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中所说的三件事几乎是在很短的一个时期内同时发生的，而且它们之间有一定的因果、推进等关系。

十九世纪中叶，大清帝国可谓内忧外患，大清皇帝已经焦头烂额。

一八四零年的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屈辱史的开端。

雪上加霜的是，十年后，江南的太平军声势浩大，于一八五三年定都南京，改称天京，建立太平天国。与此同时，捻军开始活跃在长江以北的皖苏鲁豫四省部分地区，位于淮河与大运河交汇点上的淮安自然也难以幸免。

江淮一带处在战乱中，堪称大清王朝生命线的漕运一时中断，设在淮安府的漕运总督几乎成了摆设。

加上海运日渐发达，后又铁路出现，在中国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发挥了极其重要作用的漕运随之越发式微。

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位对淮安地区后来的行政布局有很大影响的人物出现了，他就是官至四川总督的吴棠。

吴棠（字仲宣，号棣华），1813年（嘉庆十八年）生于安徽明光市三界镇（当时属于盱眙）的一个平民家庭。道光十五年（1835年），在他22岁时中举，十四年后（1849年）被授淮安府桃源县（今江苏泗阳县）令，开始其为官生涯。两年后（咸丰元年、1851年），吴棠调任淮安府清河县（即今清江浦区和淮阴区范围）令，与淮安的关系又近了一步。

在这期间，吴棠曾被委派署邳州知州，并率众击退犯境的山东捻军，“擒斩数百人”，地方得以安宁，因此得上司赏识。

在邳州一年后（咸丰三年），吴棠又回任清河县，时值太平军、捻军风起云涌，反清杀官、声振华夏，清廷摇摇欲坠。吴棠带兵征战于徐淮之间。

咸丰十年（1860年），捻军首领率二万余众进攻清河县。当时的清河县城清江浦只是“浦”，没有城池，无防守壁垒，一马平川，故而被轻易攻克。

驻于清江浦的河道总督庚长等逃往东面的淮安府城山阳县（即今淮安区）。为此清廷极为震怒，将漕运总督联英“交部议处”，河督庚长“革职”，尤其是裁河道总督府而并入漕运总督府。

与庚长等逃兵相反，吴棠则临危不惧，坚守本土，并招集乡勇，驻军于瓦砾之上，在清江浦北圩上亲自督战，最终击退捻军。

吴棠因守土有功，政绩卓著，开始得到升迁，于当年补徐海道，旋授四品的徐海道员，次年（咸丰十一年，1861年）又擢江宁布政使（从二品官），并代理漕运总署。又两年后（同治二年，1863年）吴棠实授漕运总督，重回淮安府。

吴棠这一次重回淮安，做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决定，为此后淮安行政布局的改变和行政中心的转移奠定了基础。

当时，清江浦经过战乱以后，民物凋敝，满目疮痍，一片萧条，原有的市井街里已经残破，再加上原本就无城池，捻军尚活跃在这一带，故而人皆视其为危地。部属均向吴棠建议，根据当时情势，据守在有“铁打的淮安”之誉的淮安府城山阳为宜。

但是，吴棠却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

尽管战乱已将清江浦变成一片废墟，尽管当时的清河县无城可据，也尽管此时漕运处于瘫痪状态，清江浦码头地位的重要性也日渐衰微，但吴棠决心重建清江浦。并且，为了更有利于清江浦的重建，吴棠依然决定将漕运总督府驻扎于清江浦的废墟瓦砾之上。

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决定，也许是他曾在清江浦做过多年的清河县令，对这儿充满了感情。当然，也有一种流传甚广的说法，吴棠此举夹杂着他的另一种特别的情感，这种情感与一个传说有关。

这个传说与慈禧有关，也和他的命运息息相关，最重要的是，它发生在清江浦。

这个故事载于恽毓鼎的《崇陵传信录》中。

故事发生在道光年间，湖南道员刘某谢世，其子扶棺回籍。丧船抵达清河县地界时，派人上岸向刘父故交、时任清河县令的吴棠报信。吴棠得信后，立即派人将三百两白银送去泊于运河码头的船上。

仆役来到河边，见到一艘丧船，经问果为某道员之灵，便呈上三百两白银作为祭礼。船上的姐妹两人，接过银钱，千恩万谢。但是，此船的灵主并非湖南刘道员，而是安徽皖南道惠征，由他的两个女儿扶柩还乡。

事属凑巧，两条丧船恰好同时停在清河码头，丧主又都是道员。

吴棠事后发觉仆役送错了地方，但既已送出，再难收回，所以索性将错就错，送一个顺水人情。于是，他第二天再封三百两银子亲自送到刘道员船上，然后再到另一艘丧船上祭拜惠征。

吴棠此举可谓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因为，意外地接受了吴棠祭礼的惠征的大女儿正是日后垂帘听政、权倾天下慈禧太后。

当时的姐妹二人因川资不够而正处于困顿之中，吴棠的三百两白银可谓是雪中送炭。姐妹二人视其为恩人，决心日后若能富贵，一定报答。

于是，吴棠官运亨通，由一个小小的县令，几年内数次被破格提拔，除了出任漕运总督，还先后出任两广总督、闽浙总督和四川总督，与直隶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曾国藩、陕甘总督左宗棠等封疆大吏齐名。

以上只是传说，不足为信，因为从时间线上看应无可能。慈禧的父亲惠征于咸丰二年（1852年）调任安徽的徽宁池太广道（分别指徽州、宁国、池州、太平、广德府）的道员。咸丰三年（1853年）初，太平军进攻安徽，惠征擅离职守逃往江苏镇江避难而被革职，随后不久病故于镇江。但是，慈禧于1852年已被选秀入宫，并被赐号兰贵人，何来在1853年又扶灵回京，还经过清江浦。

所以，吴棠在江淮一带为官时勤政为民、治水赈灾，亲剿捻军等，政绩卓著，应该是他得到快速升迁的重要因素。

其中，他坚持在一片废墟上重建清江浦，为今后清江浦逐渐成为淮安地区的行政中心奠定了基础。否则，在那个内忧外患、动荡混乱的年代，清江浦很可能就此一蹶不振，再难恢复。

上任漕运总督之始，吴棠考虑到清江浦无城池可守，即决定在运河以北筑一道土圩作为防御工事，以抵御捻军进攻。但经过与捻军的多次作战，吴棠意识到土圩的防御能力差，于是决定建造一座防御能力更强的砖石城墙。

其时，黄河已北徙，改道山东，吴棠认为，洪泽湖防洪压力剧减，拆高堰石堤并无大碍，经奏准朝廷，得以用河湖堤上条石来筑清江浦城。

清河县城开工于同治三年春，翌年（1865年）秋竣工。

于是，一座五米多高、城周长四公里左右的城池竖立在里运河南岸，让清河县城的防御能力大增，捻军再度来犯时，均未能得逞，人民得以安居乐业。

很显然，清江浦能在一片废墟中得以恢复，而且，还由原来无城的清江浦一举变成了有城池可守的清江城，吴棠功不可没，起到了极为关键的决定性作用。

光绪二年（1876年）吴棠去世时，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皆有祭文，谥“勤惠”，并在清江城（现清江浦区）里运河边建有吴勤惠公祠。

此后，随着漕运功能的日渐衰微和终结，淮安的地位如何变化，行政布局如何演变，将在本文的下篇：漕运衰落与短命的江淮省以及淮安行政中心的转移（下）中再叙。

我是@云淡风轻轻谈风云，在这里谈天说地，没有主题；东拉西扯，漫无边际，然皆有感而发，力求言之有物