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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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先秦时期中国古代文献中即有对南海命名的记载,宋代以后,随着航海技术的发展,民间对南海诸岛的命名更趋实用化。明清时期《更路簿》对南海诸岛名称有详细准确的记载。清末和民国时期政府对南海诸岛有新的命名,但渔民命名的岛屿多被重视,渔民习用地名与古籍记载地名有一定渊源关系,这种稳定性和连续性对于传承历史文化遗产有着重要意义,渔民对南海诸岛的命名对近现代政府命名南海诸岛有着程度不一同的影响,更是当代南海诸岛标准命名的源泉,也证明了南海诸岛与中国大陆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关键词:南海诸岛;命名;南海渔民

晚近南海问题研究的新思路涌现,但从史地角度进入,特别是基于南海诸岛命名的细化研究依然重要,能为解决南海问题提供基本的史料与分析,也最具说服力,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多,总体来看,这些研究成果侧重于论证南海诸岛的命名演变,以及从科学与文化的角度强调渔民习用地名的重要性,鲜有从历史时期论证南海诸岛命名的稳定性和连续性,而且未能全面而客观地看待历代政府对待渔民习用地名的态度。因此本文重在论述渔民习用命名对于古代海岛命名的承继,以及历代政府对于渔民习用地名的不同态度,特别是近期对于这一命名方式的尊重程度及其对于民间传统文化的传承意义。

一、我国古代对南海诸岛的命名方式和规律

我国古代对南海诸岛的地名命名至少已有两千余年的历史,源远流长,代代相承,丰富多彩,从不间断,深刻反映了中国人最早发现、最早命名、最先对南海诸岛开发和经营管理的历史事实,也是中国人不断认识南海、不断增进海洋文明建设和丰富海洋文化的生动体现。纵观我国古代对南海及南海诸岛的地名命名的历史发展进程,可以看出如下特征。

1.对南海的命名

对南海的命名,主要以方位和海洋形态为主要命名方式。“南海”之名就是以方位命名,最早出现于先秦文献《禹贡》篇:“导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诗·江汉》有“于疆于理,至于南海”的记载。当时,中原地区为统治核心地区,南海位于中原以南,故名之南海。先秦文献记载的“南海”皆是指今南海。如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山海经·海内南经》记载:“离耳国、雕题国、北朐国皆在郁水南。郁水出湘陵南海。”(郁水今广东西江,流入南海中)因南海在中国的位置几千年来从没有发生变化,构成了一种固定的、永久的关系,故又被国际上所接受,称为“南中国海”。

汉代开始对南海称谓有称之为涨海的,这是以海洋形态对其命名,如东汉杨孚《异物志》记载:“涨海崎头,水浅而多磁石。”三国时期的万震也在《南州异物志》中记载:“东北行(从马来半岛到中国),极大崎头,出涨海,中浅而多磁石。”对于“涨海”之名的含义历史上有两种不同的解释:其一是晋代张华在《博物志》的记载:“天地四方,皆海水相通,茫茫一巨浸焉。茹而不吐,满而不溢,故涨之名归之。”清初人屈大钧说:“炎海善溢,故曰涨也。”他还说:“凡水能实而不能虚,惟涨海虚时多而实时少,气之最盛故涨,若夫飓风发而咸流逆起,大伤禾稼,则气郁抑而不得其平,亦涨之说也。涨海故多飓风,故其涨信无定。”康熙《文昌县志》也记载:“夫南溟者,天池也。地极燠,故曰‘炎海’;水恒溢,故曰‘涨海’‘沸海’。”唐代时将西沙群岛称为“九乳螺洲”也是以其这一带海域像“九乳螺”而名之。

