别是袁绍和曹操的首席谋主,曹魏代汉时,荀彧和荀攸分别支持汉、魏,司马代魏时,司马懿的亲兄弟司马孚却站在了曹氏宗亲这边。

可以说,越是在内卷的局势下,这种家族分散投资的利益越大。

毕竟,从基因概率的角度来看,谁也无法保证老子英雄儿好汉,无论是确保家族的势力传承,避免风险和意外的出现,还是生出一个超级精英,带领家族崛起,都需要靠数量去堆。

荀氏八龙、司马八达、马氏五常......这些策略都基于一个前提,人丁兴旺。

随着生意的越做越大,需要的兄弟子女就越来越多,用来进行投资以及利益捆绑。

孙权的长女嫁给了周瑜的长子,长子娶了周瑜的长女,孙策的三个女儿分别嫁给了顾雍的儿子顾邵、陆骏的儿子陆逊、朱治的儿子朱纪。

也就是孙策死的早,少生了一个女儿,否则吴郡四姓“顾陆朱张”肯定雨露均沾。

生意做大了,兄弟实在是不够用了,那就只能自己亲自上马。

曹操成为了三国最著名的寡妇收容站,刘备也是从徐州糜夫人到江南孙夫人再到巴蜀吴夫人,每到一处就换个媳妇,孙权更是接盘了袁术的女儿,以继承袁家的势力和法理的正统。

保障利益共同体的最佳方式,就是一起生孩子,多生孩子,形成复杂的联姻网。

而这种历代门阀崛起的必然炒作,却被一场会议打断了。

1980年3月,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中央书记处委托中办,连续召开了5次人口座谈会,此后,国家计生委成立,计划生育被定为基本国策并写入宪法。

从陈慕华到彭佩云,计生委也成为了国务院的权重部门和快车道。

硬币都有正反两面。

虽然计划生育极大的影响了中国的劳动力红利,导致如今老龄化的急速到来,但也同时制约了第一代权贵集团的迅速扩张。

作为新中国的第一代新人,1949年左右诞生的“天命N胎”,虽然遭遇了一系列无情镇压,却在80年代的改开、混改过程中享受到了最大的红利,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受益者。

不过,“天命N胎”也遭受到了史无前例的繁衍制约,1980就是一条线,不能生出“天命N*N”,将积累的庞大红利传承下去。

举两级别稍低的例子。

1951年的王石(副部背景),创立了万科,但只生了一个女儿,使得这家中国最强大的地产公司没有了实际控制人,变成了社会型企业。

1954年的王健林(副厅背景),创立了万达,但只生了一个不愿意继承家业的儿子,使得这家国家最优秀的商业地产公司给予了职业经理人大量的机会。

不同于民营企业家的孙宏斌,王石和王健林们,依靠着政治红利在崛起于改开,但也受到了严格的政治生育束缚,让他们的权力与财富无法形成垄断式的家族传承。

这就像刘强东没管好拉链损失的根本不是钱,张艺谋三胎被罚也不在乎那点钱,这位北京奥运的总导演跟东哥一样,吃着政策饭,丢失的是政治形象与机遇。

这也使得如今的中国,没有出现隔着门阀日本和财阀韩国的模式,老爷子要从一群子女当中选出最合适的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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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王石和王健林不想搞百年传承的家族企业,而是他们被限制生育之后,根本没得可选。

这也使得中国,没有了家族传承的使命,企业家也就不会刻意制造行业垄断和企业控制权垄断,该退隐的时候就会退隐,把控制权交出来。

没有了血缘的紧密纽带,企业接班人不会像日韩那样靠身份上位,摆脱了人身依附的职业经理人们,借此得以大规模的崛起,高级职务成为了大家比拼实力的赛场。

国家对于顶层的限制生育,变相完成了一次商业层面的反垄断反并购重组。

国企领导们尚且不敢逾制,更不要说体制内的大员。多生一个80后孩子,面临的是政治前途的灰飞烟灭。

这就引发了一个权力的结构性变化。

试想,如果认罚个千八百万,就可以光明正大生孩子的话,那么吊打王思聪的80后“赵公子”们,就会大规模涌现在我们身边,纷纷把70后的祁厅长们当狗使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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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怕祁同伟都官居汉东省公安厅厅长,跟老婆梁璐闹别扭之后,有大局意识的吴慧芬也劝告省委副书记高育良,让他劝祁同伟别闹了。