2.对南海诸岛的命名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献对南海诸多岛屿和海域形态有了更为准确的命名,如“象浦”“石塘”等。晋代裴渊的《广州记》载:“马援凿九真山,即(积)石为堤,以遏海波,自是不复遇海涨。”南朝时期沈怀远的《南越志》记载的与此相似。到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又记:“郁水又南自寿冷县,注于海。昔马文渊(即马援)积石为塘,达于象浦,建金标为南极之界。”据韩振华先生考证:“六朝时石塘已有象浦、象水、象渚等名,到了唐代称之为象石(象浦石塘),也是继承前人的旧地名演变而来。”这时的“石塘”和“象浦”均指今西沙群岛的两大群岛之一的永乐群岛。明清时期海南渔民的《更路簿》也沿用此名,但后世对“积石为塘”的来历已不甚关注,大多理解为因是周围有大环礁而中间为水塘故名。

宋代将指南针用于航海,开启了世界上大帆船航海时代,中国人在南海上的频繁航行为各个岛礁的发现和特性认识奠定了基础。此时已将“长沙”和“石塘”作为南海诸岛众多灰沙岛、大环礁、暗沙的总称,而且有了“千里长沙”“万里石塘”或“万里长沙”“千里石塘”的称谓来形容其广大。但具体到这两个地名在今何处,史书记载不一,争论不休,也各有所居。明初的《郑和航海图》上绘制并标明“石塘”“万生石塘屿”和“石星石塘”这三个地名,专家基本上认为“石塘”指今西沙群岛,“万生石塘屿”指今中沙群岛,“石星石塘”指今南沙群岛。因为从图上可知,“石星石塘”海域是大面积的沙粒,这正是南沙群岛岛礁特征,即沙洲和暗沙众多,是航海最危险的海域。史书上记载的“石塘”地名就被海南渔民传承下来,而且已经具体到指今西沙群岛的永乐群岛及海域,如海南渔民现存最早的《更路簿·驶船更路定例》记载有“石塘”的地名,在《立东海更路》篇中有两条记载从“石塘”始发的更路,如第10条:“自石塘(永乐群岛)上二圈(玉琢礁),用乙辛辰戌,二更收。对东南。”显然这是海南渔民继承了古代传统的地名名称。对于其他岛屿命名特征,有如下几种。

第一,以濒临陆地名称命名。宋代南海已被区分为许多海区,约有20个“洋”名,南海的主要岛礁和望山也都有了名称,以所濒临陆地域名或岛屿名称命名的有很多,如濒临陆地上的州有明州洋、苏州洋、琼州洋、交趾洋;以在海中的岛屿名称命名的有七洲洋、昆仑洋等。交趾洋北连琼州和廉州海域,钦江南流入海,“分为二川,其一西南入交趾海,其一东南入琼、廉海”。清代将海南岛东部海域称为“琼洋”,显然是以濒临海南岛(海南省称为“琼”)之名名之。清代的《崖州志》和民国《感恩县志》皆记:“洲东接大洲洋,有千里石塘、万里长沙,为琼洋最险之处。”

宋代文献有两处“七洲洋”(又名七州洋)的记载,一处在海南岛东部海域,另一处指今西沙群岛。如南宋的《梦粱录》记载:“若欲船泛外国买卖,则自泉州便可出洋,迤逦过七洲洋,舟中测水约有七十余丈。若经昆仑、沙漠、蛇龙、乌渚等洋。”“自古舟人云‘去怕七洲,回怕昆仑’。亦深五十余丈。”海南岛东部的“七洲洋”在明代张燮的《东西洋考》引《琼州志》中有较详细的记载:“在文昌东一百里海中,有山连起七峰,内有泉甘冽可食。元兵刘深追宋端宗,执其亲属俞廷珪之地也。俗传古时七州沉而成海。”即是洋中有七座山故名,史书称“有七峰,状如七星连珠”,又名七星山,该洋也被称为七星洋。而西沙群岛的“七洲洋”也是因有七个岛,古代将海中的岛视为“山”,故称“七洲洋”。

第二,以海水的颜色命名。南海之水因远近、观察的时间不同,水的颜色多种多样,成为有经验的舟师判断水深、航向的标准之一。《梦粱录》记载:“相水之清浑,便知山之近远。大洋之水,碧黑如澱;有山之水,碧而绿;傍山之水,浑而白矣。”元代人将交趾与海南岛之间的海域称“绿水洋”,在其他海区又有黄水洋、黑水洋、青水洋等。

可见,我国古代给南海海域的命名,是在长期的开发和经营管理中经过了从宽泛到具体、从简单到复杂的认识过程,也是中国人对南海的天文地理知识不断积累和丰富的过程,而且在世界海洋知识命名中独树一帜,有自己完整的独立命名系统。

另外,我国古代对南海诸岛的地名命名几乎像海域的命名一样历史悠久。早在三国时,朱应曾在《扶南传》中写道:涨海中“底有盘石,水深二十余丈,珊瑚生于石上也。初生白,软弱似菌”。这里指出了南海诸岛的形成是由珊瑚虫不断地黏附其上而形成的,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最科学的解释。

至于何者为“岛”,何者可以称为“礁”,我国在九百多年前的宋代也已经有了合理的定义:“至若波流而漩伏,沙土之所凝,山石之所峙,则又有其形势。如海中之地,可以合聚落者则曰洲,十洲之类是也;小于洲而亦可居者则曰岛,三岛之类是也;小于岛则曰屿;小于屿而有草木则曰苫,如苫屿;而其质纯石则曰礁。”现代我国将海洋地名分为岛、洲、礁、沙、滩等五类,除没有“苫”的定义外,其他多数在宋代已有之。

二、近现代官方公布的南海诸岛地名

清朝末年,南海权益屡受侵犯(如外国人在我国南海擅自搞测量、在岛上采鸟粪、擅自对岛礁命名等),清朝政府开始对南海进行具有宣示主权意义的命名。民国初,一些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西沙群岛对海防的重要性,“地居琼崖东南,适当欧洲来华之要冲,为南洋第一重门户”,也开始了推动政府对西沙群岛岛礁的命名。

第一,清朝末年李准巡海时对西沙群岛岛礁的命名。清宣统元年(1909)农历四月初一至二十二日,广东总督张人骏派水师提督李准率170多人前往西沙群岛考察。他们分乘伏波、琛航、广金等三艘军舰到西沙群岛巡视勘察16座岛,并测绘地图,勒石竖旗,将西沙群岛总名命名为“西沙岛屿”,并给16座岛屿逐一命名,这16座岛分别是:伏波岛、甘泉岛、珊瑚岛、琛航岛、广金岛、丰润岛(1935年改称为林康岛,1947年改称和五岛,1983年改称为东岛)、邻水岛、霍邱岛、归安岛、乌程岛、宁波岛、新会岛、华阳岛、阳湖岛、休宁岛、番禺岛。从这16座岛的名称可以看出李准这次给西沙群岛命名的特征有:一是以纪念清军军舰命名,有伏波岛(1947年和1983年又称为“晋卿岛”)、琛航岛、广金岛;二是以岛礁或海区特产命名,有甘泉岛(李准巡海时发现此岛泉水甘甜可饮故名)、珊瑚岛(李准巡海时发现此岛珊瑚极多故名);三是以人物籍贯命名,如时任两广总督张人骏为丰润县(今河北丰润)人,李准便将东岛命名为“丰润”岛,其他如邻水岛、霍邱岛等10个岛皆以随李准登岛人的籍贯命名。

李准为了宣示主权,每到一座面积较大的岛,都要举行“勒石”“竖旗”等活动,还绘制“海图,作中国之领土”。如到达甘泉岛,就“勒石竖桅,挂旗为纪念焉”;登上珊瑚岛,“亦勒石悬旗为纪念”;给琛航岛命名后,也进行“勒石竖旗”。最后,“业已分别勘明,将各岛逐一命名,以便书碑。”

李准是首次巡视西沙群岛,为何能这么容易地到达各个岛礁?笔者认为,这可能得益于海南渔民的指引。因为在这次“复勘考察”的人员名单中有100名海南渔民受雇,“小工一百名(在三亚榆林港万县即今之万宁县陵水一带雇募。现近四月,渔船均不出海,拟即雇此项工人,兼作引水)”。“引水”应为“领航”之意,说明海南渔民有所参与。