吴老师的原话就是,“梁璐的两个哥哥都不是等闲之辈”。

70后的梁璐,老爹是前汉东省委副书记,这两个兄弟的位置自然也不会低。

明显气短的现任高副书记,也就乖乖的去劝告省厅祁厅长“以和为贵”去了。

这就是时代,70后的普通人祁同伟,只要跪了,那就得跪梁公主一辈子,给赵公子当一辈子的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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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后的“天命N胎”可以凭借着老爷子打下的基础,从路线到政策再到计划然后方针最后完成,兄妹们相互扶持助力,只要一人得道,就可以鸡犬升天。

更多的家族通过少爷、姑爷、师爷形成了庞大的组织架构,形成了对众多行业的垄断性侵蚀,形成贾史王薛的大家族。

他们的70后的子女们,不需要通过努力,就可以凭借血缘和相互帮衬,占据优渥的生存空间和领地。

可是,80年代的生育一刀切,不能用权和钱搞定的生育权,彻底断绝了“天命N胎”成为财阀、门阀的可能。

家有80后独子的家族们,不仅无法建立广泛的联姻网络,无法分散站队。

甚至一旦独苗出了变故,或者不成器,那么百年基业的传承会毁于一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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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想,如果赵瑞龙有几个兄弟,其中有人娶了钱郡主,有人娶了孙县主,有人娶了李瓮主,相信汉东省的赵老爷子也不会那么容易出事儿。

一个高级官员的陨落,会导致下面无数的官员有机会调整位置晋升。

一个利益集团消失,会引发整个行业出现繁荣。

再加上当时流行的出国潮,让80后的赵公子们被送出国,断绝了政治力量的传承。

鲸落万物生,垄断的力量无法传承甚至毁灭,必然会使得底层的机遇倍增。

而且,由于圈子内数量的大幅减少,“天命N胎”的独生子女很难寻找到匹配的同阶层理想对象,不得不向下寻求伴侣。

也使得80后获得大量通过婚姻直线飞跃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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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说点实际的,回到个人的选择。

首先,80后,一生都有可以逆天改命的机会。

这不单纯是改革开放的红利,更是因为上层生育限制引发的权力真空,避开了垄断巨头的鲸吞和权力维度的打击。

这是结构性的红利,是80后独有的红利,是以整个国家民族劳动力出现拐点为代价,带来的红利。

他们从生到死,在同龄人竞争中,都不会遇到降维打击。他们是新中国最幸运的一代人,这代人任何时候奋斗都不晚,都拥有了无尽的机遇。

其次,98后至15前,虽然商业阶层放开生育,但权力阶层的生育没有放开,使得这代人还没有遭遇顶层的天花板。

所以,98后依旧是富裕中产的黄金时代。

富裕中产以上的孩子们依旧有着无尽的可能,应该不惜一切代价的投入和拼搏,尤其是建立圈子,这是新中国向上迈进阶级的最后机会。

但是对于普通中产来说,面临的局面却是越往后越艰难。富裕中产规模的急速扩张,让普通阶层向上跃进之路越来越激烈。

最后,从15年开始,随着天命二胎和天命三胎的大规模出现,顶层资源的归集,导致上升通道将会以幂次函数级别的锐减,出现了不可逆的上层阶级固化。

这也会逼迫富裕中产无力上冲之后,以极大的动力建立护城河,保障自己的阶级不下坠。

这更将导致普通中产的跃迁难度激增,不得不迎接与底层的全面搏杀。

最后,有一句话不吐不快,80后的成功模式,是不可复制的。父辈们在路径依赖之下,盲目复制同龄人的成功模式,有可能会害了下一代。

就像哈耶克说的,通往地狱的道路,通常是由善意铺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