这次命名的不足主要是把西沙永乐群岛中的中建岛命名为“南极岛”,实际上它不是“岛”,而是沙洲,也不处于“南海极南”,这是历史发展中的局限。

第二,民国时期的岛礁命名。民国政府曾两次公布南海诸岛地名,都是在我国南海主权遭受侵犯的情况下公布的。第一次是在1933年法国入侵我国南沙群岛的九个岛(史称九小岛)时,在全国人民的抗议推动下公布的。1935年,水陆地图审查委员会审定公布了包括西沙群岛在内的南海诸岛地名132个,这是第一次较为全面公布了南海诸岛地名,也是首次将南海诸岛划分为东沙岛(今东沙群岛)、西沙群岛、南沙群岛(今中沙群岛)和团沙群岛(今南沙群岛)。

限于当时的条件,这次公布的地名有两个主要缺点:一是公布的大部分名称都是外国人擅自定名的音译或意译而来的;二是当时海南渔民已有非常系统的南海诸岛地名命名,总数约有100个,他们不但一个都没有采纳,就连李准在1909年巡海时对西沙群岛的16个命名也没有采用。

第二次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侵占了我国南海诸岛,并擅自更改这些岛礁名称之后公布的,日本投降后,1947年3月,国民政府军队派军舰收回了包括西沙群岛在内的南海诸岛,当时的内政部方域司审定公布了南海诸岛地名172个。这次将1935年公布的南沙群岛改称为中沙群岛,将团沙群岛改称为南沙群岛。这样,第一次明确了南海诸岛的四大群岛。这一次不但改掉了1935年大部分外国名称翻译的地名,还增加了一些新的地名,其特征主要有如下几种。

一是以具有纪念意义的军舰名称命名。如西沙群岛中永兴岛、中建岛,永兴和中建都是1946年11月29日接收西沙群岛的军舰名。

二是恢复了1909年对一些岛屿的命名。如甘泉岛、珊瑚岛、琛航岛、广金岛等。

三是以中国历史上与南海有关的重大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年号等命名。这次按照西沙群岛的各个岛礁分布情况,划分为永乐群岛和宣德群岛,这两个群岛的名称都是为了纪念明朝永乐至宣德年间郑和七次下西洋事件命名。晋卿岛是为纪念明成祖时施晋卿出使南洋,赵述岛是为纪念明太祖使赵述出使南洋,森屏滩是为纪念明代黄森屏出使婆罗国(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和五岛(今东岛)是为纪念明末潘和五反抗西班牙人而命名。

四是以中华民族传统价值观命名。如南沙群岛的忠孝滩、仁爱礁、信义礁等地名。

五是以古代职官名命名。如南沙群岛的都护(总监护)暗沙、校尉暗沙、金吾(警卫)暗沙等,用这些武官命名南沙群岛,带有守卫的寓意。

六是以礁、滩地名命名。如将一些“滩”的称谓改称“沙洲”,如1935年公布的“南滩”,1947年即改为“南沙洲”,此外还增加了北沙洲、中沙洲的地名。

研究者认为,1947年的命名主要有两个缺点:一是“没有彻底根除外来名称的影响;其二是完全忽略了我国渔民早就对南海诸岛各岛礁的命名”。笔者认为,对于第一个缺点,确实是存在的。但对于第二个缺点笔者有不同的认识,因为1947年的命名已经注意到了海南渔民的命名,如在《内政部公布南海各岛新旧名称对照表》中已经使用海南渔民的习用名“大三脚脚岛”(琛航岛)、四江岛(晋卿岛)、巴岛(东岛)名称,这些都是海南渔民使用的名称。沈鹏飞在1928年编写的《调查西沙群岛》一书中也收录有1926年琼东县人李德光等呈报的《呈领经营吧注岛及吧兴岛种植渔业计划书》,还附有《西沙群岛图》及图说,上面就有双帆、长岛、吧注、吧兴谷、三圈礁、干豆、鸭公、银岛、四江、三脚、二圈礁、老粗、圆岛、尾岛、大圈礁、白岛仔、半路等18个地名,每个地名之前均注有“俗名”或“琼人俗名”。说明此时海南渔民对西沙群岛的命名已经有之,只是这些大量的海南渔民命名没有公布在国家地名之中,主要原因可能有二:一是海南渔民在南海航海中使用的《更路簿》没有被发现,里面记载的大量地名命名还不为政府所知;二是民国时期海南渔民大量的地名命名被认为是“俗名”,不受官府和文人的重视,所以民国政府没有采用海南渔民《更路簿》中的地名。但在口语中仍然有一些是海南渔民的习惯称谓,如将宣德群岛称为“上八岛、东七岛或上峙”,将永乐群岛称为“西八岛、下八岛或下峙”,将西沙群岛的两大群岛分别称为“东七岛”和“西八岛”。

三、南海诸岛的民间命名

从2015年5月至今,笔者对海南省琼海市潭门镇、长坡镇,文昌市东郊镇、铺前镇、清澜镇,儋州市海头镇等地的渔民进行深入调查,结合之前学者在1974年、1977年的调查成果,认为渔民习用地名与古籍记载地名有着一定的渊源关系。

根据笔者对文昌市、琼海市沿海30多位渔民的调查及其族谱记载,海南渔民的祖先除一位来自江西外,其余均来自福建莆田,时间均在南宋至明代,这正是《更路簿》的孕育和产生时间。由此可以推测,海南渔民的祖先迁来海南岛时居住在沿海地区,他们本身就是渔民,初到时在海南岛周边海域捕鱼,后来才远赴西沙和南沙群岛海域捕鱼。在《更路簿》中还保留一些闽南话的用语和闽南渔民的航海技术,如“打水托”“更”等,闽南人使用的“针路簿”与海南人使用的“更路簿”都是南海海道针经的航海指南,两者具有传承关系。

海南渔民称南海为“祖宗海”,千百年来他们就在这片辽阔的海域航海和从事渔业生产,至少从明末开始就有了用于南海诸岛航海指南的《更路簿》。据笔者研究,琼海市潭门镇草塘村渔民世家苏德柳的《更路簿》中《驶船更路定例》篇是海南渔民现存时代最早的,其中就有全富峙(全富岛)、老粗峙(珊瑚岛)、世江峙(晋卿岛)、三足峙(琛航岛)、尾峙(金银岛)等岛屿名称的记载,在《立东海更路》篇中又有“银峙”(银屿)的记载。另外海南渔民还有“口传更路径”和自己绘制的海图名称。从当时已经发现的苏德柳、彭正楷、郁玉清、林鸿锦、王国昌、麦兴铳、卢洪兰、李魁茂(以上均为琼海市潭门镇渔民)、蒙全洲、陈永芹、符宏光(以上均为文昌渔民,符宏光的为海图)的《更路簿》地名记载中可知,从明代到近现代海南渔民对南海诸岛的命名具有一致性的特征,如称“峙”为岛和沙洲(海南方言“峙”的发音同“岛”);称“圈”或“塘”为环礁;称小沙洲或个别暗礁为“峙仔”;暗礁排列成串,远望成线,故海南岛渔民称之为“线”或“沙”(因海南方言线、沙同音);称“线排”或“沙排”为暗沙;称“廊”为暗滩,指淹没在水下较深的暗滩,源于海南渔民捕鱼时的网经常被淹没在水下较深的暗滩拦住,便知水下有暗滩,遂称此为“拦”,海南发音为“廊”;暗礁顶部展平的,似铲,海南岛渔民又称之为‘铲’。“海南音‘铲’和沙相同,故暗礁又称为‘沙’”。其他还有用大、仔、顺序号等表示的名称,如按顺序先到的就称为“大筐”(华光礁),稍次的称为“二筐”(玉琢礁),再次的称为“三筐”(浪花礁)。

这些命名都是以海面为准,从高出海面的“峙”开始,向下按深度逐次命名。如“峙”的含义是在海水高潮时也露出水面;线(沙)是高潮时淹没、低潮时显现的暗礁;线排(沙排)是低潮时也不出露,淹没在海面下较浅的暗沙;廊是低潮时不出露,淹没在海面下较深的暗沙,等等。有专家将海南渔民的命名总结归为13类:以气候命名、以水文命名、以生物命名、以大小命名、以颜色命名、以传说命名、以水产命名、以岩性命名和以吉祥命名,突显了南海诸岛命名的“历史性、民族性、乡土性和稳定性”。这是历代渔民在南海诸岛航海和捕鱼的经验积累,是世界上独一无二最为完备的民间命名系统。

海南渔民通过几百年在南海诸岛生产实践的积累,清代嘉庆至道光年间已在西沙和南沙群岛形成成熟的线路和捕鱼区。他们编写的《更路簿》也已处于稳定阶段,突出表现在不仅对西沙和南沙群岛的每一座大的岛礁都有了命名,而且对各个岛礁的位置、地貌和人文特征有了细致入微的记载。如海南渔民根据我国古代“上北下南”的看图习惯,称南、西方为“上”,称北、东方为“下”(如称西沙群岛偏居东北的宣德环礁为上峙,偏居西南的永乐环礁为下峙),称东、东北为“头”,称西、西南为“尾”(如西沙洲在赵述岛礁盘之西,故称为船暗尾),有的称它为“亚村”(海南渔民方言意为“屁股”,因此名不雅,故多写成“尾”),如金银岛在永乐环礁西南端,故称为“尾峙”。还有将形制较小、不成熟的称为“仔”,将形似箩筐、外围被一圈礁盘包围、内测风浪较小的水塘称之为“筐”“圈”“圹”等,这样便有了诸如“尾峙”“筐仔”等名称。海南渔民出海时一般是从北向南航行,他们将先到的礁称为“大筐”或“大圈”,次到的称为“二筐”或“二圈”,再次到的称为“三筐”或“三圈”,因这些“圈”或“筐”形似渔民家中常用篮筐故名。

大约清代晚期的《更路簿》有的已经细化到对“南边门”“北边角”“圈中间”的记载,如琼海市潭门镇孟子园村船长王诗桃《更路簿·东海更路部》记载:“大圈南边门去半路,(用)艮坤,三更收。”“大圈北边角去猫注。”海南渔民的南海诸岛地名命名越是具体化、细致化,说明他们对这些岛礁的观察和体验所赋予的文化内涵就越是丰富多彩,寓意深刻。

这种有着丰富内涵的习用地名也注定流传久远,记载这些地名的《更路簿》也是价值不菲。随着我国国家标准地名的普及,在许多渔民的《航海日志》中出现了新旧地名名称混用、《更路簿》中的航向(针位)、航程(更数)与海图上的度数和里程并用的情况,如王诗桃《更路簿·东海更路部》补充条文中第33条:“永兴往大圈头,(用)220(度),(用)艮坤兼一线丑未,4.4(更)。”该条的“永兴”指西沙群岛的永兴岛,“大圈头”指西沙群岛的华光礁的头部,“用220度”指海图上的度数,“用艮坤兼一线丑未”指罗盘上的针位,“4.4更”指从永兴岛到大圈(华光礁)头的更路。短短的一条就包括了海南渔民地名命名——大圈,又有政府的官方命名——永兴岛,还用古代的罗盘针位给岛礁命名,如丑未(渚碧礁),表明渔民习用地名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渊源关系。

四、结语

中国古代对南海及南海诸岛都有准确的命名,清末及民国时期对南海地区又有了更细致的命名,对渔民命名传统及中国传统文化亦有关照,1983年4月和2020年4月,中国政府大量采用海南渔民以《更路簿》为主的地名名称,使南海地区的社会发展具有稳定性和持续性,对于传承历史文化遗产有着重要意义,也证明了南海诸岛与中国大陆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作者:李旷远 阎根齐

来源:《中州学刊》

2020年10月 第10期

选稿:何铂 羽

编辑:汪依婷

校对:计梦菲

审订:刘言

责编:黄舒馨

(由于版面有限,文章注释内容请参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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